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最后的日子 燦一 2017-05-13 07:05

浩宇

1949年，国内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国民党退守台湾。此时，国共两党均在争取文艺界和知识界的精英。郭沫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说，出席大会的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于是，这一年，对于所有文艺家们来说，是最难抉择的一年，之前曾在国民党队伍中担任过职务的文艺家，隐约感到了被改造的气氛，很多人选择了逃避。
此时的张大千正与他的四太太、只有19岁的徐雯波居住在香港九龙的一座公寓里，这一年，张大千50岁。

张大千的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和孩子们

由于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都有往来，交情也非同一般。如于右任、张群等。从内心深处讲，当时的张大千是想回到北京的，特别是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在北京美术界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悲鸿托人给他捎来一封亲笔信，邀请他去北京工作，更是让张大千欣喜万分。
然而张大千在四川有家眷若干人，还有他的弟子们，如若只身悄然成行，他的家眷和弟子控怕遭国民党荼毒。如果携家眷前往，显然又走不脱，这让张大千踌躇不定，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1949年11月，张大千在台北举办画展，听到了不少大陆的消息，让他有所担心，但他也不愿意委身于国民党统。此时，张大千遇到了他的好友，国民党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当时于右任刚从重庆飞到台湾，家眷都没来得及带出来。
于右任见到张大千，大吃一惊，让他抓紧回成都接家眷。张大千忧心忡忡，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邀请他赴宴，在宴席上，他遇到了另一位好友，有“北张南溥”之称的画坛巨擎溥心畲。溥心畲已经定居台湾，也力劝张大千迁居，陈诚听说张大千还有家眷在成都时，大呼再过几天就来不及了，立刻安排张大千乘军机回成都。
然后命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捉弄人，张大千本来认为全家都可带走时，机票却发生了难题，尽管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但只有3张机票，除了张大千和徐雯波，只能带走一个人。在大太太曾正蓉、三太太杨宛君以及众多孩子当中，张大千听从了徐雯波的建议，带走了已经与他离婚的二太太黄凝素的三岁女儿心沛。
徐雯波的举动令人费解，至今还是个迷。因为当时徐雯波已经有了三岁女儿心碧和二岁儿子心建，都留在了大陆。据分析，徐雯波当时以为此次离开只是暂时，避避风头后可以再回来，但没成想，此次离开大陆之后，张大千和徐雯波再也没能回来。多年以后，当徐雯波得知女儿因病而死，儿子在文革中因受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的罪名受到牵连，不堪忍辱卧轨自杀时，徐雯波肝肠寸断。

此后，喜欢自由出行的张大千因不满台湾对大陆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没有定居台湾，而是短暂停留后来到了香港，后去了印度，在印度举办了画展，再后来，由于印度和大陆建交，张大千的生活受到影响，只好又返回香港。
在香港，张大千举办了画展，大获成功。后去台湾会晤几位老友，并参观了台北博物馆。参观期间，张大千出示了自己的珍藏作品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具有敌国之富的作品。但台湾方面并没有什么反应，反倒引起了为收购国宝而由周恩来亲自批准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的注意。最终，两件国宝被大陆收购，至于收购过程，神秘而又传奇，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此后，张大千在香港的好友天主教教主于斌正向阿根廷申请移民政策，由于张大千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张大千得以全家迁居阿根廷。
此次移居海外，张大千先生解释说：“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
但在阿根廷，张大千的移民手续却未能办下来，这令张大千很是恼火。此时大陆正在吸引海外艺术家回国，也多次劝说张大千回国，但均被万言拒绝。至于张大千拒绝的原因，有人分析一是大陆经济问题，没有文化市场，靠卖画为生的张大千没有生存空间，二是政治因素，当时大陆各种运动频起，委实让张大千感到害怕。

