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金瓶梅》的叙事魅力 2017-03-14 17:02

如云

《金瓶梅》的叙事魅力

　　★★★★★
　　彻底颠覆
　　主流叙事
　　《金瓶梅》乃伟大的平民写实。在其诞生之前，中国的小说要么是帝王将相，要么是才子佳人，再或者归于“怪、力、乱、神”，在虚幻缥缈境界寄托人生的感愤；英雄情结构成了中国小说叙事中的巨大传统。《金瓶梅》的出现，事实上是对主流叙事模式的彻底颠覆。西门庆出身平民，从小行走于勾栏瓦肆，举止轻浮，言语粗鄙，几乎目不识丁；与他产生各种复杂关系的男女人等，大多数也都是出身卑微，主要活动于市井街头的芸芸众生：荡妇、赌徒、骗子、小贩、佣人、丫鬟，在他短促的一生，大部分的生计和日常消费都和这些人一起度过，并且从中获取了世俗的快乐；他主要的活动畋域也不过一座小小的清河县城。种种人物及其行止，占据了小说中最为重要的舞台，而在主流叙事里则轻描淡写，完全无足轻重，只是面目模糊的某些叙事符号。所以，最卑贱和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性在《金瓶梅》里得到了赤裸的展现，它事无巨细娓娓道来的大量细节一方面令人震惊，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其近乎暴力意味的完美叙事能力。四百年来，《金瓶梅》所开创的小说传统远泽后世，就中国文学而言，鲜有不从其间汲取养分者。
　　
　　然而《金瓶梅》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中国文学中的长篇叙事，在成为完整的小说文本之前，已经拥有一个或数个初具模型的话本――经由说书艺人的口口相传，其基本的故事情节相当丰满，作家的创作其实就是对于这些口语叙事的书面语言转换和重复叙述，虽然其间包含了大量的虚构、铺张和重塑，但脱胎于完整的母本仍然是其基本的文学形态。只要略加甄查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著名小说的创作背景，就可以知道，它们与民间话本的关系一衣带水，藕断丝连。《金瓶梅》虽然从《水浒传》武松、西门庆、潘金莲故事衍生而来，但是很显然，《金瓶梅》叙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武松只是一个无奈而又落拓的民间英雄，他在故事的开头仓促登场，迅速离去，与小说里延展开来的广阔生活格格不入；梁山好汉的快意恩仇姗姗来迟，仅仅是小说结尾出现的道德象征。相反，西门庆、潘金莲之流才是小说里的主角。他们在清河县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枝繁叶茂。西门庆和潘金莲不光是好色淫棍和荡妇娇娃，而是由此入手，拷问了更为广阔复杂的人性，从而使得文学中的人物塑造不再仅仅限于模式化的道德审问，进入了深远的审美视域。另外一群各具张力的复杂形象，则完全出于作家的成功虚构。至此，《金瓶梅》成为中国文学里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写作的长篇小说。从文体功能而言，《金瓶梅》也由单线条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叙事模式转入连缀式网状结构，实现了叙事的多元化趋进态势，也由此揭橥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与其后产生的《红楼梦》构成一种文体渊源关系。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而要是就文本的完整性而言，《红楼梦》的“半部现象”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许多伟大的小说作品似乎都难逃此运，这是另外的文学话题）；清代的另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叙述上可以与前两部作品媲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它从头至尾使用的吴语方言，到底遮挡了其叙事的巨大魅力。相比之下，《金瓶梅》的文本无懈可击，几乎可以认为是一支独秀。
　　
