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团结哪两位中共高层对付博古李德

华忠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团结哪两位中共高层对付博古李德   

        2016年08月24日 08:49
           来源：人民网

       作者：曲爱国 张从田

核心提示：张闻天后来以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中央队三人团”在长征初期的活动：“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毛泽东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曲爱国、张从田，原题为：毛泽东曾向宋庆龄借款5万美元害其差点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地区后，将国民党军薛岳部的追击部队甩在了乌江南岸地区。从江西到贵州，薛岳率领8个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横贯数省，行进数千公里，一路追击中央红军，虽不像红军部队需要跋山涉水，夺关抢隘，边打边进，但长途追击，且途中与红军多有交战，已经精疲力竭。更何况国民党军部队与红军截然不同，殊无崇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动力，胜则骄横，败则落魄，不胜不败却长途跋涉，对其来说则是一种折磨。官兵怨声载道，部队减员严重，早已精疲力竭，士气涣散，都不愿继续前进。
薛岳本人也对入黔作战心中无底。黔军部队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不仅丢失了乌江天险，而且让开了入川大道，王家烈手下的部队虽然还有数万人，但只可摇旗呐喊，难派大用场。川军、滇军、湘军虽奉命入黔协同作战，但调动集结尚需时日，更何况地方军阀各怀鬼胎，只求自保，难以指望其配合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要率领所部强渡乌江，进击黔北，势必要孤军奋战，前途未卜。更何况红军已经在乌江北岸地区等地严密布防，胜负毫无把握。思虑再三，他令所属周浑元纵队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转入休整；吴奇伟纵队则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他同时向蒋介石建议，以黔军部队向遵义方向作试探性进攻，令川军、滇军严密布防，令湘军部队加快入黔速度。待查明红军下一步企图，各路部队也部署到位，再对红军展开新一轮的“围剿”。蒋介石此刻也接到了空军侦察报告，称：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去向不明，遂批准了这一建议。
这样，中央红军从战略转移之后，第一次摆脱了国民党军部队的纠缠。连续征战两个多月，极度疲劳的红军部队，终于获得了一次极其宝贵的休整时间。
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刘伯承出任遵义警备司令，军委干部团接管城内警卫工作。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1军团主力进至新街、老蒲场地区，构成了遵义的东北部防线；红3军团进至遵义以南的鸭溪河、尚嵇场、懒板凳地区，控制通往贵阳的公路，并扼守乌江北岸，构成了遵义的南部防线；红9军团位于遵义东北的永兴、湄潭、牛场地区，红5军团位于遵义东南的猪场（今珠藏）、团溪、江界河地区，共同构成了堵击追兵、屏护遵义的东南部防线。各部队在执行警戒与阻敌任务的同时，相继转入了休整。
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也全面展开。1月12日，红军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和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等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宗旨，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说明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和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大会宣布正式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遵义革命委员会。
在总政治部的统一组织与部署下，红军各军团都派出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的十多天的时间内，仅遵义地区就有四千余人加入红军。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在遵义及其附近地区迅速兴起，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众多补充。
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彻底解决党内和军内的路线方针问题提供极为有利的环境。而红军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和所承担的艰巨使命，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需要，又使得拨乱反正，清算党内错误军事路线，重新确立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在红军的指导地位，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成为全党、全军的共同呼声。于是，在经历痛苦的磨难与严重的失败之后，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驶出了涡旋险滩，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中国工农红军终于重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统帅毛泽东。
“‘中央队’三人团”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开始于1931年。这一年的4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接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王明等受共产国际青睐的留苏人员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并逐步掌握了大权。
193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对党的路线予以彻底否定，决定由中央派遣各苏区的中央局和中央代表，从根本上消灭“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状态”，把共产国际路线贯彻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这标志着“左倾”错误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具体推行。而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和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则完全不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反动统治根深蒂固和反动派力量极其强大的现实，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红军采取远远超出自身能力的军事行动，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了“左倾”错误路线完整的军事路线。“左倾”错误路线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形成了完备的路线与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中央苏区“左倾”错误路线泛滥，是从1931年4月开始的。在当月14日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的决议》等文件。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代表团和“左倾”错误路线的拥护者武断地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局所执行的正确路线，污蔑毛泽东等人是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事务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将毛泽东排除在了中央苏区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之外。随后，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清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1933年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中央苏区后，博古等人不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而且全面执掌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熟悉中国国情，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优秀领导人完全排斥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之外，并对反对其错误路线的人实行无情的打击。在军事上，则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推行所谓的“进攻战略”，要求红军进行“正规战”“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等，执行了一条教条主义的军事方针。到了1933年9月之后，又将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1934年5月，更是确定成立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并导致了长征初期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和步步被动。
“左倾”错误路线将党和红军推到了危险的境地。实际上，早在“左倾”错误路线滋生、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反对的力量，毛泽东等人曾与博古等人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斗争。随着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深，两者的斗争更加激烈。血的教训与严酷的现实，使得中共中央、工农红军的众多领导人和红军的广大官兵，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并且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逐步觉醒，开始深刻地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和军事路线是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选择，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党内和红军中要求改变军事路线和更换军事领导人的呼声日益高涨。
毛泽东曾这样谈过纠正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要在遵义而不是在中央苏区进行的原因。他说，如果那时进行，“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早一两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看清楚王明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
毛泽东的“必要准备”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三人团”开始的。长征开始前，负责人员安排的博古确定，除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人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一律分配到各军团随队行动，但遭到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不得不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由中央、军委机关组成的军委纵队。
