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的“红娘情”周恩来邓颖超的“红娘情”

华忠

文史精华                        
2017-04-21 07:42

  1982年，邓颖超应书目文献出版社之邀，为一部书题写书名——《石评梅作品集》。邓颖超还向出版社提供了一些自己掌握的有关石评梅的资料，更让出版社惊喜的是——邓颖超还主动撰写了一篇关于石评梅的回忆文章。石评梅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她1902年出生于山西平定县,1928年去世，年仅26岁。邓颖超与石评梅既非同乡，更非革命战友。终其一生，邓颖超与石评梅都没有见过一次面，讲过一句话。为什么邓颖超对这位无缘见面的女士这么热心呢？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周恩来邓颖超的红娘说起。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与邓颖超

只有一面之缘的红娘
高君宇，1896年出生于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组织负责人之一。1921年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委员，后任《向导》《政治生活》《先驱》等刊编辑。1924年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24年5月，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0月，在讨伐“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高君宇与周恩来结识。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抱病北上。11月下旬，高君宇随孙中山离开广州抵达北京。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出席代表20人，代表着994名党员。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参会。高君宇以《向导》周报编辑身份参会。高君宇大周恩来两岁，会议期间，两人相谈甚欢，颇为投机。他们不仅谈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还谈了个人的感情问题，互通了恋爱情况。高君宇正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体育及国文教员石评梅相恋。1923年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时，经过书信联系，与在天津达仁女校任教的邓颖超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周恩来回国后一年多了，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机会与邓颖超见面。中共四大会议结束，高君宇临上火车返回北京前，周恩来掏出一封给邓颖超的信托高君宇转交。
高君宇在返回北京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于1925年1月25日来到天津达仁女校找到邓颖超，当面递交了周恩来的信件。这是高君宇与邓颖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给邓颖超留下终生印象。57年后的1982年7月，78岁的邓颖超对高君宇记忆犹新：“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较为成熟的青年。”邓颖超用了“一见如故，交谈甚洽”评价这次见面，称：“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恩来同志之间热诚的‘红娘’。”
1925年1月28日，一场雪后,刚刚回到北京的高君宇与石评梅同游了陶然亭。3月6日，高君宇因急性盲肠炎在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后大出血去世。当时，邓颖超正在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突然听到君宇同志逝世的噩耗，深为悲痛，极想见到他的情人——石评梅女士，给予安慰”。3月29日，高君宇追悼会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举行。赵世炎（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主持。邓颖超参加了追悼会，“怀着极其深痛的心情和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见到女作家石评梅。但是那天很出乎我的意外，评梅女士并没有参加追悼会，可能因为她悲痛过甚而不能参加。”高君宇胞弟高全德1982年回忆，石评梅本来是要参加追悼会的，但是她在途中被高全德和石评梅的朋友庐隐等人拦住了，“因为君宇的死，她已昏厥过几次，不能让她过分增加悲痛。”
1925年5月8日，根据高君宇遗愿，经石评梅提议，北京党组织将高君宇遗体安葬在陶然亭畔。墓碑上刻有石评梅写的文字：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
3年后，即1928年9月，石评梅因病去世。3年中，石评梅多次去陶然亭扫墓。1926年12月所写的《我只合独葬荒丘》记述当日“迎着寒风，扑着雪花”，“独自趋车去陶然亭”的事。文中写道：“我抱着墓碑，低低唤着他的名字，热的泪融化了我身畔的雪……”1929年10月，石评梅灵柩被移到陶然亭入葬。石评梅墓位于高君宇墓右侧，两墓成双并排，两墓碑相仿。石评梅墓碑文正中刻篆书“春风青冢”。
而在1925年7月，就是收到高君宇转交的信后的6个月，邓颖超奉党的指示，离津南下，取道上海，于8月7日抵达广州。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住在广州文德东路文德里。
周恩来四次过问高、石墓
解放前，陶然亭“高石墓”逐渐成为青年们瞻仰、凭吊的胜迹，因其生前忠贞不渝的爱情，被誉为“鸳鸯冢”。
