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战争造就赢得战争的统帅 2017-09-09 14:52

华忠

    毛主席逝世41周年，来看战争造就赢得战争的统帅                                         2017-09-09 14:52                                                                          战争                                                                  /蒋介石                                                                  /毛泽东                                                  

                  编者按: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1周年，舆林军特邀《大国军魂》作者潘庆华撰写万字长文纪念。转发此文并入选留言者，将获得作者亲笔签名赠书（活动详情见公告）。
在研究撰写《大国军魂》这本书中，有一个认识在我头脑中愈加清晰，那就是：历史选择改变历史的伟人，战争造就赢得战争的统帅。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大将在其专著《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中提出：“在整个世界史中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从本民族中推出真正伟大的统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和未来的权利。”
毛泽东领导打下了江山，开创了伟大的时代，留下了光辉的军事思想。他一生最精彩的篇章、最伟大的建树，大量地集中地体现在军事领域。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辉煌，始终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
一部中国革命史，也是共产党、毛泽东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史。而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两支军队的较量。其结果不言而喻，一为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为枪杆子里失政权。

金冲及提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历史，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并注意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今天研究国共的成败，应首先研究两军的胜败；而研究两军的胜败，无疑应比较研究两军统帅的指挥，否则就会如梁启超说的“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
战争本质上是力量的竞赛。当年两军力量对比，天上地下，实力悬殊。以弱胜强，在军事上何其艰难。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靠什么打赢蒋介石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的？这常常引起人们的特别兴趣。
让我们一起来复盘研究、对比考察：
1
战争双方是互动的，对手始终从反面出难题。20世纪30年代的“围剿”与反“围剿”，是中国革命最惊心动魄的对撞。战场是最公正的考场，战争以胜负、以生死为检验，帮助人们鉴别真伪，遴选领袖。
首先，让我们对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作对比考察。
国民党这边：

1930年11月，第一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1个师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以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1931年4月，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纠集18个师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
1931年7月，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表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集中23个师30万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1932年6月，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聘请德国冯·塞克特将军和军事顾问团，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蒋声称战略上以动制静，战术上以静制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经济封锁、堡垒推进，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耗尽苏区资源，剿尽红军。
1933年5月，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嫡系部队倾巢而出，其中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蒋自任总司令，确立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战略，以守为攻，广筑碉堡，严密封锁，四面合围，先后建起5870多座碉堡和4200多公里的公路，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
红军这边：

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召开誓师大会，会场悬挂的一副对联预示着战局结果。对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是红军第一次设计战争。毛泽东坚持诱敌深入，国民党军长驱直入，红军隐蔽待机、突然出击。“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歼敌15000人、缴枪12000支。鲁涤平则发了一封十分悲戚的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归。”
第二次反“围剿”。大敌当前，毛泽东、朱德仍“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红军白云山下一击即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旅大部，随后，四战四捷，歼敌3万人、缴枪2万支。
毛泽东填词畅抒胜利情怀：“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
第三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重兵合围，深入苏区腹地。毛泽东以走求生，险中求胜，指挥红军主力悄然跳出包围圈，避强击弱，速战速决，边走边打。国民党军跟着红军后面打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连吃败仗、铩羽而归。
蒋的“围剿”无法剿灭红军，反而把红军锻造成钢铁部队。以“十六字诀”为基础，红军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在实战中迭克顽敌。
第四次反“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冒险主义军事战略在红军中直接推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尽可能排除干扰，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由被动转主动，取得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战云密布。毛泽东被解除军事指挥权，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博古、李德，开始“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他们强令红军“全线进攻”“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强敌正面对决；后又命令红军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和“短促突击”抗击敌人进攻。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的战争指导，使红军失去灵活机动的作战风格，陷入死打硬拼的连番苦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沦陷。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共8.6万余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中央红军千难万险，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经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万多人，几乎濒于绝境。
同样还是那个对手，同样还是这支队伍，为何五次反“围剿”前后红军判若两人？！
变量主要在领导层。红军将士对博古、李德的指挥极度不满，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呼声愈加强烈。“三军呼唤毛主席”，反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情况。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尖锐批评博古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毛泽东则指出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践，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英雄不是被人捧起来的，自己立得住才能传于世。经不起最严酷的淬炼、最严格的筛选，就无法挑起最重的担子。遵义会议清算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恢复以往作战风格，战术灵活机动，行踪飘忽不定，纵横穿行于川黔滇群山之中，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打破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2
胜利绝不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国共间鼎定乾坤的战略决战，双方投入重兵集团，双方统帅全力以赴运筹指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哪方统帅认识了战争的必然，就有权赢得驾驭战争的自由。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双方力量依然悬殊。
国民党控制着全国76%的国土和71%的人口，以及全部的近代工业。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大部分是美械和日械装备，拥有空军和海军力量。