张大千在上海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李秋君。张大千右侧为刘秋君

尽管如此，张大千还是委托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移民阿根廷受阻后，张大千辗转多个多家，一次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张大千看中了圣保罗市附近的一块极像故乡成都的平原，那里山水并茂、草木浓郁，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张大千喜欢的不得了，加上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劝说下，张大千买下了这块地，并取名“八德园”。
自此，张大千全家迁往巴西，一住就是17年之久。
这段时间，张大千的创作开始转变，并在巴西和法国的巴黎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张大千的努力使得西方画坛开始接受和学习中国画的绘画手法，就连当时在世界都声名显赫的毕加索，也亲自在自己的公寓里接待张大千，并请张大千为他临摹、学习的中国绘画提意见。
张大千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再次引起国内的关注，他的好友叶浅予、徐悲鸿、吴冠中等人也纷纷和他联系，请求他回国参与北京画院的建设。叶浅予还鼓动于非厂写了一篇《忆张大千》发在香港《文汇报》上，以表示思念之情，文章罗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优越性，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画家可以无拘无束，自由的生活。
文章传到海外，张大千看到了。出于感动，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想回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把这消息很快转告给了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但是，还没等叶浅予答复，“反右”就开始了，叶浅予等参与北京画院建设的一干人全部被打成右派，消息传到张大千那里，张大千大为震惊，从此彻底断了回国的念头。

若干年后，有人问叶浅予当时的情景。叶浅予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笑说：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尽管张大千一直居住在海外，但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无论张大千移居在哪个国家，住多么久，他从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他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创作了诸如《长江万里图》等一批气势恢宏的作品，当时世界各地的收藏家纷纷收藏张大千的作品，最受张大千喜爱的《幽谷图》在日本展出时，当时的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日后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托人高价收购，被张大千婉言谢绝。
但是，张大千的八德园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朋友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1974年，张大千在美国举办画展，获得巨大成功。，并被洛杉矶授予”荣誉市民“称号。1975年，张大千再次回到台湾举办画展，此时的张大千已经76岁高龄。画展举办之后，张大千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被查出心脏病、糖尿病、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台湾的朋友们再次规劝张大千落户台湾，而张大千也感到了一颗游子之心终究要落叶归根的夙愿。
此时，大陆的文革正如火如荼，肯定回不去了，而台湾毕竟有他多年的好友和弟子，张大千终于决定定居台湾。

1976年1月25日，张大千正式定居台湾。从50岁离开大陆，海外漂泊近三十年，终以78岁高龄归宿台湾。
张大千此举轰动整个台湾，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其实，张大千从来都不缺华夏赤子之心，在大陆文革爆发归期无望时，选择台湾也算是叶落归根，毕竟，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定居台湾，张大千轻松了许多，心情大好，他的住所经常有朋友去拜访。文艺界自不必说，黄君璧、台静农、郎静山、徐伯郊等等，还有一批在政界曾权倾一时的张群、张学良、于右任等人。
特别是张学良，这位当年东北三省的少帅，因买了许多石涛的画，后来被告知都是伪作，且都是张大千临摹的时候，他和张大千因此而结缘，并成为莫逆之交。
虽然居住在台湾，张大千对大陆依旧抱有强烈的回归之心，因为他的家乡有他的亲人和故土。1982年3月，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张大千热泪盈眶，他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
80年代，因为各种原因，张大千已经无法远行，他在国内的子女也只能通过互诉思恋之情。每次通话，都能使张大千他泣不成声，伤心欲碎。
1983年，张大千在完成最后一幅作品《庐山图》时，病危入院。张大千自感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随立下遗嘱：所有遗产分为三份，自作书画分为16份，留给徐雯波和所有子女，所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全部捐献给台湾故宫博物馆，由他亲自设计兴造的四合院型建筑，搭配中国式庭园的住所——摩耶精舍捐献给台湾政府。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终年84岁。他的葬礼近乎“国葬”级别，蒋经国亲自题赠“亮节高风”匾额，参加者更是人潮如海。遵照张大千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埋在了摩耶精舍的梅丘石碑下。
一位闻名世界的艺术家就此陨落。唯一遗憾的是，直到最后，张大千也没能魂归他的成都故里。
1949年，国内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国民党退守台湾。此时，国共两党均在争取文艺界和知识界的精英。郭沫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说，出席大会的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于是，这一年，对于所有文艺家们来说，是最难抉择的一年，之前曾在国民党队伍中担任过职务的文艺家，隐约感到了被改造的气氛，很多人选择了逃避。
此时的张大千正与他的四太太、只有19岁的徐雯波居住在香港九龙的一座公寓里，这一年，张大千50岁。

