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疆域若干问题研究 古籍 2017-08-21 00:35

惜晖

中国疆域沿革史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中就有边疆史地材料的记载；先秦的文献已有关于周边史事和风俗的记录；汉代以降，研究边疆史地的专门篇章和记载边疆史地的专书相继出现。可以认为《汉书・地理志》就是边疆史地的滥觞之作。此后，历代正史皆奉为圭臬，另有大量专论当代地理沿革、疆域的地理总志和方志。
中国疆域沿革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边疆危机引发了抵御外侮、巩固边陲、振兴民族和开发边疆的时代强音，边疆史地研究应运而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边疆史地论著，如魏源的《圣武记》、徐松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都对中国疆域史的某些专门问题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民族危机再次加重，经过几千年拓展巩固起来的广袤的疆土岌岌可危，从而引发了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论著有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夏威的《中国疆域展拓史》、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等，激励了抗日时代中国的奋起；1949年以后，中国的边疆并非太平，如中苏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即使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简言之，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疑，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疆域史的研究，以便更好、更加稳妥地解决边界争端，更有力地回击大小霸权主义者的挑衅，更全面展开中国疆域史的教育和宣传，提高全民族的国际问题意识，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谐环境建设，并成为当代政治地理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就中国历史疆域的范围和疆域形成的机制做一简要论述，乞正于方家。
一、中国疆域的范围问题
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与疆域，即所谓“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是指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疆域的范围。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出现有以下五种意见：一是以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二是以今天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三是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四是以接受了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区作为中原王朝的疆域，即以文化标准来判断疆域的范围；五是以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其中第四种意见近年来很少听到了，最后一种意见已经消声匿迹，争论集中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见。反映了在中国疆域史问题上学者们认识的逐步一致。
历史事实证明，民族、国家和疆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民族和国家，才有民族和国家的疆域，这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与疆域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结构的模式在发展变化，其内容与思想在发展变化，其幅员的大小也在发展变化，不能以一个固定的模式定版图范围，历史发展的真实是，在历史上的版图范围，如日月盈昃。对历史上边疆民族与疆域研究的准则，应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的本来而貌，包括各民族、政权和土地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疆域。这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与疆域所应遵循的依据和标准。有了依据和标准，还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做保证，因此要求对每一民族，每一件事，每一地址，每一观点，都要在实际操作中做到论据确凿，分析准确，出言有理，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的依据和标准落在实处。
学术界对于中国疆域问题研究多集中在历代疆域变迁、边界、边防、历代王朝边疆政策、中国边疆学构筑以及海疆等方面。如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林甘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1]等对“中国”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发表看法；何锡光的《述<新唐书>的边防观》、田子馥的《试论辽金元清的政权属性――兼评所谓“中国征服土朝”论》、彭建英的《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2]等对某个朝代的边疆和边防问题进行了探讨。
谭其骧先生认为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标准就一条，即“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3]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和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政权。其理由有二：一是“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一是“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他不赞成以今人的国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认为这种主张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的鸟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疆域，己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一百多年来资木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我们的部分领上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与谭先生持同一种意见的学者较多，兹举一二。葛剑雄认为：“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一清朝所达到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上加上巴尔喀干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它能比较全而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4](P39-40)。刘宏煊在此基础上，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了以下根据和国际范例来加以论证：“其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理论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都是以资木帝主义破坏这些国家的独立以前的疆域，作为其历史疆域的”；“其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疆域概念，是近代国际斗一争的产物，是资木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成果。因此，中国以元代或元代以前朝代疆域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也是不妥当的”；“其三，直到19世纪初，经过数千年发展的中国疆域，才有了一系列国际法(主要是边界条约)保障，成为举世公认的国家疆域”[5](P4-6)。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疆域和边疆在正式的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共同接收的边界条约限定下才是固定的，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完成的，现代国家和地区的疆域是进现代国际斗争的产物。在此之前，各个国家和地区依靠武力或者文化认同形成的疆域只能是历史问题。边疆史的研究必须尊重这个事实，并以此为问题的出发点。