国民党军队拥有大量新式装备
蒋介石踌躇满志。他说：“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断言：可以在8到10个月内消灭共军。
共产党的解放区只占全国24%，人口不到29%，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人民军队总兵力约127万人，武器装备简陋，没有空军和海军。
但毛泽东成竹在胸。他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一棵苹果树下，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小米加步枪是当时我军的现实写照
全国战场烽烟四起。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各自算账。
蒋介石盘算的是占了多少地盘。国民党军倚仗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攻城略地。蒋介石兴奋异常，他说“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8个月后，国民党军攻占105座城市，但由于占领区扩大，战线延长，兵力吃紧，陷入了困境，其速战速决战略破产。
毛泽东关注的则是歼灭了敌人多少个旅。他提出新的战争指导：“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人民解放军避敌锋芒，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先后发动苏中、鲁南、莱芜、定陶、巨金鱼、张家口、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歼敌71万余人，自身发展到168万人。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战争胜利的天平，逐渐向人民解放军倾斜。
为改变敌我攻防态势，中共中央决定，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腹。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区；9月，陈毅、粟裕大军越过陇海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三路大军“品”字布势，吸引国民党军90个旅，把国统区搅得地覆天翻，迫使其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

美国军事记者贝尔登惊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大师。”
1948年八九月间，国共双方的最高统帅部分别召开会议，酝酿最后的战略决战。
南京，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在对两年多战争“彻底反省，彻底检讨”后，确定在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战略，决定扩编军队至500万，设立执掌战区军政大权的“剿匪总司令部”，实施分区防御，编组机动兵团，“集中力量，以动打动，守点必援，争面固点”。
西柏坡，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500万，在5年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要求解放军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两个战略构想，导演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全歼守敌，奏响决战序曲。美联社评论：“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什么阻挡了。”
第一战，东北战场。毛泽东作战构想是：先取锦州，“关门打狗”，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东北野战军将国民党军55万多人，分隔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3地。1948年9月12日打响辽沈战役，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总攻锦州，激战31小时，全歼10万守军。
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长春守军放下武器投降，“西进兵团”10万多美械装备的精锐之师在辽西平原全军覆没。东北野战军乘胜东进，解放沈阳和营口，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
第二战，中原大地。毛泽东决定：发起淮海战役，将国民党军最大的作战集团歼灭于淮河以北，决战中原。

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下，华东、中原野战军联袂出击，集中兵力60多万，向拥兵80多万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地区，先后均被全歼。淮海战役共歼敌55.5万人。
第三战，华北平原。毛泽东的决心是：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就地歼灭，首先分割包围，然后各个歼灭。
平津战役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手进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指挥，投入百万兵力战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拥兵50多万人，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解放军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歼灭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29小时攻克天津。北平25万守军陷入绝境，傅作义将军决定接受和平改编。
在影响战略决战胜败的诸多因素中，军事统帅指挥艺术无疑占很大权重。毛泽东说过，“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陈毅作总结说，“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愈差，但愈往上愈强……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应该说，这道出了战争胜负的奥秘。
3
虽然我们认可“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成王败寇”一定程度上也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历史的角度。两军对垒，研究胜败，离不开对双方军事统帅的出身经历、文化背景、性格心理、眼光能力等综合考察。
法国萨克斯元帅讲过，战争是一种充满阴影的科学。也正是由于战争存在“盖然性”，双方军事统帅的较量也就有了超越力量对比之外的广阔空间。在兵力火力部署之前，在战役战斗发起之前，两种军事哲学、战争智慧的较量，双方军事统帅判断力、决断力、意志力、战略思维和指挥艺术的对抗，已然展开。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他对“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认识尤深，一生都紧握枪杆子，视军队如生命。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在遇到毛泽东之前，蒋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也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当然他主要靠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作战指挥上并没有表现出有多高明。应该说，蒋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代枭雄。美国学者布赖恩·克罗泽认真分析蒋的思想、意志、手段、实力，认为蒋几乎具备成为历史伟人的一切要素，只欠缺最后一点运气。金一南也讲，“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对手，蒋介石有可能取得成功，完成其统治中国的梦想。”
就像在NBA赛场，乔丹横空出世之时，无数英雄的悲剧命运就已注定。即便如巴克利、尤因、米勒、马龙等一个个巨星，也只能在苦苦抗争后接受败局，历史只记录下他们黯然谢幕的背影。

