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 北京日报纪事 2017-05-20 00:36

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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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0 00:36

  

杨益言

5月19日上午，著名作家、《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重庆逝世，享年92岁。
杨益言早年参加革命，1948年，他在重庆意外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并在狱中结识了罗广斌。1961年，他与罗广斌根据狱中的亲身经历，共同创作了《红岩》一书。
出版50多年来，重印113次的《红岩》几乎家喻户晓，然而，《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却直到2006年年末的“《红岩》档案解密展”才为人所知。
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挺进报》激怒特务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引自《红岩》）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据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远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小说中，《挺进报》由成岗连刻带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十五期（一说第十六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任达哉供出“老许”
《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
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
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钉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那时《挺进报》案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许云峰猛然见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地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引自《红岩》）
“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任达哉因为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第一原型。
许建业急中出错
许建业是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深陷囹圄，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
李维嘉自始至终也没见过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和我，我们三个是市委常委，隔段时间开次会，彼此的真实身份、真实住址都清楚。但许建业不参加我们的会。我只知道还有个市委委员叫‘老许’，协助刘国定搞工运工作。”虽是在地下战线并肩作战的同志，但这就是李维嘉对许建业的全部印象。
反倒是徐远举回忆起的细节更多些：“他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特务跑到过街楼调查，那家旅馆根本不存在。
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
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
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冷嘲热讽，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只以沉默回应敌人，直到3个多月后被敌人杀害。
刘国定意外被捕
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还有个“胖子”也一起来。
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
“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
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了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刘国定、李忠良被捕的事情，他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城，李维嘉先跑去医院看刘国定的爱人，她正在医院里生小孩。“她很焦急，说老刘可能出事了，几天没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市委的秘密联络站——汉利药房。那里的人告诉我，刘国定出事了，老萧约我在心心咖啡馆见面。”
李维嘉提到的老萧，正是当时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老萧因为身体比较胖，周围的人管他叫“胖子”。
两人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有关人员要不要撤退。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两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波及的人。
老萧的分析本来很准确，只是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知。“如果当时决定疏散人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人被捕。”50多年后，耄耋之年的李维嘉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突然沉默了。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长久地不发一言，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只有手指的微微颤动，仿佛在偷偷泄露着老人此刻内心的不平静与自责。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4月10日，李维嘉与萧泽宽赶到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在那里上班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冉益智40岁上下，瘦高个儿，戴着个近视镜，很像位读书人。他神色紧张地将他们拉到一边说：“厂里不安全，不能在这里开会。”碰头会只好推了一天改在别处，结果到了时间冉益智没来，预定的会议又没开成。
“老萧说，他没来，就让他到北碚去。当时约定，北碚的会我们三个人都必须到，除非是被捕了。”李维嘉回忆。
三人确定的接头时间是4月17日中午12时，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又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徐远举对自己“即抓即放”的策略很满意：他大胆地恢复了余永安的“自由”，同时派人跟踪监视、电话监听，果然得知“老张”要去北碚。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给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三位市委常委中的两位叛变了，最危险的自然是李维嘉。徐远举高度重视，出动了300多名特务，守候在个个码头、口子，一定要将李维嘉生擒活捉。
“因为没和冉益智接上头，我第二天回家时就很警惕了。”李维嘉住在临江门外的华一村，平常回家走的路，他这次没走。本该坐到终点站七星岗，但李维嘉在上清寺就跳下公共汽车，沿着江边往华一村溜达。他的步速不快，时不时地前后左右看一看。远远的，能看见自己家了，李维嘉停下脚步，仔细张望。情况不对！他看见家里好像有几个陌生人。这时，平常帮李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也发现了李维嘉。小姑娘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特务找上门来了。他马上转身离开。
这个时候李维嘉才晓得了事态的严重性。“认识我家的只有刘国定和冉益智。特务来家里抓我，肯定是他们两人中有人叛变了。”
“我下面的组织关系，都是我当委员时他们交给我的。特务都跑到我家里来了，估计其他人也是凶多吉少。陈然他们怎么样，被捕没有，也不知道。”李维嘉抱着一线希望，赶紧写了两封示警信寄出去。
4月19日清晨，天低云重，细雨霏霏，李维嘉带着悔恨与焦虑匆匆赶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报警。
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挺进报》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署名没敢写自己，我写的是彭云，就是江姐和老彭的儿子，陈然也知道彭云。一看就应该知道是党内同志在向他示警。”李维嘉后来得知，那封信陈然收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转移，被特务抓住。
陈然本有机会脱身，为何没走？
“最后一次见陈然是在4月12日，白象街茶馆，我给他带了一笔经费，还告诉他出事了，有同志被捕，让他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好让敌人觉得《挺进报》还在出版，他们抓住的人与《挺进报》无关。这样就可以减轻被捕同志的嫌疑。他完全是可以走的，只是太执着地想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了。”
133人被捕入狱
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学运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
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
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
1948年6月初，冉益智再次“开口”。6月11日，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风波再起，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蒲华辅在酷刑下又出卖了齐亮等人。
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感动了共和国。
重庆市西北有座山。它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记者踏上这里的山路时正值隆冬，但歌乐山苍翠依然，只是片片秋黄铺陈其间。山上有种树，数量不多，偶尔能望见几棵，常年工作在此的人也叫不出它的名字。虽是冬天，它却开着花，红艳艳的，耀灼着记者的眼睛。那多像革命者丹心一片——“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中着墨最多的部分，扣人心弦又荡气回肠。从档案材料上、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口中，记者了解到一些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它们仿佛是小说故事的影子，让人觉得熟悉又陌生。
罗广斌入狱经过

