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红旗》杂志 2017-06-16 09:14 文史精华

华忠

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创刊。社址在现沙滩北街2号大院。这里原是北京大学的旧址。1918年10月至1919年春，毛泽东曾在大院红楼工作过，他亲自提议、策划的《红旗》杂志在这里诞生。

一、提倡、推动、指导《红旗》的开创工作
我们党还在筹建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此后，尽管刊物名称有所变化，但一直坚持在办，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一直考虑恢复党刊。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几次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此要钻，要学，要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这时正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党面临一场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宏大复杂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进行全面探索和实践。党的理论刊物的创立被提上日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办刊物”这个问题，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他在这次会议的结论提纲中，再次提出“考虑出刊物的问题”。还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正是出于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他提出建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问题。
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办刊物问题具体化了。他在3月22日讲话时，指出：我很高兴陈伯达同志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有一个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180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定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出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
1958年5月25日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关于主办党刊的决定。他说：“会议第三项，有个办红旗杂志的决定，读一下吧（杨尚昆读《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创办红旗杂志的决定（草案）》）。这个问题也是南宁会议建议的，成都会议也谈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还讲是7月1号出版。……现在提早一个月。今天已经25号了，所以今天就要集稿。就以利用这次大会（指八大二次会议）的许多稿子，一期还出不完。还有，从前我们谈了，各省也搞。我说这个法子好。每一个省，每一个大市，每一个自治区，都可以搞。一个省，除开个别的小省算小国之外，在国外就是一个大国。成都有个各省办杂志的决议（指中央的通知）。现在具体解决的是中央的杂志，需要在这个会上作出一个决定来。”
会上，对于创办《红旗》杂志的决定，全会举手通过后全场热烈鼓掌。
第一次编委会于1958年5月24日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会议主题是“谈成立编委会和写稿问题”，有31人出席。
二、为《红旗》题写刊名、审改文章、拟写按语和约稿信
在筹办党刊过程中，许多同志提出，请毛泽东为党刊命名。毛泽东说，还是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寻个好名字。有关部门发动工作人员，提出各自的建议名称，经汇总，上报中央，毛泽东圈定“红旗”（这个名字是中宣部韩静提出的），经中央同意便定了下来。毛泽东又为《红旗》题写了刊名。
毛泽东的字写得好，是举世公认的。他为《红旗》书写刊名20余幅，供编辑部选用。他在5月24日写毕刊名后给《红旗》总编信上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有的刊名题字旁，注“似可用”“比较从容”“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等等。一个“画”字，形象地表现出他的书写灵感：把生动活泼、极富民族特色、上下飞舞的红绸，变为笔下的狂草“红”字。
《红旗》编辑部从毛泽东题写刊头中选出两字作为正式刊名题字，这就是流传至今、众皆称赞的“红旗”二字。这两个字怎么看都令人叹服：结构完美，气韵非凡，动静天成，永具魅力。
毛泽东还把自己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交《红旗》在创刊号上发表。创刊号出版后，他仔细审读，发现一处错误，为此专门致函《红旗》予以纠正，并提出，“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毛泽东这一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影响着《红旗》工作人员，使这一优良传统长续。据现在查到的资料，1958年短短半年时间，毛泽东先后推荐6篇文章给《红旗》，对有的文章，不仅推荐，还动手做精心修改。这里举两个例子，一篇是陆定一的文章，一篇是何其芳的文章。
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送毛泽东阅。毛泽东前后审读了几遍，每次都有修改。8月22日他看毕清样后给作者信上说：“改得好。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他特意就此在文章清样上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对文章中谈儿童的全面发展，毛泽东也作了极为经典的补充：“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联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对此文，他特批：“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宜用较大字型。”同时还为《红旗》撰写了编辑部按语：“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即将有指示发给各级党委。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党的指示的时候，结合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讨论。”此文刊于1958年第7期《红旗》上。