张大千的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和孩子们

由于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都有往来，交情也非同一般。如于右任、张群等。从内心深处讲，当时的张大千是想回到北京的，特别是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在北京美术界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悲鸿托人给他捎来一封亲笔信，邀请他去北京工作，更是让张大千欣喜万分。
然而张大千在四川有家眷若干人，还有他的弟子们，如若只身悄然成行，他的家眷和弟子控怕遭国民党荼毒。如果携家眷前往，显然又走不脱，这让张大千踌躇不定，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1949年11月，张大千在台北举办画展，听到了不少大陆的消息，让他有所担心，但他也不愿意委身于国民党统。此时，张大千遇到了他的好友，国民党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当时于右任刚从重庆飞到台湾，家眷都没来得及带出来。
于右任见到张大千，大吃一惊，让他抓紧回成都接家眷。张大千忧心忡忡，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邀请他赴宴，在宴席上，他遇到了另一位好友，有“北张南溥”之称的画坛巨擎溥心畲。溥心畲已经定居台湾，也力劝张大千迁居，陈诚听说张大千还有家眷在成都时，大呼再过几天就来不及了，立刻安排张大千乘军机回成都。
然后命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捉弄人，张大千本来认为全家都可带走时，机票却发生了难题，尽管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但只有3张机票，除了张大千和徐雯波，只能带走一个人。在大太太曾正蓉、三太太杨宛君以及众多孩子当中，张大千听从了徐雯波的建议，带走了已经与他离婚的二太太黄凝素的三岁女儿心沛。
徐雯波的举动令人费解，至今还是个迷。因为当时徐雯波已经有了三岁女儿心碧和二岁儿子心建，都留在了大陆。据分析，徐雯波当时以为此次离开只是暂时，避避风头后可以再回来，但没成想，此次离开大陆之后，张大千和徐雯波再也没能回来。多年以后，当徐雯波得知女儿因病而死，儿子在文革中因受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的罪名受到牵连，不堪忍辱卧轨自杀时，徐雯波肝肠寸断。

此后，喜欢自由出行的张大千因不满台湾对大陆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没有定居台湾，而是短暂停留后来到了香港，后去了印度，在印度举办了画展，再后来，由于印度和大陆建交，张大千的生活受到影响，只好又返回香港。
在香港，张大千举办了画展，大获成功。后去台湾会晤几位老友，并参观了台北博物馆。参观期间，张大千出示了自己的珍藏作品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具有敌国之富的作品。但台湾方面并没有什么反应，反倒引起了为收购国宝而由周恩来亲自批准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的注意。最终，两件国宝被大陆收购，至于收购过程，神秘而又传奇，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此后，张大千在香港的好友天主教教主于斌正向阿根廷申请移民政策，由于张大千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张大千得以全家迁居阿根廷。
此次移居海外，张大千先生解释说：“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
但在阿根廷，张大千的移民手续却未能办下来，这令张大千很是恼火。此时大陆正在吸引海外艺术家回国，也多次劝说张大千回国，但均被万言拒绝。至于张大千拒绝的原因，有人分析一是大陆经济问题，没有文化市场，靠卖画为生的张大千没有生存空间，二是政治因素，当时大陆各种运动频起，委实让张大千感到害怕。