关于其他几种意见，“以今天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的观点，更多的是关注现实，追求现实条件下国际和平和国家的周边稳定，但忽视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疆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概念；“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的意见，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当然可以研究，但是和第一种意见相比，对现实的意义不大。
二、中国疆域形成的机制问题
在中国疆域形成的机制方面，学术界的研究比较薄弱，孙进己在《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6](P78-83)一文中，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疆域研究取得的成就，分析了有关论述观点的得失，并就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及变迁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刘宏煊认为：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系列独特的民族的与社会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历史的与地理的规律。[5](P9-15)葛剑雄先生认为统一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并把原因归结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和顺应潮流的政策等方面。
中国疆域的形成机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多要素互相影响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地理环境大势是讨论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基本国界圈和范围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居于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之内，有一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这些屏障有些是可以逾越的，有些是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无法逾越的。自然地理屏障及其形成的地理环境提供了文明发生发展的基本舞台和地域。早期中华文明的发生围绕着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中华民族逾越这些屏障的能力在不断增强。表现为疆域的不断开拓和扩大。夏代，中原王朝的活动范围大致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所谓“夫三河在天下之中”；[7](卷129)至商代，疆域基本上在易水流域和淮河流域、太行山伏牛山脉和泰山之间，这些地理屏障决定了商王朝的基本疆域；至周代，周人的统辖区开始越过辽河、汾河、汉江、长江和秦岭。
其中春秋战国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童书业先生认为这个时期形成了中国疆域的“本部”，“战国时中国疆域已有今内部十八省四分之三，汉族疆域渐次完成……由夏至商，商至周，以至春秋、战国，汉族卒有今中国本部之大部。战国以后，可见历代疆域之消长。”[8](P23-47)中国“本部”是中国疆域范围变迁的基础，也是建立于其上的历代王朝的统治根基，只有在确立“本部”牢固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开疆拓土，经营四方。
秦人的边疆更有所扩大，在南方越过了南岭，西北越过了河套屏障，北方地区的屏障一般认为是长城，长城实为人工建造的边防设施，当为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界限；至汉代，在南方地区，邛州海峡的天然屏障业已不再话下，经张骞凿空西域，使西部边疆的地理界限大大延伸，北部也可越过大漠，疆域空前，以后历代都在此基础上有所增益。西部边疆的地理屏障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北部的茫茫沙海，万里戈壁，东北地区的外兴安岭和黑龙江以及乌苏里江等等都是天然的地理屏障，尽管有些朝代偶有逾越，但统辖时间一般不长，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管理困难，一些中原王朝设置的机构旋设旋费。近代边疆地区的国土沦丧，除去清朝国力衰弱、清政府腐败无能等原因外，也与地理屏障造成的诸多问题有关。在西南青藏高原地区，这一屏障直到元代才有改观，而实质性的统治和管辖到明清代才开始。东南海疆问题上，三国时期，克服了台湾海峡的屏障，但也是直到清代，中原王朝政府才开始对台湾实施有效的管理。应该说，中国疆域的形成和稳定，与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民族融合和民族关系的恰当处理是疆域形成和稳定的深厚根基
中国疆域是中国各民族在共同的劳动、共同创造、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共同缔造的，与世界上一些依靠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形成的国家疆域有着本质的不同。没有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没有全国各族人民血肉联系，就没有中国疆域的形成和稳定。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个过程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大致说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第一高潮，奠定了统一国家的疆域基础，秦汉的大一统又大大深化这一疆域内的民族融合。第二个高潮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百多年的大分裂对当时的人民无疑是巨大的灾难，但中原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和五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使长城失色，原来的华夷观念受到空间的挑战，中华民族又注入了新的血液而更加强大，随之而来隋唐疆域的扩大，又是这次民族大融合的必然结果。五代十国和两宋金、西夏时期十中华民族融合的第三个高潮，接踵而至的是元明清600余年的大统一，元朝和清朝更是少数民族主持的中央政权，又反过来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最后一次大融合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时间内发生的，近代的边疆、民族危机是这次民族融合的诱因。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新的伟大的精神城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自觉性最高、目标最为一致、规模最大、凝聚力最强的民族大融合，中国各民族真正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
第二层意思是，民族关系处理的恰当与否和边疆政策对边疆的开拓的巩固边疆的稳定有重要意义。从张骞出使西域到唐代与吐蕃的和亲，从元代设置宣政院院到清代与蒙古族的结盟，无一不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对开疆拓土、巩固边疆意义深远。历史上存在的羁縻州、府、安护府等也是恰当处理民族关系的行政设置，直到今天，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可以视为历史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延续。在边疆政策上，开放的态度、开拓与固疆相结合、移民与实边都可以起到疆域的稳定作用。
（三）边疆的稳固与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