罗广斌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监狱铁门索性修在了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渣滓洞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依原样复建的。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引自《红岩》）
渣滓洞内院院墙上，如今依然是这几行标语，与小说中提及的一字不差。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牢房18间。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曾经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几行标语。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
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但在解放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难友们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这得从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说起。
罗广斌被捕时入党刚半年，情绪难免紧张。“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回忆道。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或许就是他出卖了自己！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除了罗广斌的英勇表现，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曾与罗广斌一同关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向记者回忆起当时情形。傅老现住重庆市垫江县，今年87岁。老人的耳朵不大好使，即使戴上助听器，记者提出的问题，也需要老伴儿在耳边重新嚷嚷一回。但他的记性并不差：“我起初听说，罗广斌就是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文那会儿是‘剿匪’头目，镇压武装起义时，杀了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所以一开始，傅伯雍和其他难友一样，对初来乍到的罗广斌并不信任。
“后来呢，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傅伯雍说。
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
“江姐”怎么喊出来的？
“江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想起。江姐一转眼，便瞥见一个瘦长的人影，闯进门来。啊，这人是甫志高。……“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呀！”（引自《红岩》）

江姐

现实中江竹筠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化名江志伟。5个月前，她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她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走在万县地方法院街的石梯路上。下了石梯路，刚走到马路边，江竹筠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在重庆时彭咏梧因工作需要，与冉益智有过联系，江竹筠知道来人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江竹筠更觉不对，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的。江竹筠不再理睬冉益智，一扭头，绕过冉益智，径直朝前走。
冉益智急了，直接跑上前来，双臂一张，拦住江竹筠的去路。“你想干什么！”江竹筠愤怒地伸出手，想推开冉益智。但两名特务已经冲了过来，抓住了她。
其实，向特务提供江竹筠住址的倒不是冉益智，而是也已叛变的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
江竹筠被特务从万县坐船押回重庆后，关进了渣滓洞。在那段时间里，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
“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研究《红岩》史实多年，道出小说中不曾提及的狱中另一面。
