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之间：清代补服杂说2016-12-27 11:48:00作者： 宸言旧事

华忠

提起清代的官服，大概人们并不会觉得陌生，特别是在清宫剧泛滥的时期，各种想象中的斗笠帽、杀马特造型充斥在卫视频道里，其中八十年代港台片里比比皆是的僵尸形象至今仍旧是一些沙文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所在。可是，清代的章服制度真的这样混乱不堪么？我们的所见真的足以拿来作为对历史进行针砭的依据么？典制森严庞杂，说亦无甚趣味，不如先从一件小小的补褂开始，说几句关于清代的补服。
穿在外面的褂子
满洲（女真）人在入关前的服饰习惯与中原的袍服传统有些区别，喜欢在长袍的外面套穿较短的褂，清代的官服（礼服）延续了这一特点，即“外褂内袍”的配搭。褂的基本形制为圆领、对襟、平袖端，对襟上有五颗纽扣，长度到膝盖或小腿处，颜色多为石青色（也称红青色、天青色），遇丧期、忌辰则为元青色（黑色），这种褂子因在前胸、后背上缀（绣）有补子，因此也称补褂。不过，皇帝的“新衣”总得有个更符合身份的称呼才对，于是补褂变成了“衮服”，俗称“龙褂”或“金龙褂”。

上左皇帝衮服，上右郡王行龙补褂，下左文官冬季补褂，下右文官夏季补褂
官服中的袍主要有朝服袍和吉服袍之分，换言之，补褂可以穿在朝服袍或吉服袍外，成为朝服或吉服服制的一部分。在一些并不十分庄肃的场合中，如先皇帝诞辰行礼、皇太后日常请安、礼佛等，皇帝就经常将衮服（补褂）套穿在常服袍的外面，想来无非是减少些繁文缛节又不至于失了礼数。
朝服作为“国家最高礼服”专用的场合并不很多，一般只在皇帝登基、大婚、万寿圣节、元旦、冬至、祭天、祭地等重大典礼和祭祀活动中穿用，即内穿朝服袍、外罩补褂、肩披披肩、头戴朝服冠，相应品级的官员还要佩戴朝珠。朝服袍和上衣下裳相连的袍裙相配而成。披肩也叫扇肩、披须、披领等等，清人称其“加于项，覆于肩，形如菱，上绣蟒”，属于装饰性的配饰。朝服冠根据时令的区别又有冬夏之分，虽然冠帽的性质基本相同，但朝服冠的顶饰要更为繁复，由基座、中和顶三部分构成，宗室成员的夏朝冠模拟皇帝夏朝冠的制式，在正面装饰舍林后面装饰金花（皇帝夏朝冠为前金佛后舍林）。

左图尚可喜夏季朝服像，为单独穿用朝服袍；右图关天培冬季朝服像，为补褂+朝服袍搭配穿用
吉服是仅次于朝服的礼服，常说的皇帝的“龙袍”便是吉服。吉服袍的形制为圆领右衽大襟、窄袖加综袖、马蹄袖端，下摆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线条，即水脚，水脚上装饰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波浪和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吉服袍与补褂的配搭在清代的官场中较为常见，也是影视作品中清代官员的典型装扮。不过与朝服袍可以单独穿用不同，凡穿吉服袍时外面必穿补褂，惟一的例外是在每年三伏盛夏的“免褂期”，只有在这个期间穿吉服袍可免套补褂。大约是因为在非免褂期的暑天盛装工作也实在太辛苦，传世的清代官服中出现一种专门的下摆，估计是官员们讨巧充样子的结果。