春秋战国时代县和郡的产生一般认为最早产生在秦国和楚国的边疆地区，或者是新征服的土地，中央直接派驻官员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些边区的稳定，可视为早期的边疆行政机构的有效设立。唐代开始的羁縻制度，也是一种有效的管理边疆地区的行政机构组织形式。羁縻制是属于一体内的外制的设置。是由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中原不同所采取的不同制和不同的统辖方法。羁摩的本意是“系联”，引申为“约束”。其施政的方针是“因其故俗而治之”。其初是以氏族部落系联，后又发展为以地方民族政权系联，并实行有效的管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边疆区域的巩固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葛剑雄指出：“确定一个地方是不是属于某一个政权的疆域，不能只看名义，而应当看实质”。为此，他具体分析了历史上“称臣纳贡”的三种情况：一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如向中国称臣纳贡的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一是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目的是迎合统治者的自大心理和得到赏赐、获利，不能说明这些国家是中原工朝的属国。二是“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分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不能因此认为这些人所在的国家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对历史上的‘称臣纳贡’，一般不能作为归属的根据”。[9](P14-16)所以，确定某一地方或民族是否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只能用一个标准，即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即只有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到的地方和民族，才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和疆域内的民族。
（四）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密切关系
有多位学者就中国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王朝兴替做了分析，一般认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中原王朝的强盛与衰败、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对比关系密切，按照竺可桢先生的关于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结果，尽管这个结论学术界存在争议，但整体趋势应该是可信的。在暖湿期，一般会有强大的中原王朝出现，国力强盛，开疆拓土；寒冷期到来期间，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国力衰微，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迫于生存压力，攻击性增强，于是战乱四起，甚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原地区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如王会昌认为，“就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而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之间碰撞――融合的周期性与气候冷暖边的波动性之间存在着相互基本吻合的准同步性规律，这一点应当说是无庸置疑的。”[10](P81-84)与之相随的是中国的疆域面积的扩大与缩小。应该指出的是，自然环境变迁对疆域变迁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隐性的，必须通过一定的诱因起作用。而且自然环境的变迁对疆域变迁的作用是有限的，决不是决定作用。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称之历史的深层结构，即“长时段现象构成了历史的深层结构，它规定和制约着历史的发展。”
另外，中国历史上疆域的扩大与缩小，还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的开放与保守、国际形势的强弱对比等存在一定的关系。还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文治武功、个人喜好关系密切，历史上的汉武帝、康熙皇帝等，对疆域的开拓与稳固有积极作用，如汉武帝素来胸怀大志、雄心勃勃，“夙兴以求，夜寐以思”的是如何才能使汉帝国“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11](卷6)。他曾坦言：“联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所以有“陛下(武帝)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11](卷56)。由此可见，封建帝王所具有的建功立业的强烈抱负和积极付诸于实践的具体行为，这对制定和实施疆域政策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12](P24)但这种个人抱负还取决于当时的其他条件，如果当时的条件具备，封建帝王的建功立业之志才能通过历史的杠杆得以实现。从这一点来说，似乎历史存在许多偶然又是必然的因素。
三、结语
（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疆域的形成是历史造就的，是近现代以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国际、国内一系列斗争的综合结果。中国的疆域正式形成应该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这是中国疆域史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疆域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所在。
（二）中国疆域是历史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地理环境大势、民族融合、边疆政策和自然环境变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综合影响、制约着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和最终形成。中央政府之落后腐败[13]（P231~232）与积极开拓与疆域伸缩有着莫大的关系。
（三）一个国家或地区疆域的形成与固定是该地区“地表人文化过程”的重要指示。“地表人文化过程”一词首先由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先生提出，用以表示人类活动在特定历史和空间下的状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是一个综合性极高的概念。有关于此，容另文再议。
参考文献
[1] 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J]. 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M].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林甘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等。
[2] 何锡光：述《新唐书》的边防观[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第1期；田子馥：试论辽金元清的政权属性――兼评所谓“中国征服土朝”论[J]. 东北史地，2004第2期；彭建英：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第3期等。
[3]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4]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 . 三联书店，1994年10月。
[5] 刘宏煊：中国疆域史[M] . 武汉出版社，1995年9月。
[6] 孙进己：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J]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7] 司马迁：史记[M]。
[8] 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M] . 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9月。
[9]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M] . 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10] 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M]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
[11] 班固：前汉书[M]。
[12]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M] . 三联书店，1961年11月。
[13] 葛剑雄：历史上的中国[M].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