新中国成立不久，北京的治安形势还不稳定，周恩来即来到陶然亭凭吊高石墓，缅怀战友。那一天，周恩来刚到不久，就被周围学生和群众团团围住。有的学生要求周恩来唱歌，总理说：“好啊，我来指挥，咱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好！”众人发出一样的声音。于是，周恩来打着拍子指挥大家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接着，又唱了《三大注意八项纪律》。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警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挤进人群，对总理谎说：“家里有事请您速回。”周恩来只好告别群众并表示下次再接着唱。于是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通道，鼓掌欢送。在归途的汽车上，警卫人员提醒总理注意安全问题。周恩来说：“下回我一定注意，但是你们也得原谅我这一次，能在陶然亭放声歌唱，这是我和高君宇的共同愿望，今天实现了，让高君宇听听人间这壮阔的歌声，他们会很高兴的。”
其实，周恩来邓颖超早在1920年8月16日就来过陶然亭。那天，觉悟社在慈悲庵（陶然亭位于慈悲庵后院）北厅召开茶话会，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团体代表共20人参会。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出说明，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
1952年，北京市政府决定修建陶然亭公园。这里荒冢累累，杂草丛生。市政府发出限期迁坟的通告，对无主坟墓逾期不迁者，由政府迁至南郊人民公墓埋葬，其中赛金花墓、香冢、高石墓也被迁往南郊人民公墓。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组织了七千名民工对陶然亭四周的臭水污塘进行全面整修，凿东西两湖，堆土成山，栽花植树，并以“陶然亭”命名了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开辟的首座公园。周总理在视察公园施工情况时，没有找到高石墓。他曾就高石墓的下落，询问慈悲庵主持义安长老，得知内情后，当即建议将高石墓迁回公园。
1953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召开第十二次联合办公会议，决定将高石墓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1953年7月，高石墓从南郊人民公墓中迁出，合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的墓身是用水磨石边镶鹅卵石制成的，并立一方高130厘米、宽130厘米、厚50厘米的青玉石碑。
1956年6月3日，周总理审看北京市规划草图和中心区方案，对陶然亭公园把高石墓移出去的事情提出批评。他说：“你们搞风景的，却是煞风景。我第一次去，墓碑还在，第二次去，高的墓碑却没有了，真是煞风景。石评梅对高君宇的恋爱能够这样专一，也很难得，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嘛。高君宇是老共产党员，是第一届中央委员。这也可以向青年宣传，革命与恋爱是不矛盾的。”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关怀下，高石墓很快就迁回了陶然亭公园。由于公园建筑布局已有了变化，迁回的高石墓建在先址东北约百米处的湖心岛北侧，并于同年8月24日竣工。重修后增加了水泥棺套和盖板，以为防护，左右增植了白皮松幼林，以此为墓地之屏障。
文革中，上级要求“把陶然亭公园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办成彻底的社会主义公园”。在破“四旧”高潮中，高石墓在劫难逃，先是被污为“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产物”，继而又据高君宇碑文中有“担任北京国民党总务股主任”等字句，将其打成“叛徒”。1968年，陶然亭公园革命委员会将高石墓拆除。公园职工将墓碑移至公园花卉班，用做“石凳石桌”，从而避开了红卫兵的追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政治气候有所改变，高君宇之侄高培春到陶然亭公园询问高墓的下落。高培春根据公园职工提供的情况，上书中央，要求为高君宇恢复名誉并修复墓葬。1973年冬，周恩来在病中得悉，深为关切，亲自批复来信，责成北京市委解决修复墓葬一事。当时，陶然亭公园正要立一大型领袖塑像，认为不宜恢复高石墓。经过数次反复，周恩来最后裁定：“高君宇按地委级待遇，墓坟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北京市民政局负责墓葬整理工作，开挖后，取出高、石遗骸，分装两个大塑料袋运去火化，火化后，高的骨灰遵周恩来之命，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而石的骨灰如何安置却成了问题。整理者认为高、石二人未婚，石不能视为高的妻子，故按一般市民对待，送往老山公墓存放。石评梅棺内之图章六枚、玉质装饰品一枚，设一大档案袋并骨灰盒一起存放老山公墓。
邓颖超六次凭吊高、石墓
邓颖超在1982年写道：“北京解放后，我也曾与一些同志和青年一代几度到陶然亭凭吊高、石合葬的碑墓，我向同行的人们讲述了高、石的爱情和革命事迹，由于对高、石两人的仰慕和同情，缅怀之思，至今犹存。”根据有关记载，解放后，邓颖超曾经6次来陶然亭。邓颖超在文革十年，只来过一次。而在文革前十年，来过5次，其中1960年一年之内来了3次。