张大千在上海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李秋君。张大千右侧为刘秋君

尽管如此，张大千还是委托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移民阿根廷受阻后，张大千辗转多个多家，一次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张大千看中了圣保罗市附近的一块极像故乡成都的平原，那里山水并茂、草木浓郁，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张大千喜欢的不得了，加上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劝说下，张大千买下了这块地，并取名“八德园”。
自此，张大千全家迁往巴西，一住就是17年之久。
这段时间，张大千的创作开始转变，并在巴西和法国的巴黎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张大千的努力使得西方画坛开始接受和学习中国画的绘画手法，就连当时在世界都声名显赫的毕加索，也亲自在自己的公寓里接待张大千，并请张大千为他临摹、学习的中国绘画提意见。
张大千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再次引起国内的关注，他的好友叶浅予、徐悲鸿、吴冠中等人也纷纷和他联系，请求他回国参与北京画院的建设。叶浅予还鼓动于非厂写了一篇《忆张大千》发在香港《文汇报》上，以表示思念之情，文章罗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优越性，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画家可以无拘无束，自由的生活。
文章传到海外，张大千看到了。出于感动，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想回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把这消息很快转告给了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但是，还没等叶浅予答复，“反右”就开始了，叶浅予等参与北京画院建设的一干人全部被打成右派，消息传到张大千那里，张大千大为震惊，从此彻底断了回国的念头。

若干年后，有人问叶浅予当时的情景。叶浅予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笑说：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尽管张大千一直居住在海外，但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无论张大千移居在哪个国家，住多么久，他从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他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创作了诸如《长江万里图》等一批气势恢宏的作品，当时世界各地的收藏家纷纷收藏张大千的作品，最受张大千喜爱的《幽谷图》在日本展出时，当时的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日后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托人高价收购，被张大千婉言谢绝。
但是，张大千的八德园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朋友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1974年，张大千在美国举办画展，获得巨大成功。，并被洛杉矶授予”荣誉市民“称号。1975年，张大千再次回到台湾举办画展，此时的张大千已经76岁高龄。画展举办之后，张大千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被查出心脏病、糖尿病、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台湾的朋友们再次规劝张大千落户台湾，而张大千也感到了一颗游子之心终究要落叶归根的夙愿。
此时，大陆的文革正如火如荼，肯定回不去了，而台湾毕竟有他多年的好友和弟子，张大千终于决定定居台湾。

1976年1月25日，张大千正式定居台湾。从50岁离开大陆，海外漂泊近三十年，终以78岁高龄归宿台湾。
张大千此举轰动整个台湾，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其实，张大千从来都不缺华夏赤子之心，在大陆文革爆发归期无望时，选择台湾也算是叶落归根，毕竟，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定居台湾，张大千轻松了许多，心情大好，他的住所经常有朋友去拜访。文艺界自不必说，黄君璧、台静农、郎静山、徐伯郊等等，还有一批在政界曾权倾一时的张群、张学良、于右任等人。
特别是张学良，这位当年东北三省的少帅，因买了许多石涛的画，后来被告知都是伪作，且都是张大千临摹的时候，他和张大千因此而结缘，并成为莫逆之交。
虽然居住在台湾，张大千对大陆依旧抱有强烈的回归之心，因为他的家乡有他的亲人和故土。1982年3月，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张大千热泪盈眶，他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
80年代，因为各种原因，张大千已经无法远行，他在国内的子女也只能通过互诉思恋之情。每次通话，都能使张大千他泣不成声，伤心欲碎。
1983年，张大千在完成最后一幅作品《庐山图》时，病危入院。张大千自感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随立下遗嘱：所有遗产分为三份，自作书画分为16份，留给徐雯波和所有子女，所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全部捐献给台湾故宫博物馆，由他亲自设计兴造的四合院型建筑，搭配中国式庭园的住所——摩耶精舍捐献给台湾政府。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终年84岁。他的葬礼近乎“国葬”级别，蒋经国亲自题赠“亮节高风”匾额，参加者更是人潮如海。遵照张大千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埋在了摩耶精舍的梅丘石碑下。
一位闻名世界的艺术家就此陨落。唯一遗憾的是，直到最后，张大千也没能魂归他的成都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