蒋介石最大的悲剧，就是与毛泽东同时代。
毛泽东本来不是军人，1927年以前他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甚至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兵，从没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作。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毛泽东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朱毛会师大会上，身兼师长的毛泽东挎上了一支匣子枪，并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结束后，他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没有挎过枪。
那么，不挎枪的毛泽东是怎样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呢？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哥伦比亚代表团时说，我们起初都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起来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毛泽东的办法。

他总是“放胆高翔云端”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各方情况、把敌人判断得清清楚楚，总是紧盯变化着的实况随时调整作战计划，总是注重总结来自战争实践中的经验，总是把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上去思索解决，这就是毛泽东的胜战之道。
刘伯承说过：“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陈毅这样概括过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
林彪讲，“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剔除搞个人崇拜的过头话，也不乏合理性的认识。
实事求是，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也是他在战争中所以能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实事求是，很重要的体现在他十分重视听取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上。比如，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原本是个只有战役规模的“小淮海”设计，粟裕先后三次建言特别是发出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的“齐辰电”后，第二天毛泽东即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领袖真正的英明在哪里？在于他的“慧眼识正确”，能及时听取并悦纳正确意见，哪怕因此调整已定下的决心和部署。历史的反馈无疑是丰厚的，作战指挥因实事求是而出神入化，最终赢得战争胜利、成为历史主角。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总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打开尘封的军事档案，我们从统帅部与前线密集往来的一份份电文中看到，虽然军情似火，但只要条件允许，毛泽东总是要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然后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明示前方将领一切“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美国人贝文·亚历山大在著作《统帅决胜之道》中写道，“对高明将帅如何决胜的理解，是从认识到平庸的将帅何以不胜开始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份干部考核材料，对一位领导的评价是“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指挥“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等。看后我们不禁担心，这样的领导，你让他去做生意抓经济非赔光血本不可，搞实业抓生产非凋敝破产不可，做行政抓管理非搞得天怒人怨不可，让他领兵打仗、指挥作战，怎么有胜利的可能？
这位领导者就是蒋介石，作鉴定的是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李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分析得一针见血：“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兵权贵一，军令统一，本身没错。但靠枪杆子发家的蒋介石，坚持军权独揽，军事上一切听命于蒋、一切决断于蒋，“国防部实际上全由蒋先生负责，诸事殊乏分责之人”（王世杰语），这就埋下败战的隐患了。
国民党军方败退台湾后的作战检讨中，对统帅部有过这样的反思：比如，“过分干预下级，使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指挥能力”；比如，“各地区战略构想及指挥，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结果要么易失战机，要么陷于危机难以及时挽救；比如，统帅部作战构想及指导，“系基于上层人员之判断而产生者，与战场实际情况，难免有所隔阂。在研议过程中，亦不征询下级意见，又不重视战场指挥官之意见具申。故所决定之各案，往往与作战部队之实况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之充分支持。”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问题。
大将陈赓曾对部属说，“开战前是我指挥你们，开战后是前线指挥员指挥我了。”应该说，统帅充分授权，发挥前线将领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这是制胜战争的要诀。可惜，蒋介石偏要逆道而行，结果不言自明。
国民党军队将领都知道蒋爱电话指挥前线作战的毛病，他们也知道奉行蒋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就更不得了。所以他们索性不出主意，让蒋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吃了败仗反而没有责任。这样的“将帅和”，不该指挥的瞎指挥，应该担当的不担当，当然不能打胜仗了。
主观武断、刚愎自用，不知己不知彼、严重脱离实际；作战指导缺乏章法、被动应付，临事张皇失措、束手无策；决心动摇、反复多变，顾此失彼，有始无终……这些兵家之大忌，在严酷的战争考验面前，蒋介石都一一暴露了出来。
正因为与占尽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交手战而胜之，正因为有蒋介石的衬托，毛泽东作为胜利统帅更加光华夺目。
克劳塞维茨曾感叹，“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事实上，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既掌握战争艺术的精华，又兼备诸多优秀品质的伟大统帅。
李际均中将在系统研究世界军事史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军事统帅大都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述，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大都没当过统帅。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他既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和反复验证，这是以往许多著名军事家所不具备的。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中写道：“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英国军事专家巴特曼评价道：“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是后人想象中的一句空洞赞颂，而是对一次次严酷斗争、一场场伟大胜利的经验总结，是革命战争年代亿万军民的实践感受和共识。    毛主席逝世41周年，来看战争造就赢得战争的统帅                                         2017-09-09 14:52                                                                          战争                                                                  /蒋介石                                                                  /毛泽东                                                  