1960年4月13日，应缅甸、印度、尼泊尔政府邀请，周恩来启程出国访问。邓颖超带着亲属和工作人员到西郊机场送行后，又去了陶然亭。一行人中，有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还有周恩来卫士赵行杰的夫人张彬。她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于是也就留下了唯一一次邓颖超凭吊高石墓的照片。周秉德在《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书中提到：“记得五六十年代，七妈带我们去陶然亭不下四次。伯伯七妈之所以对陶然亭有着特殊的感情，是因为这里有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与他的亲密而纯洁的女友石评梅的墓碑……伯伯和七妈一直认为高君宇是他两人的牵线红娘……伯伯和七妈对他们的早逝深为悲伤、关切与同情。有机会时总要亲自到墓地去怀念凭吊，并给随行的我们讲述他们的事迹，还要把高君宇的诗句念上几遍。”
《陶然亭公园志》记载了如下5次：1.1956年12月20日，邓颖超上午来园散步。2.1960年8月27日，邓颖超和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以及孙新世（烈士孙炳文女，孙维世妹）等来园散步，时间较长，从上午9时半到中午12时半离开公园。3.1960年10月8日下午，邓颖超来园散步。4.1963年4月15日，邓颖超和秘书陈楚平到公园游览。5.1974年10月24日，邓颖超上午来园散步。陪同人员在同公园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她对陶然亭公园是很喜爱的，曾多次来园散步，并向青年们讲高君宇烈士事迹，教育后代。”
邓颖超全力支持出版《石评梅作品集》
1982年7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决定编写一部多卷本的《石评梅作品集》。在了解到周恩来邓颖超与高君宇石评梅的历史渊源后，出版社给邓颖超写信，希望她题写书名，并询问报刊报道提及周恩来关于高石墓谈话的文字记载是否可以那样引用。
7月27日上午，令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杨扬感到惊喜的是，他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电话。邓颖超说：“信看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话可以那样引用。我已经按照来信的要求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了书名，还根据回忆与高君宇、石评梅的关系写了一篇文章，供你们采用。”“前头说的字和文章随后叫人送给编辑部”。
7月28日，西花厅工作人员送来了邓颖超的函件，包括一封信，信中说：“字两张，由你们选用。另，文章在什么上发表，由你们酌定。你们提的问题，邓颖超同志已在电话中同杨扬同志说了，不另复。现附上字、文章，请查收。”
在收到出版社8月2日的回信后，邓颖超回答了一些问题，迅速对回忆文章作了修改，并在8月4日将回信和修改稿给出版社。回信称：“对‘题书名后志’作了部分修改，以此稿为准。”为方便联系，提高效率，邓颖超还告诉了出版社将信件直接送她那里的办法，不必辗转邮寄。
邓颖超主动撰写、精心修改的这篇回忆文章，名称是《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共1034字。文章开篇即是：“书目文献出版社嘱我为本世纪20年代著名女作家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立即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件难忘的往事。”邓颖超回忆道：“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石评梅女士由于失去君宇同志悲伤过甚，约三年后，她自己也离开人间，我始终未能同石评梅女作家有一面之缘，至今仍引为憾事……虽我们两对四人，其中已有三人长逝了，作为幸存者的我，有机会能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深感欣幸，故不计字迹拙劣，乐于题写。”
1925年3月高君宇去世时，石评梅曾经亲笔在横幅白布上题写了一首《挽词》，悬挂在高君宇追悼会上。原件在会后收存在娄烦县峰岭底高君宇原籍家里。解放后，原件失落不明，高君宇胞弟高全德保存了《挽词》抄件，并将抄件寄给了邓颖超。1982年，邓颖超将这份《挽词》转交给了书目文献出版社。
邓颖超题写书名的《石评梅作品集》分为《散文集》《诗歌小说集》《戏剧游记书信集》三卷，先后于1983年8月、1984年2月、1985年2月出版。三卷书每卷前都冠以邓颖超的这篇回忆文章。邓颖超每次收到出版社送去的样书，都很高兴，还让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青年人去读。邓颖超还请出版社将石评梅在高君宇墓旁的照片寄给她。出版社按照邓颖超的嘱咐，将一些书和邓颖超的稿酬捐献给设在全国妇联的少年儿童基金会。
高、石墓在陶然亭重建
1982年9月20日，邓颖超撰写的《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高君宇、石评梅的爱情故事和革命事迹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1984年4月4日，北京市政府根据周恩来的遗愿和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委托，由市文物局、园林局在1956年原墓地重建高石墓。高君宇墓穴内放骨灰盒，上覆中国共产党党旗。原存在老山公墓的石评梅骨灰盒，因三年无人交纳存放费，按规定深埋地下，这次迁墓时已无法寻找。原存老山公墓的石评梅档案袋内只留下玉质装饰品一枚，其六枚图章不知去向。因此，石评梅墓穴内，棺木重漆，棺内放骨灰证一张，遗照一张，玉质装饰品一枚，钢笔一支（这次挖墓时新发现的），《石评梅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册。高石墓之间，还砌了一单砖短墙，以示两人未婚。
1986年，共青团北京市委等16个单位在高石墓东南建造了高君宇、石评梅半身雕像。1988年，北京市民政局重修了高石墓，墓地较原来稍有扩展。每年清明节前后，首都的大中学生纷纷来这里凭吊。还有许多国内外游客赴京拜祭高石墓。高石墓向世人展现的不仅仅有高君宇、石评梅纯洁凄婉、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代伟人、模范夫妻对成就他们姻缘的红娘的感恩之情、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