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三个致命错误 2017-06-23 07:55

兰天

中国历史上，王朝末年一般会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但农民或者说下层民众军队的领袖能真正埋葬旧王朝、开创长久新王朝的却很少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自成是刘邦和朱元璋之外，最成功的一位。
然而自从占领北京灭亡大明之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路溃败、直至覆灭，原因并不是想当然的农民一夜暴富、迅速腐朽堕落，而是闯王犯下了战略、军事、政治上的三个致命错误，前两者具有决定性意义。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以关中为根据地：缺乏战略眼光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早在李自成集团夺取关中之前就酿成了。1643年，李自成军占领河南全境后，曾经召集文武要员讨论下一步的军政方略，会上争论激烈，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以左辅牛金星为首者，主张渡黄河北上，经河北直接攻打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则主张先攻取南京，截断漕运，坐困北京，然后伺机北伐。
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议：先取关中，作为根据地，再由山西进攻北京。他认为，直接攻打北京过于冒险，因为北京作了两百多年的明朝首都，城高池深，一时难以攻破。直接进攻北京一旦不克，将退无归路。顾君恩也反对进军南京的方案，认为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即使得手也“难济大事”，“是为太缓”。
李自成最后采取了折衷路线，采纳了看似四平八稳的顾君恩方案。这反映出他缺乏洞察全局的战略眼光。牛金星之流的贪鄙浅见故不足取，顾君恩貌似稳健的方案，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全然没有考虑关外满清的因素，全然无视满清乘虚而入的可能性。
一则，定都关中而后北伐的方案，势必打破明朝既有的抗清边防体系，逼迫明朝文武官员北向投靠异族，使得满清得以趁虚而入； 二则，关中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极有利于擅长驰骋攻击的满清八旗军。

满清骑兵

河北、河南也都是平原地形，一旦满清介入，幽燕沦丧，清军必长驱直入，而关中难保。因此，顾君恩先关中后北京的方案，也是一种高风险方案，它比牛金星的直捣北京方案好不了多少。

而杨永裕的建都南京方案看似“太缓”，却能够最有效地应对满清乘虚而入的局面：
北宋以后，历经女真、蒙古的大屠杀大破坏，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区域，已经由黄河流域转移至长江流域。三吴两浙地区，迄今为止都是中国经济文化人才最为发达的地区。显然，以“钱粮浩大”、人才济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根据地，要比依托贫瘠的关中更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力量的壮大，其间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明朝由于迁都幽燕多年，军事力量的重心移至长城内外已久，长江流域军力薄弱，进军长江中下游，既容易成功，也可以避免打破明朝行之有效的抗清关防体系，不至于刺激明朝文武诸臣北向投敌，从而最大限度地推迟清军入关，为新生的大顺政权的巩固赢得宝贵的时间。
长江流域河流纵横、水网密布，对擅长骑兵、步兵作战而不习水战的清军构成地形上的巨大困难。因此，李自成势力若能在长江流域站稳脚跟，满清即使入关占据了中原，也很难进一步南下征服江淮地区，势必能够重演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

满清骑兵

因此，杨永裕的建都南京方案，是一种低风险大收益的方案，他的战略眼光独特而深邃。可惜李自成不采纳他的稳健方案，而采用顾君恩的高风险方案，这完全是战略上的大失策，它反映出李自成对满清趁火打劫可能性的全然失察。

那么，是否因为李自成不了解满清方面的信息，而铸成了此种战略大错呢？非也。大顺军入北京之前，满清（后金）军队先后五次深入长城以南，一度攻取北京附近的州县、大肆烧杀掳掠，波及华北五省。在华北转战多年的李自成，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
明史专家顾诚在其代表作《南明史》中的“吴三桂叛变与山海关之战”这一章节中有明确记载：
“次年（1644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来告大顺军已占领陕西，多尔衮立即于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共力，并取中原......”
满清趁火打劫的野心，在信中表露无遗，大顺榆林守将王良智及时派人将此信息通报了正在进军北京途中的李自成。因此，李自成对于满清乘虚入侵中原的野心，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虽然早就得知清军历次入侵的情况，也知晓其意欲入寇的野心，李自成却没有任何应对清军的方案和部署，这只能说明是其战略头脑的昏聩了。
其实当年李自成面对的局势与刚刚“黄袍加身”不久的宋太祖赵匡胤颇有几分相似：刚刚建立北宋政权的赵匡胤，北面有北汉政权的威胁，而北汉身后是虎视眈眈的强大辽国，西南和东南分别有后蜀、南唐等割据政权。
赵匡胤审时度势，与谋士赵普同时想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建国方略，先对北汉采取守势，向南出击，削平软弱腐败的荊南、湖南、后蜀、南汉及南唐等诸割据政权，最后才集中力量攻取盘踞山西的北汉（由宋太宗赵光义完成）。而且赵光义在灭北汉时，针对辽国可能的介入作了周详的准备，事先在雁门沿线倚靠险要部署重兵，狙击辽国援军。
赵匡胤为什么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就是深知“先北后南”是高风险操作。先打北汉，很容易招致辽国介入而困难重重；在南方未平的情况下，一旦攻击北汉，辽国将倾巢出动、乘虚而入导致宋军失败。由于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早已没入胡人之手，契丹势必长驱直入无险可守的河南，立足未稳的赵宋政权必成丧家之犬（就如丢失北京后的大顺一般）。而“先南后北”，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健建国战略。
在大顺军击溃孙传庭部之后，明政权实际上已经“北汉化”，此时与其攻打北京，不如让崇祯和明朝的抗清关防系统，代为阻隔满清的入寇。自己博得时间先巩固大顺政权，继而扫除明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和张献忠所部。但李自成偏偏选择去推倒替自己阻隔满清的这道明朝屏障，从而在立足未稳之时，直接面对强大、凶悍且野心勃勃的满清。