                  编者按: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1周年，舆林军特邀《大国军魂》作者潘庆华撰写万字长文纪念。转发此文并入选留言者，将获得作者亲笔签名赠书（活动详情见公告）。
在研究撰写《大国军魂》这本书中，有一个认识在我头脑中愈加清晰，那就是：历史选择改变历史的伟人，战争造就赢得战争的统帅。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大将在其专著《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中提出：“在整个世界史中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从本民族中推出真正伟大的统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和未来的权利。”
毛泽东领导打下了江山，开创了伟大的时代，留下了光辉的军事思想。他一生最精彩的篇章、最伟大的建树，大量地集中地体现在军事领域。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辉煌，始终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
一部中国革命史，也是共产党、毛泽东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史。而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两支军队的较量。其结果不言而喻，一为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为枪杆子里失政权。

金冲及提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历史，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并注意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今天研究国共的成败，应首先研究两军的胜败；而研究两军的胜败，无疑应比较研究两军统帅的指挥，否则就会如梁启超说的“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
战争本质上是力量的竞赛。当年两军力量对比，天上地下，实力悬殊。以弱胜强，在军事上何其艰难。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靠什么打赢蒋介石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的？这常常引起人们的特别兴趣。
让我们一起来复盘研究、对比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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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双方是互动的，对手始终从反面出难题。20世纪30年代的“围剿”与反“围剿”，是中国革命最惊心动魄的对撞。战场是最公正的考场，战争以胜负、以生死为检验，帮助人们鉴别真伪，遴选领袖。
首先，让我们对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作对比考察。
国民党这边：

1930年11月，第一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1个师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以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1931年4月，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纠集18个师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
1931年7月，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表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集中23个师30万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1932年6月，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聘请德国冯·塞克特将军和军事顾问团，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蒋声称战略上以动制静，战术上以静制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经济封锁、堡垒推进，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耗尽苏区资源，剿尽红军。
1933年5月，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嫡系部队倾巢而出，其中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蒋自任总司令，确立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战略，以守为攻，广筑碉堡，严密封锁，四面合围，先后建起5870多座碉堡和4200多公里的公路，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
红军这边：

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召开誓师大会，会场悬挂的一副对联预示着战局结果。对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是红军第一次设计战争。毛泽东坚持诱敌深入，国民党军长驱直入，红军隐蔽待机、突然出击。“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歼敌15000人、缴枪12000支。鲁涤平则发了一封十分悲戚的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归。”
第二次反“围剿”。大敌当前，毛泽东、朱德仍“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红军白云山下一击即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旅大部，随后，四战四捷，歼敌3万人、缴枪2万支。
毛泽东填词畅抒胜利情怀：“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
第三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重兵合围，深入苏区腹地。毛泽东以走求生，险中求胜，指挥红军主力悄然跳出包围圈，避强击弱，速战速决，边走边打。国民党军跟着红军后面打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连吃败仗、铩羽而归。
蒋的“围剿”无法剿灭红军，反而把红军锻造成钢铁部队。以“十六字诀”为基础，红军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在实战中迭克顽敌。
第四次反“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冒险主义军事战略在红军中直接推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尽可能排除干扰，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由被动转主动，取得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战云密布。毛泽东被解除军事指挥权，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博古、李德，开始“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他们强令红军“全线进攻”“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强敌正面对决；后又命令红军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和“短促突击”抗击敌人进攻。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的战争指导，使红军失去灵活机动的作战风格，陷入死打硬拼的连番苦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沦陷。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共8.6万余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中央红军千难万险，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经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万多人，几乎濒于绝境。
同样还是那个对手，同样还是这支队伍，为何五次反“围剿”前后红军判若两人？！
变量主要在领导层。红军将士对博古、李德的指挥极度不满，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呼声愈加强烈。“三军呼唤毛主席”，反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情况。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尖锐批评博古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毛泽东则指出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践，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英雄不是被人捧起来的，自己立得住才能传于世。经不起最严酷的淬炼、最严格的筛选，就无法挑起最重的担子。遵义会议清算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恢复以往作战风格，战术灵活机动，行踪飘忽不定，纵横穿行于川黔滇群山之中，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打破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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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绝不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国共间鼎定乾坤的战略决战，双方投入重兵集团，双方统帅全力以赴运筹指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哪方统帅认识了战争的必然，就有权赢得驾驭战争的自由。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双方力量依然悬殊。
国民党控制着全国76%的国土和71%的人口，以及全部的近代工业。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大部分是美械和日械装备，拥有空军和海军力量。