军委纵队集中了一些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因而也被称作“中央队”。当时，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刚止住，身体非常虚弱，无法长时间走路。王稼祥则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被敌机炸伤，弹片留在体内无法取出，伤口化脓，久治不愈，也无法行走。毛泽东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两人欣然同意，于是毛、王两人坐担架，张骑马行进。三人同行，一个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个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个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虽当时均遭到把持党和军队领导权的博古等人排斥，但毛、张依旧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为候补委员，张并为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排名仅次于博古。因而有人比照最高“三人团”，将之称作“‘中央队’三人团”。
在三人中，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领袖，在党内、军内和政府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从1931年起就一再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排斥打击，直到被解除了党权、军权，安排做政府工作。而张闻天、王稼祥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优等生，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最初都曾经坚决地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反对毛泽东所倡导的方针路线，但在实践中逐步与博古等人的错误路线产生分歧，因而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排斥。长征开始后，最高“三人团”忙于指挥战事，无暇顾及三人。特定的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坦诚交换意见的机会。
话题自然集中于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和不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的原因上。反“围剿”战事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鲜血浇灌出的红色苏区，三人都有抑郁、愤懑之情。郁积已久的毛泽东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的过程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进行对照，向两人详细地分析了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及否定运动战战法等错误，指出了反“围剿”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不在客观而在主观，是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所采取的错误战略战术，导致了苏区的沦陷和红军的长征。毛泽东同时也向两人详细讲解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剖析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分析和讲解，令张、王两人茅塞顿开，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彻底摆脱了“左倾”路线的束缚，与毛泽东形成了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坚领导集体，共同开始了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努力。
对于这一过程，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下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王稼祥也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对于纠正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中再也不是孤掌难鸣，而是在重大问题的争论中有了坚定的同盟军，同时由于张、王两人都曾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他们的转变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党内的重要领导人正在从“左倾”错误路线中觉醒，“左倾”错误的阵营已经分化，再也无法一手遮天，垄断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了。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陷入困境，且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他们挺身而出，开始与博古、李德展开坚决的斗争，开始了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艰苦努力。斗争的焦点集中于红军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前进方向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西入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这一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坚决支持。从通道会议开始，三人与博古、李德展开激烈的争论，公开批评李德的错误指挥，并最终在黎平会议上，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通过了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议。
黎平转兵之后，党内的争论仍在继续。张闻天、王稼祥对此极为焦虑，认为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大权，错误指挥在所难免，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让毛泽东指挥红军。王稼祥对毛泽东坦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再让李德瞎指挥，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毛泽东听后十分赞同，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问：“你看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回答：“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并要王稼祥多找几个同志商量。
王稼祥找到张闻天，张闻天也正在思索此问题，因而完全同意王稼祥的意见，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两人商谈许久，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这次谈话在贵州黄平的一片橘林中进行，时间是1934年12月20日。
当晚，王稼祥将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并征求了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高级将领的意见，大家都赞成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也赞同这一建议。
10天之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并对军委的军事指挥权限和作战指导原则作出了具体规定，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与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了积极而坚定的斗争，并逐渐得到了党内、军内领导人越来越多的支持，一步又一步地向着胜利的前途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转兵；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成果。三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闻天后来以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中央队三人团”在长征初期的活动：“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遵义会议的准备
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新城古式巷内的黔军旅长易少荃官邸，周恩来、朱德、陈云住在老城枇杷桥黔军师长柏章辉官邸，博古、李德住在老城杨柳街一个黔军团长的官邸。
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作战被动的经验教训，清算“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而开始实现党的方针、路线的根本转变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并被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的建议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会议于15日正式召开，除参加中央红军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军高级将领的支持。但要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仍需要有缜密的计划与步骤。要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三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在政治上，纠正错误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二是在组织上，更换错误的领导和改变错误的领导方式；三是在军事上，彻底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这三个问题中，政治问题带有根本性，但要彻底解决需要很长时间，仓促解决不仅难有结果，而且会直接影响党内团结，导致其他问题解决的困难。组织问题的解决也是如此。军事问题则是最为迫切的问题，只有坚决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红军方能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团结大局出发，审慎处理了各种复杂的关系，经过与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确定由张闻天根据三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起草提纲，在会议上作主要发言，并议定：将政治路线的争论、组织问题的解决以及其他政策和方针的问题的清理暂时搁置不议，首先集中力量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举行。因为政治路线虽然至关重要，但迫在眉睫的问题则是军事问题，中央红军已经失去了根据地，正处于流动作战的危急状况，改变军事路线是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而对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当时许多同志尚未看清，骤然提出会使党内受到极大的震动，不仅对于作战没有多大帮助，而且可能对党和军队的团结造成损害。集中力量解决军事问题，对于保证长征的胜利，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重大。正如陆定一后来在解释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的那样：“我们所存下的只有这部分军队，不解决政治问题并不要紧，不解决军事问题，头就没有了。”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策略，许多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问题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暂时不提。”张闻天也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当时只能这样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成为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