吉服冠+补褂+吉服袍搭配穿法
“衣冠禽兽”的渊源
补缀在外褂上的“补子”作为清代官服体系的重要标识，不但通过纹样起到区分官阶大小和地位高低尊卑的作用，更是一种等级制度的表现，儒家文化的贵贱尊卑思想，在补子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补子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易于识别，使人通过视觉感官就能辨别官员的种类和官阶，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观赏性。到了吏治败坏的年代，百姓因对政府的失望而将穿有鸟、兽补子的官员称为“衣冠禽兽”，可如果对在官服上刺绣动物图案以区分官阶这事儿，真的不是清代的独创。
补子的源头，据信可以追述到盛极一时的大唐时代，《旧唐书·舆服志》载：“延载元年（694年）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左右监门卫将军等饰以对狮子，左右卫饰以对麒麟，左右武威卫饰以对虎，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左右鹰扬卫饰以对鹰，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诸王饰以盘石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虽然这次“赐服”只是女皇一时兴起的偶发事件，并不能据此认为唐代的官服上已经出现“禽兽”之图，但不知一贯以恢复“华夏衣冠”为己任的朱元璋是否是受到武则天的启发才确立了补子制度，但上述引文中以兽纹饰武官、以禽纹饰文官，且成对出现的标识方法均与明代补子相类似。

明代画像中的补服
从补服到补褂
满洲（女真）人开始引入并接受补服制度最早是在努尔哈赤时代，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规定“贝子穿四爪蟒子之补服，督堂、总兵官、副将穿麒麟补服，参将、游击穿狮补服，备御、千总穿带彪之补服”，此亦是清代官服制度的肇端。不过，这种效仿借鉴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坚持本民族服装款式特征的基础上，吸收明代补服纹样实现“润色章身”的目的，因此明清两代的补子也存在着“似是而非”的特点。
明代的补子大多织在大襟袍上，均为整块织物，素色居多，四周一般不做装饰，大小一般为40cm见方。清代的补服由大襟的袍变为对襟的褂，因此前胸上的补子正中分为两片，中间以纽襻相拼，补子的尺寸也由40cm缩小为30cm，并且在主体纹样外添加各种繁复的云纹、海水江崖、吉祥八宝等图案和寿字纹、卷草纹、回字纹等边饰纹样。一般认为，明代补子多绣双禽而清代改双为单，但从存世的清代早期补子实物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并不严谨。李晓玲女士在《清代文官补子纹样的演变》一文中曾列举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的一枚“文官一品双对鹤纹刺绣补子”，可见补子在清代也经历了一定的迁变过程。
顺治九年（1652年）四月，入关后的清廷第一次更定“诸王以下文武官民舆马服饰制”，不但对补子纹样的对应品级做出了规定，还对穿用场合及身份乃至官员家眷的补服穿用进行了明确。也恰是在这一时期，补子上出现了太阳的形象，主体纹样一般皆立于石上，多呈抬头或回头望日的形象。康熙朝时团禽造型成为一种流行风尚，应开始逐渐以孔雀羽或金线铺地。雍正皇帝即位后朝廷上下吹起一股勤俭风，奢华的工艺不复存在，补子的尺寸也较前期平均缩小了6cm，不过此时水纹的形象更加丰富起来，象征“福气”的蝙蝠形象也开始出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皇朝礼器图式》颁布后，与补服相关的典制才真正日渐成熟。

康熙年间的团禽补子
清代的补子有团和方两种，一般认为宗室亲贵用团补，文武百官用方补，但事实上较低爵位的宗室成员也是方补，只不过补子的图案不是鸟兽，而是蟒。据《大清会典》记：“亲王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郡王绣五爪行龙四团；贝勒绣四爪正蟒，前后各一团；贝子、固伦、额驸、公、侯、伯，前后四爪正蟒，方补。”有时出于恩宠，皇帝也会特别赐予“五爪正蟒”的方补。官员通常为文官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而任职于司法部门的官员部分品级均用獬豸为补。

上左亲王正龙团补，上右郡王行龙团补，下左贝勒正蟒团补，下右五爪方蟒补
在清末皇权衰微的时代，大量不合典制的补子开始出现，比如一些诰命夫人开始穿用圆形补子，虽然纹饰依旧是对应品级的禽类，但方圆之间尊卑感已然荡然无存。

清末逾制的团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