国民党军队拥有大量新式装备
蒋介石踌躇满志。他说：“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断言：可以在8到10个月内消灭共军。
共产党的解放区只占全国24%，人口不到29%，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人民军队总兵力约127万人，武器装备简陋，没有空军和海军。
但毛泽东成竹在胸。他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一棵苹果树下，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小米加步枪是当时我军的现实写照
全国战场烽烟四起。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各自算账。
蒋介石盘算的是占了多少地盘。国民党军倚仗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攻城略地。蒋介石兴奋异常，他说“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8个月后，国民党军攻占105座城市，但由于占领区扩大，战线延长，兵力吃紧，陷入了困境，其速战速决战略破产。
毛泽东关注的则是歼灭了敌人多少个旅。他提出新的战争指导：“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人民解放军避敌锋芒，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先后发动苏中、鲁南、莱芜、定陶、巨金鱼、张家口、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歼敌71万余人，自身发展到168万人。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战争胜利的天平，逐渐向人民解放军倾斜。
为改变敌我攻防态势，中共中央决定，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腹。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区；9月，陈毅、粟裕大军越过陇海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三路大军“品”字布势，吸引国民党军90个旅，把国统区搅得地覆天翻，迫使其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

美国军事记者贝尔登惊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大师。”
1948年八九月间，国共双方的最高统帅部分别召开会议，酝酿最后的战略决战。
南京，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在对两年多战争“彻底反省，彻底检讨”后，确定在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战略，决定扩编军队至500万，设立执掌战区军政大权的“剿匪总司令部”，实施分区防御，编组机动兵团，“集中力量，以动打动，守点必援，争面固点”。
西柏坡，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500万，在5年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要求解放军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两个战略构想，导演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全歼守敌，奏响决战序曲。美联社评论：“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什么阻挡了。”
第一战，东北战场。毛泽东作战构想是：先取锦州，“关门打狗”，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东北野战军将国民党军55万多人，分隔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3地。1948年9月12日打响辽沈战役，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总攻锦州，激战31小时，全歼10万守军。
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长春守军放下武器投降，“西进兵团”10万多美械装备的精锐之师在辽西平原全军覆没。东北野战军乘胜东进，解放沈阳和营口，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
第二战，中原大地。毛泽东决定：发起淮海战役，将国民党军最大的作战集团歼灭于淮河以北，决战中原。

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下，华东、中原野战军联袂出击，集中兵力60多万，向拥兵80多万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地区，先后均被全歼。淮海战役共歼敌55.5万人。
第三战，华北平原。毛泽东的决心是：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就地歼灭，首先分割包围，然后各个歼灭。
平津战役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手进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指挥，投入百万兵力战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拥兵50多万人，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解放军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歼灭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29小时攻克天津。北平25万守军陷入绝境，傅作义将军决定接受和平改编。
在影响战略决战胜败的诸多因素中，军事统帅指挥艺术无疑占很大权重。毛泽东说过，“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陈毅作总结说，“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愈差，但愈往上愈强……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应该说，这道出了战争胜负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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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认可“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成王败寇”一定程度上也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历史的角度。两军对垒，研究胜败，离不开对双方军事统帅的出身经历、文化背景、性格心理、眼光能力等综合考察。
法国萨克斯元帅讲过，战争是一种充满阴影的科学。也正是由于战争存在“盖然性”，双方军事统帅的较量也就有了超越力量对比之外的广阔空间。在兵力火力部署之前，在战役战斗发起之前，两种军事哲学、战争智慧的较量，双方军事统帅判断力、决断力、意志力、战略思维和指挥艺术的对抗，已然展开。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他对“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认识尤深，一生都紧握枪杆子，视军队如生命。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在遇到毛泽东之前，蒋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也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当然他主要靠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作战指挥上并没有表现出有多高明。应该说，蒋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代枭雄。美国学者布赖恩·克罗泽认真分析蒋的思想、意志、手段、实力，认为蒋几乎具备成为历史伟人的一切要素，只欠缺最后一点运气。金一南也讲，“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对手，蒋介石有可能取得成功，完成其统治中国的梦想。”
就像在NBA赛场，乔丹横空出世之时，无数英雄的悲剧命运就已注定。即便如巴克利、尤因、米勒、马龙等一个个巨星，也只能在苦苦抗争后接受败局，历史只记录下他们黯然谢幕的背影。

