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南海：城头变幻大王旗 历史文话馆 2017-08-30 20:07

惜晖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根据与孙中山南京政府达成的协议，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南海就成为北洋政府的总统府,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都曾在此办公。1927年，张作霖入京称大元帅，也将此作为大元帅府。那段时期的中南海,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1913年10月10日上午10时,在皇帝登基的太和殿，袁世凯举行了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之后不久，即以中南海为总统府，并举家从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搬进新居中南海总统府。
袁世凯为何选择中南海作为其总统府？袁世凯请风水先生查看的结果，认为旧皇宫内“气数已尽”“非新朝所宜”。而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则“山明水秀,真灵未凿，气脉尚郁积而未用，一若天造地设，留以待兴朝真主者”。袁以“天子以四海为家，而总统当以三海为家”为由,选择中南海为其总统府。
袁世凯为将中南海改造成地道的总统府,也是煞费苦心。首先是开辟了新华门。中南海的正门原本是中海东岸旁的西苑门，门外的交通并不方便。袁世凯便把南海南岸、毗邻西长安街的宝月楼，改建成总统府大门。他还将义和团运动时被焚毁的端王府一对石狮移于门前。新华门门前的一段路改称府前街，西墙外称府右街。
袁世凯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慈禧在仪鸾殿旧址仿圆明园西洋楼建起的海晏堂，袁进行了改建，并改名为居仁堂。1915年12月13日，想尝尝黄袍加身滋味的袁世凯,也是在居仁堂举办的登基仪式。在特制的龙案上，袁世凯并未穿龙袍，而是身着元帅服，在居仁堂接受文官武将的朝贺。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百官朝贺,宣布做了皇帝。袁世凯又将总统府改称为“新华宫”。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立即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蔡锷首先于云南举旗反袁，接着，西南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把袁世凯搞得焦头烂额。面对国内外的一致反对，忧愤成疾，袁世凯很快就病重身亡。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成为入主中南海的第二位总统。但黎元洪初进中南海却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袁世凯“软禁”起来的。
黎元洪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因不是袁世凯的北洋嫡系，袁世凯一直对其放心不下，一直想将其调离“发迹地”湖北。因为袁知道，黎一旦离开首义之区，就会变成光杆司令。袁几次三番请黎进京，黎都是一拖再拖。最后，袁世凯软硬兼施，以非常手段强请黎元洪入京。1913年12月,黎元洪入京，并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但之后，黎就被袁世凯安排到瀛台居住，瀛台就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为避嫌，袁将之更名为“小蓬莱”。
此时的黎元洪，事实上是袁世凯的囚徒。除瀛台外，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但黎元洪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坚持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
后来，由于夫人吴敬君患病，他向袁世凯提出瀛台太冷,不宜养病，须另找住处。黎这才结束了在中南海的“囚禁”岁月。黎元洪就此离开了瀛台，住进了东厂胡同。入住后，他为划清与袁的界限，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请裁“副总统办公处”。
就在袁世凯遗体入殓的那一天，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宅邸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开始在中南海内的总统府办公，总统府设在春耦斋。
黎元洪虽身为总统，却处处受制于以北洋正统自居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双方在用人及对德宣战等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总统，便借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免去段的总理职务。但在免去段的职务后，在段的怂恿下，各督军蠢蠢欲动，黎元洪坐困总统府，极为悲苦。
无奈之下，黎请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调解。结果是引狼入室，张勋拥立宣统复辟。段祺瑞则组织讨逆军，赶走张勋，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由冯国璋担任总统，府院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冯国璋当上了总统，中南海仍是总统府，他把居仁堂作为自己眷属住房，堂门改为“宝光门”。段祺瑞说冯国璋有“钱癖”，喜欢敛财。冯国璋很快与段祺瑞在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后来，段祺瑞操纵国会，挤走冯国璋，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徐世昌当政时，总统与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互相更换,徐在中南海西北角的摄政王府办公，春耦斋成了国务总理的办公地点，崇雅殿各处，是国务院属各局办公的地点。
随着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直奉战争中打败张作霖,直系势力把持了北京政府。这时，曹锟信心爆棚，也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于是，有人给他出了个“法统重光”的主意。所谓“法统重光”，就是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让黎元洪复任总统，借以赶走徐世昌。这样，黎元洪便再次当上了民国总统。曹锟本想让黎元洪临时客串一下，于是，在黎任职不久就开始逼宫。
逼走黎元洪的曹锟上演了一场贿选丑剧。1923年10月10日，曹锟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但贿选得来的总统滋味并不好受，曹锟面临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种种问题，直系内部也统一不起来。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急召吴佩孚进京主持作战要务，吴佩孚进京后，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特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中南海的四照堂为总司令部。当天，吴佩孚便在四照堂召集会议。
冯玉祥素与吴佩孚不合，又因受南方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贿选的曹锟也非常不满。他趁此机会发动了“北京政变”，率兵从直奉军作战前线突然返京，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冯玉祥派人传令给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迁出新华宫。
随后，冯玉祥的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入延庆楼见曹锟,曹锟被迫移交总统印玺，被解除了政权，并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直到1926年，鹿钟麟才下令撤去国民军在总统府的卫队，恢复曹锟的自由。

冯玉祥部队控制北京后，因自己控制不了局面，奉军又大举入关，只好让段祺瑞出山。段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政府执政，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中南海一度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
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重新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被迫率国民军退往绥远。为对抗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为“安国军”，推张作霖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关于末代北洋政府最高统帅的称呼，商议时有的主张叫“临时总统”，有的主张叫“临时执政”，张宗昌提出用“大元帅”的称号，孙传芳等人附议并通过，这样，“大元帅”就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的称呼。
张作霖在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便在“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这时的美英政府表面上对中国南北双方持观望态度，实际倾向南京政府。日本虽表示可以支持“安国军”，但前提是要张作霖签订所谓的“满蒙铁路密约”，张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声言“绝不做让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此时坐镇中南海的张作霖，明白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是战场形势。当时，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为对付奉系，已达成表面上的暂时团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
张作霖“安国军”自然抵挡不住国民党新军阀的联合猛攻，只好乘着北伐军尚未占领天津、回东北的铁路还畅通时，退回其东北老巢。
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离开中南海的大元帅府，乘车前往前门车站。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所乘火车开到沈阳皇姑屯附近时，被日本人埋下的炸药炸成重伤，很快死去。东北军丧失首领，无心再战，迅速放弃北京向东北撤退，所谓“安国军政府”至此也烟消云散。
国民党占领北京后，宣布“北伐成功”，“国家统一”。由于国民政府的首都定在南京，便要有意降低北京的地位。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划为特别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