江竹筠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没人称呼她“江姐”。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们日思夜想的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这个刑讯室就在渣滓洞外院，如今不准参观者进入，但每一个来此的人都会透过开启的窗子向里张望上半天。里面光线很暗，靠墙的木架上挂着一溜大大小小的铁镣，一张木桌上摆着鞭子、狼牙棒、竹筷子……即便允许人们进入，那样的一间房也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特务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想撬开她的嘴。江竹筠疼得晕过去3次。敌人很阴毒，为了避免她再次昏死，他们一点点加劲，很疼但又不会疼晕过去。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签子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大联欢”确有其事
元旦那天早上，天还未亮，女室一带头，每一间牢房同时响应，像一阵闪电，爆发了洪亮的歌声。人们纵情高歌，唱完一支又一支。新年大联欢开始了。（引自《红岩》）
对于小说中浓墨重彩描写的那场狱中“元旦大联欢”，因为事隔多年，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各种回忆材料有不少出入。但“元旦大联欢”确实发生过，而且是发生在己丑年（1949年）的大年初一，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
1948年底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主力部队全线溃败，两种命运的决战胜负已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我党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己丑年的春节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来临了。
“那个大联欢，我是参加了的。”多年以后，傅伯雍还记得，早晨大合唱是楼一室带的头。但也有回忆材料上说，是女牢等不及先唱起来的。反正唱完歌就是大联欢。
“罗广斌站出来，说要给大家跳个‘踢踏舞’。”傅伯雍说。那之前，罗广斌刚刚被敌人又加上一副重脚镣，罪名是给新关进渣滓洞的共产党员齐亮传小纸条。“他那哪儿是跳舞啊，其实80斤的镣在脚上也跳不起来。”老人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嗔怪一个自己厚爱的晚辈。87岁的傅伯雍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那时也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他得用手把铁链提起来，两只脚在地上前后摩擦，把铁链拖来拖去，哗哗啦啦地响，这就是他的‘踢踏舞’了。”
这时，女牢的战友们全体出场了，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
她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一边扭着秧歌，女同志们又齐声唱起歌来。（引自《红岩》）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女牢战友们表演的秧歌都是大联欢的高潮。罗广斌在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也没忘记下这一笔：“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
杨汉秀把鲜红的被面往下一扯，腰间一扎，头一个冲上放风坝，扭起秧歌，边扭还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几个看守特务干瞪眼也没敢拦着，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成了敌人的忌惮。她其实是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因为暗中购买武器、支持地下党武装起义，在1948年8月被捕。
就是这位有名的杨大小姐，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她却毁家纾难投身革命，改名换姓叫“吴铭”。抗战胜利后，她接受党组织的秘密任务，从延安回到重庆。党交给她的任务是：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那次秧歌舞之后，杨汉秀被杨森的一个小妾保释，接出渣滓洞。但她“屡教不改”，指着鼻子大骂杨森反动成性。“大伯父”恼羞成怒，又把杨汉秀抓了起来，秘密关押。
此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以为她牺牲在了渣滓洞监狱。直到1975年夏天，有人反映，解放前在金刚坡发现过一具女尸，尸体上还带着手铐。有关部门组织挖掘，经过鉴定证实是杨汉秀的遗体。1949年9月23日，她被特务用一根草绳勒死，草草浅埋于金刚坡，被当地农民发现后埋葬。26年后，忠骨犹存。
1977年，杨汉秀的儿子在清理母亲遗物时，才知道她就是党组织派往重庆的“吴铭”。
饮水池其实没挖成
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艰难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女战友，边挖，还低声唱着一首歌。
……果然，正像他昨夜想象的那样，山泉已浸满了土坑。一池清水，映着碧天，闪动微微的涟漪。（引自《红岩》）
小说中的这段情节取材于渣滓洞里真实发生的一场“饮水斗争”。
“特务每天就发一钵水，”傅伯雍用手比划着一个饭盆大小的容器。“一个牢房二三十人哪够啊，女同志生活就更困难了。”那是1949年的夏天，两个多月里，重庆没有下雨。