何其芳的文章是《不怕鬼的故事·序》。《不怕鬼的故事》一书是毛泽东于1959年有感而发，提出要编这么一本书的。书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编成后，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请毛泽东为书写序，毛泽东让何先写出初稿。1961年1月，何把序言初稿送毛泽东，毛泽东就序言修改问题约何其芳谈了几次，还动手对序言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他指出，对鬼除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要讲究战术。这一点增写几百字；还要写几句半人半鬼的问题，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他在为文章增写的段落中，把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等等都当作大鬼，提醒人们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序文定稿后，他批示：“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红旗》于1961年第3—4期合刊上发表了这篇序文。
毛泽东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写的文章《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毛泽东看后很感兴趣，但不满足，希望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动手给作者写了一篇约稿信：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12月6日
《红旗》杂志依毛泽东意见，于当年第24期转载了《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续写的文章很快按要求写好寄来，题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刊载于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
此后，他对发表于《红旗》杂志上的反修论战文章也都一一过目，有时还动手修改清样，如1960年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而写的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到1963年发表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审看文章清样时，都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如“不透，宜加几句”“将各段要点，在首尾两处总提一下”，有时更动手写下大段的补充，而他写的段落，都是文章最精彩之处。《再论》一文最为明显。1960年5月他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曾说过这样的话：此文对国际上的原则问题正面说明我们同赫鲁晓夫不同的观点。我们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注意维护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篇文章的内容不错，就是太长了，引经据典，书生气太重，一般人不爱看。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共发表了以《人民日报》编辑部与《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的批评苏共公开信的文章九篇（即通常说的“九评”文章），每篇文章都经毛泽东的审阅修改，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有时毛泽东还亲自主持集体讨论修改，第九篇就是这样，他同写作班子成员一起逐段边读边讨论边修改，还动笔把原标题《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原来还准备写第十评文章，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了，此文作罢。毛泽东在一次会议提出，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写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陈伯达向《红旗》国际组传达了毛泽东意见，由国际组两位同志执笔起草，稿子写出，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审定，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红旗》杂志以社论形式于1964年第21-22期合刊上发表。
1965年《红旗》第1期和同年第11期，刊出胡乔木写的旧体诗词数十首，毛泽东对这些诗词都作了精心修改，做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然后批给《红旗》发表。
三、同写作组谈哲学问题
1964年，报刊上开展了对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毛泽东对此很关注。他要陈伯达组织人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写一篇理论文章，讲清矛盾、对立统一、分析与综合等问题。为此，《红旗》成立一个写作组，由吴江、关锋两位编委及邵铁真、郑惠、龚育之等人组成。按布置写作组先做资料搜集工作，看看前人、资产阶级学者、马列主义者对这些问题是怎么讲的。
7月，完成资料整理工作，接着构写文章提纲，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提纲写出后连同资料一并送交毛泽东。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写作成员谈话，陈伯达、康生在座。陈向毛泽东介绍参加会见的人员，毛泽东一一握手，问了姓名，当介绍到邵铁真时，毛泽东说了句：“铁老虎，真老虎。”这看似偶然玩笑话，实际上是有含义的。
毛泽东1946年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著名的论断。这一说法引起国际上一些人的怀疑和反对。1958年12月毛泽东又写专文，肯定这一论断，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同时又是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最终会被打倒，走向灭亡。然而赫鲁晓夫加入攻击行列，对毛泽东的论断横加指责。邵铁真在胡绳指导下撰文加以驳斥（文章刊在1963年第1期《红旗》杂志上，题为《革命的辩证法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文章没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当时人们都知道这是在批谁。因此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热议，邵一下子成了名人。当毛泽东一听到“铁真”二字，立即记起此事，脱口而出“铁老虎，真老虎”，真是妙趣横生！妙趣天成！