如果说毛泽东为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对“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做了原则性的让步，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那么另外一个意外发生的情况也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1934午10月上旬，承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破坏，书记盛忠亮（盛岳）被捕叛变，两部电台和电信机要人员全部损失，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而全部中断。这样，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导。
这一事件，使得教条主义者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庇护，再也无法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与指示作为“护身符”与“圣旨”，压制民主，强制推行错误路线了，因而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与解决自身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与控制，排除外来压力，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对此，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恼怒地写道：“1934年至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里，具体地说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这种诬蔑性的文字，恰好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阵营的无奈与分化。
当然，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聂荣臻回忆说：“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五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黔军师长柿辉章官邸二层东侧的一个大房间举行。
房间呈长方形，地上铺着红色地板，三面白色灰墙，朝外的两扇窗户镶嵌着当时非常时髦的彩色玻璃。屋顶吊着一盏煤油灯，屋中央放着一张深褐色的长桌，桌子四周放置着一些木椅、藤椅和凳子。天气寒冷，周恩来特意嘱咐军委作战部的参谋生起了一盆炭火取暖。会议主持者博古坐在长桌的中央，其他参加者分散坐在桌子四周，不分座次，随意就座。
会议的议程有二：（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和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项议程是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而确定的。他们认为，黔北地区虽然反动力量比较薄弱，但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又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党的工作基础也比较差，不便于创建根据地。而与黔北相接的四川则不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一则可以与位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相呼应，得到红四方面军的接应；二则四川为天府之国，是西南的首富，人烟稠密，只要红军能够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则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派系较多，且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调集大军入川不容易，便于红军作战。因此，他们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经过分析与讨论，接受了刘、聂两人的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所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会议转入第二项议程：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会议的主题。
博古首先作关于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不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工作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之间的呼应不够，等等。总之，他非常强调客观的困难，虽然也谈到了主观上的军事指挥错误，但缺乏正确认识，只承认个别政策上的错误，而不承认是路线错误，更不承认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周恩来接着代表中革军委作关于军事工作的副报告，较为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情况，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随后，会议开始对博古、周恩来的报告内容进行讨论。张闻天首先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发言，反对博古的报告内容，他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提纲，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逐条驳斥了博古报告中所列举的种种客观原因，深刻揭示了“左倾”军事路线在作战指挥、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错误要害，并对博古和李德进行了点名批评。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等人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并第一个提出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王稼祥的发言，被毛泽东后来称作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发言的主要内容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红军长征初期的损失，虽然有众多客观上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这种错误的军事路线具体表现在，在反“围剿”作战中，以单纯防御（专守防御）代替决战防御（攻势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谓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国民党军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达到了目的；分散兵力，全线出击，分兵把口，死拼硬打；在作战指挥上，机械武断，完全剥夺了下级的临机处置权；不善于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粉碎敌军“围剿”；在内线作战已经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不是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寻找有利时机，转入反攻，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在决定战略转移时，惊慌失措，转移前重大行动不经政治局讨论，并进行政治动员，部队未经休整即仓促行动；在突围行动中，消极避战，只是招架，搞“搬家式的行动”，把战略转移变成了退却逃跑。毛泽东将“左倾”错误路线的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概括为三句话：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三人发言后，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人也相继发言，反对博古的报告内容，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发言意见，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批评。
朱德在发言中，声色俱厉地追究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责任，谴责其排斥毛泽东而依靠外国人李德的错误，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在发言中，诚恳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议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他的发言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能够得到多数会议参加者的赞同，进而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博古、李德、凯丰也作了发言。“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则“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在争论中出现了一个插曲。凯丰在发言中，称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也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此事，说：“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最终形成了基本意见：反对博古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只强调客观的原因，而没有“把我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认为：没有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胜利地保卫中央苏区，以及战略转移初期行动的被动与损失，“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是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并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主要责任人是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而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同时强调：“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制造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是要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的相同的地方……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坚决地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
会议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会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最高“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马上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逐步摆脱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独立承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全军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逐步确立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它因此而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军委纵队、各军团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号召“全党同志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随后，张闻天根据会议的要求，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于1935年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印发到了各支部。
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正如刘伯承后来所讲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朱德总司令赋诗一首，阐述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长征记》，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