有天放风，难友们有了惊喜发现。“外墙墙脚有个缝缝，大概就在楼一室和楼二室之间。（墙缝）被水浸湿了，周围的地上也有湿湿的水印。陶敬之就说，咱们来挖个小坑坑，把水挖出来。”陶敬之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渣滓洞，被捕时是湖北宜昌特支书记。
“开始时候，大家的确是用手抠，水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手也破了、肿了。后来我们就想做个挖水的工具。”傅伯雍记得，想来想去，大家想到了做床板的楠竹片。牢房里正好有位难友刚收到家人送的罐头。“我们就抽出个竹片片，拿罐头铁皮把它一点点削尖。”
陶敬之有点急脾气，一心想早点把水挖出来。一轮到他放风，他马上端起盆子，扔两件衣服进去，走出牢房门。“我要洗衣服，得找楼下的傅伯雍借肥皂。”他朝看守“解释”了一句。看守一点头，他噔噔噔地跑到傅伯雍的牢房门口要竹签儿。
陶敬之高度近视，根本没注意到看守“狗熊”正死盯着他。竹签子刚到陶敬之手上，便暴露了。
“这个是谁削的？”看守特务冲着楼下八室一阵咆哮。傅伯雍站了出来：“我做的。”
“把他们拉出去！”傅伯雍和陶敬之被拽到放风坝上，收风了也不准回去。“多大的太阳啊，我穿的衣服全湿了。‘猫头鹰’还拿个木头片片，叫我们伸出手来。我们才不伸呢，他就照着我们乱打一气。”傅伯雍说。“特务打人啦！”“不准打人！”这时，楼上、楼下，每间牢房都传出吼声。特务一时被吓住，只得住手，但坚持不肯放两人回牢房。
渣滓洞监狱里有个狱医，姓刘，很同情被关押的革命者。有难友就偷偷托他想想办法。刘狱医跑去给“猫头鹰”和“狗熊”一人送了三支烟，又说，这两人是病号，再晒下去出人命怎么办。特务这才同意放人。
“跟小说写的不一样，饮水坑最终没挖成。”傅伯雍说。但从“饮水斗争”之后，特务被迫同意增加供水。每天早上放风时，特务点名，一间牢房出两人，到监狱外的小河沟里去挑水，大家的饮水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绣红旗的到底是谁？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1964年，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
叫它“五星红旗”有些牵强：一颗大黄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黄星分列四角——这和真正的五星红旗实在对不上号。但是，除了“五星红旗”，任何人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来称呼它。
在人们印象中，绣红旗的是江姐她们，事实上却另有其人。
狱中联欢会上的“踢踏舞”之后，特务们被罗广斌气得没法子。再加副脚镣？没用的。他们干脆“打发”罗广斌“上大学”了。按照罗广斌在报告中的说法，警备部、二处等地是“小学”，渣滓洞是“中学”，白公馆则是“大学”（一说，渣滓洞、白公馆是中学，贵州息烽集中营是大学——编者注）。关进白公馆看守所的，都是重犯。
就在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8个月之后，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0月7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7天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听到了消息。在看守特务的监视下，他们激动地欢呼，但是只能用耳语般的音量；他们激动地拥抱，但下一个动作只能借势在地上连连打滚。
那一夜，没有人睡得着。罗广斌忽然有了个主意。
“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那时我们还不知五星图案是如何排列的，大家就悄悄议论，认为应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
这是从白公馆脱险的毛晓初的一段回忆。他曾与罗广斌一起关在平二室，又一起脱险，后来当过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说是绣，罗广斌他们既没剪刀，也没有针线。他们是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刻刀”，将黄色的草纸刻成五颗五角星。没有浆糊，就用剩饭粒把星星粘到了红绸被面上。
五星红旗做好了，虽然制作粗糙，难友们却把它像宝一样地藏在了牢房一块地板下，直到解放后取出。多年后，这面红旗的原件早已遗失，现在展出的红旗是按照《红岩》小说中的描述复制的。或许这是共和国土地上唯一一面不像五星红旗的“五星红旗”。
除了这面五星红旗，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者还准备了好些建议，希望出狱后，还能为建设新中国出把子力。然而此时，濒临灭亡的敌人狗急跳墙，正要实施最后的疯狂。零星的屠杀已经开始。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1949年11月27日，关押在白公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早起将桌上的台历又撕去一页。他没有想到，这本日历就此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07年1月9日
本期作者：侯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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