大家落座后，毛泽东并没有立即谈文章事，而是一开口就讲哲学，讲阶级斗争和下乡“四清”，说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讲大学生要下去搞阶级斗争，接触实际；讲他个人寻找真理的经历，等等，然后，才提到写文章的事。对于文章，他说写半年一年都可以。写作组回京后，向编辑部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既然谈话主旨是搞实际的哲学，搞阶级斗争，于是写作组成员与编辑部其他一些同志一起，都下乡搞“四清”去了。写文章的事便被搁在一旁。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刊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的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是从俄文转译的），说“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对此文表示了极大兴趣。6天后，即8月24日又约于光远、周培源专就此文进行了一次谈话，指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哲学就是认识论；还提出工具是人体器官的延长，个人、集体、阶级都是认识主体，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等等。
1965年第6期《红旗》杂志刊出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这是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据日文重新翻译的。文前根据毛泽东几次有关坂田文章的谈话精神写了很长的编者按语，有一千字之多。按语对坂田文章作了简介，指出刊发该文是为了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同期还刊出对坂田文章作注释的文章，此后又陆续发表一批相关文章，就科学研究中对客观事物矛盾的认识问题，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问题，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讨论。
四、在“文化大革命”中紧紧抓住《红旗》这个传播渠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红旗》的正常出版抓得很紧。这是因为运动开始不久，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或被当成“走资派”打倒，或被当作保守派靠边站，组织机构均陷入瘫痪状态，只有靠党报党刊来传播中央精神。当时《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或编辑部文章、评论员文章及一报（《人民日报》）一刊（《红旗》杂志）文章，后又有两报（增加了《解放军报》）一刊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根据毛泽东当时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写的。他的一些重要指示、批语，也通常通过这些文章公布。
1967年夏，《红旗》负责编辑工作的副总编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指派姚文元、戚本禹协助陈伯达搞编辑工作。这时陈伯达经常来《红旗》，他主要指派红旗临时领导小组负责杂志编辑出版，而他则组织部分编辑人员写一篇批判刘少奇世界观的文章，并把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肯定了这个题目。文章改了一遍又一遍，到7月份，陈伯达把写作班子招进钓鱼台，由姚文元传达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意见：第一，引证的材料要再查对一下。现在引用的使人看起来似乎是断章取义，许多句子，没有主词，主词不在引号之内。要求搞材料的人要把引证的材料原文，每段话都印成单页的，送几份来。写文章，要学恩格斯写《反杜林论》，学列宁写《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二，“帽子”（指文章开头部分）要放在尾巴上去。前面开门见山，只讲现在批判什么问题就行了。结论放在后头。讲世界观，就要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究竟是物质第一，还是思想第一，人的认识是直观的还是辩证的（这是世界观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的两点意见，尤其是第一点，正捅到当时大批判文章都有的痛处——断章取义。这篇文章也不例外，抓住刘少奇文章或讲话中的某一句话，不管上下文，拿出来就批。即使是一般人，只要他熟悉被批判者的情况，都会看出这个问题的，但是人们不敢直说，因为你一说，就要被扣上包庇，或为某某辩护的大帽子。陈伯达要求写作组按照主席的思想再搞两遍。建立在断章取义基础之上的文章是修改不好的。陈伯达懂得这一点，所以到他垮台，这篇文章也没有拿出来发表。
陈伯达自抓这篇文章写作后，就把《红旗》的正常出版放在一边，从1967年11月第16期出版后，直到1968年春一直再未出刊。长时间不出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次他问陈伯达，《红旗》为什么没消息了？陈答：《红旗》出了王关戚，青黄不接。陈对此似乎没当一回事，一点儿也不着急。
然而他错了。不久，他因此受到严厉批评，这才慌了手脚，跑到《红旗》，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会上大骂工作人员是“活死人”“光吃饭不干活儿，你们继承了王关戚的事业，打倒我的目的达到了”。他要《红旗》临时领导小组向中央写报告，说自己（指领导小组）很不得力，请中央派一个得力的副总编来。就这样，他把半年不出版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别人身上。江青当众大骂陈伯达和《红旗》工作人员，恶狠狠地说，中央决定《红旗》半月出一期，现在半年不出，谁不愿意干，用铁扫帚一扫而光。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于7月初把前一段已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集中起来，出了1968年第1期《红旗》。此后姚文元就代替陈主持《红旗》出版工作。
毛泽东为使《红旗》正常出版，特别在1968年8月22日姚文元专为《红旗》第2期写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送审清样上，写了一段批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不久，毛泽东在看上海机械学院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时，批“此件仍有用，可发表”，并特别以《红旗》杂志名义为此文写了近五百字的长篇编者按，刊在当年第3期上，并要各报转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旗》出版的重视程度。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转到了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上去了。直到他去世，这段时间再也没有对《红旗》编辑出版工作有什么具体指示。而“四人帮”通过姚文元已把《红旗》大权牢牢掌握手中。他们利用这块阵地，发表横扫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文章，放出一支又一支包藏祸心的毒箭，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和恶劣影响。这里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值得我们永远警惕和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