　　事实上，对于《金瓶梅》的阐释、阅读和批评从来就是暧昧模糊、飘忽不定的。赞美有加，爱不释手者有之，口诛笔伐，弃若敝履者有之，二者共生共荣，纠缠不清，有些时候往往界限不明：褒赞者也许出于某种猎奇意味的偏好，而讨伐者并非心口如一――于是成为一种有趣的阅读现象。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序中写到小说创作的原旨，“盖为世诫，非为世劝也”，通过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诸人纵欲而亡，以此告诫世人善恶相保，由色入空的道德箴义。但是作家的这种申明其实更像是一个语言上的花招，因为在古代小说里，类似的声明比比皆是，并不能够代表作者的态度。虽然有虚应风景的嫌疑，但是说出来至少可以表达一部分的道德倾向，而要是就此保持缄默，则会引起诸多险恶的猜测。似乎是为了强化作者的劝诫之意，东吴弄珠客又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这些话精彩之极，正好言中各色阅读者的心态。后世批评家们所阐述的关于《金瓶梅》题旨的论调，比如“苦孝说”、“世情说”、“暴露说”等等，虽则殊途，但大多无出其右。也即意味着，作家和读者都在追求某种道德化的诉求。而泛道德的审美阅读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阅读历史。在此情景之下，关照《金瓶梅》所表达的道德趣味，也就理所当然。
　　
　　如此强烈的批评指向其实源于《金瓶梅》对于色情欲望的张扬和反复书写。西门庆以色欲出场，又以色欲死亡，个中重要的角色，也无不尽情展示自己对于肉体欲望的追逐和迎合。其近乎挑逗的姿态，自然主义风格的话语模式，事实上是对中国文化中性话语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性话语总是半遮半掩，欲语还羞的；性话语就是公共权力的象征。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性文化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在士大夫阶层极度繁荣，蔚为壮观，另一方面平民阶层的性趣味和性追求则被不断削减和三缄其口。《金瓶梅》对于性趣味的平民化取向显然令众多道学家限于尴尬境地，也同时对于阅读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很显然，《金瓶梅》中的性书写仅仅是小说文本的一种象征，在整部小说中只占了很小的篇幅；就其性书写而言，在整个明清小说中既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好的。比如，明代小说《如意君传》、《痴婆子传》、《浪史奇观》等小说，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在写性活动，清代的《肉蒲团》则几乎全篇都是性行为的赤裸书写，这其中，《痴婆子传》写到一个女性从情窦初开到洞悉风情的过程，其性心理细致入微，笔法优美，《如意君传》描绘武则天和诸多面首之间的性活动，书写细腻，毫发毕现，其中武则天与薛敖曹交接场面，被《金瓶梅》照搬而来，成为西门庆与潘金莲诸人的肉体交欢蓝本。《肉蒲团》、《姑妄言》一类艳情小说，露骨狎亵描写充斥始终，龌龊下流，显然缺乏美感。但是若从形而下入手，寻找“欢喜心”、“效法心”，也足以满足猎奇、窥探和本能欲望。
　　
　　由此足以说明，《金瓶梅》的吸引力并非来自性书写。关键在于传统阅读所凸现的泛道德和功利主义倾向。以此为前提的批评姿态其实遮蔽了《金瓶梅》文本的巨大魅力。也同时忽略了作家进行独立创作、关注人性纬度的深刻命题。作为一部体现了完美叙事才华的长篇小说，其叙述中所蕴涵的语言智慧、隐喻性命题、公共象征、复调叙述，无一例外都让位于道德赞美和批判，从而在事实上远离了小说文本。但是，令人奇怪的地方在于，读者、批评家和道德家一方面佯装对于《金瓶梅》的文本智慧不闻不问，而宁愿讨伐小说中的道德困境，另一方面却仍然对于其中的风月故事津津乐道，难以释怀――显然，是文本内在的魅力征服了叙事中的道德缺陷，甚至由于其完美的叙述，使得《金瓶梅》里的色情场景笼罩了人性深处的感慨与悲凉。《金瓶梅》彰显了新的阅读难题：它的性描写引发了部分程度的阅读和接受混乱；它本身的叙述美感又使得性话语生动和鲜活起来。
　　

（文中配图不代表作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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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尔雅 倾情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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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雅
　　
　　尔雅，作家，影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传媒专业硕士生导师。外聘教授。甘肃省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艺界四个一批人才。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西部影视文化研究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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