明朝军队

没有拿下山海关，兵力严重分散
其次是军事上的大错。纵使采取了“先北后南”的高风险下策，李自成仍有机会成功，但此种机会，又因为他军事上的大错，迅速地丧失了。
李自成攻取北京后，立即停止进军，没有趁热打铁第一时间派重兵逼近山海关，及早迫降吴三桂、高第等关辽系明军，代之以能干的亲信将领驻防。也没有及早在山海关、长城一线部署应对满清可能介入的重兵，以致于酿成后来的吴三桂事件。
大概李自成事先认为，只要进了北京，就大功告成了，他没有意识到在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日后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另外，李自成在攻取北京前后，其在兵力部署上也有严重问题。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张天琳镇守，在真定委任了马重僖为节度使，唯独对京东山海关一带视而不见，此外还非常荒谬地派大将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去进攻明军左良玉部，导致驻守北京附近的兵力空虚。这是比没有第一时间收取山海关、构筑抗清防线更大的错误。

明朝火铳兵和重步兵

这样一来，李自成驻京部队仅剩十万左右，而占据山海关的吴三桂部则有五万兵马，且都是身经百战的前抗清部队——明朝最精锐的部队，战斗力不在李自成所部精锐“老八队”之下。这直接导致了吴三桂叛变而李自成被迫东征时，大顺军因兵力不足未能迅速攻克山海关；这更导致了当清军入关、清吴联手时，大顺军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当时多尔衮亲统十万大军意欲问鼎中原，满清方面几乎是倾巢出动，不遗余力。

如果李自成在兵力部署懂得轻重缓急，虽则大顺军战斗力总体上要逊于八旗军，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顺军携战胜明朝之势，士气旺盛，心理不处下风，且大顺军总兵力四十万拥有对清吴联军十五万数量上的优势，势必旗鼓相当，必有一番恶战，而不至于出现一片石战役那样的惨败。
如果那样的话，多尔衮部即使击退李自成，也得伤筋动骨，付出惨重代价，而未必有一鼓而下幽燕的余力，这样历史很可能就改写了。须知清军倾巢出动，粮草同样很困难，经不起僵持不下的局面，若不能迅速攻城掠地，就只能烧杀掳掠而去，退出关外。而当时李自成则有占据众多城池的优势。

多尔衮

“追赃助饷”失人心除此之外，李自成在进入北京城后，对原明朝官绅实施“追赃助饷”政策，也是其最终失去人心而导致失败的一个政治原因。但这并非他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还是在于战略和军事上的失误，而非政治失误。因为如果李自成没有在军事上大败（山海关战役），对士绅阶层施行“追赃助饷”这些弊政，短时间根本无法动摇大顺政权。
可以佐证“追赃助饷”不是李自成失败主因的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满清：清军入关之后，满洲贵族驱杀汉族地主、士绅，圈占华北大片良田，将大批汉族农民变身旗下奴隶，如此暴行比李自成弊政暴虐十倍；清廷对汉族官民悍然推行“薙发易服”政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更是令人发指的残暴民族压迫。但是因为满清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这些暴政并没有动摇其统治。
很多迹象表明，李自成对前明士绅阶层施行“追赃助饷”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他正靠“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才进的北京，如果一进城就变卦“纳粮”，等于言而无信，触犯“君无戏言”的大忌。
相比多尔衮之流毫无底线的异族统治者，李自成是以中国合法人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因此，他终归会走上笼络上层的刘邦、朱元璋路线，只不过因为战略、军事上的大错，他没有时间走上这条路线而已。
从李自成进京之前精明优容的招降纳叛政策、以及他与屠夫张献忠的种种区别来看，他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拥有刘邦、朱元璋的某些资质。因为战略和军事上的巨大失误，历史再也没有给予他施展这些资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