蒋介石最大的悲剧，就是与毛泽东同时代。
毛泽东本来不是军人，1927年以前他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甚至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兵，从没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作。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毛泽东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朱毛会师大会上，身兼师长的毛泽东挎上了一支匣子枪，并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结束后，他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没有挎过枪。
那么，不挎枪的毛泽东是怎样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呢？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哥伦比亚代表团时说，我们起初都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起来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毛泽东的办法。

他总是“放胆高翔云端”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各方情况、把敌人判断得清清楚楚，总是紧盯变化着的实况随时调整作战计划，总是注重总结来自战争实践中的经验，总是把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上去思索解决，这就是毛泽东的胜战之道。
刘伯承说过：“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陈毅这样概括过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
林彪讲，“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剔除搞个人崇拜的过头话，也不乏合理性的认识。
实事求是，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也是他在战争中所以能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实事求是，很重要的体现在他十分重视听取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上。比如，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原本是个只有战役规模的“小淮海”设计，粟裕先后三次建言特别是发出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的“齐辰电”后，第二天毛泽东即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领袖真正的英明在哪里？在于他的“慧眼识正确”，能及时听取并悦纳正确意见，哪怕因此调整已定下的决心和部署。历史的反馈无疑是丰厚的，作战指挥因实事求是而出神入化，最终赢得战争胜利、成为历史主角。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总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打开尘封的军事档案，我们从统帅部与前线密集往来的一份份电文中看到，虽然军情似火，但只要条件允许，毛泽东总是要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然后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明示前方将领一切“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美国人贝文·亚历山大在著作《统帅决胜之道》中写道，“对高明将帅如何决胜的理解，是从认识到平庸的将帅何以不胜开始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份干部考核材料，对一位领导的评价是“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指挥“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等。看后我们不禁担心，这样的领导，你让他去做生意抓经济非赔光血本不可，搞实业抓生产非凋敝破产不可，做行政抓管理非搞得天怒人怨不可，让他领兵打仗、指挥作战，怎么有胜利的可能？
这位领导者就是蒋介石，作鉴定的是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李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分析得一针见血：“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兵权贵一，军令统一，本身没错。但靠枪杆子发家的蒋介石，坚持军权独揽，军事上一切听命于蒋、一切决断于蒋，“国防部实际上全由蒋先生负责，诸事殊乏分责之人”（王世杰语），这就埋下败战的隐患了。
国民党军方败退台湾后的作战检讨中，对统帅部有过这样的反思：比如，“过分干预下级，使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指挥能力”；比如，“各地区战略构想及指挥，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结果要么易失战机，要么陷于危机难以及时挽救；比如，统帅部作战构想及指导，“系基于上层人员之判断而产生者，与战场实际情况，难免有所隔阂。在研议过程中，亦不征询下级意见，又不重视战场指挥官之意见具申。故所决定之各案，往往与作战部队之实况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之充分支持。”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问题。
大将陈赓曾对部属说，“开战前是我指挥你们，开战后是前线指挥员指挥我了。”应该说，统帅充分授权，发挥前线将领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这是制胜战争的要诀。可惜，蒋介石偏要逆道而行，结果不言自明。
国民党军队将领都知道蒋爱电话指挥前线作战的毛病，他们也知道奉行蒋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就更不得了。所以他们索性不出主意，让蒋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吃了败仗反而没有责任。这样的“将帅和”，不该指挥的瞎指挥，应该担当的不担当，当然不能打胜仗了。
主观武断、刚愎自用，不知己不知彼、严重脱离实际；作战指导缺乏章法、被动应付，临事张皇失措、束手无策；决心动摇、反复多变，顾此失彼，有始无终……这些兵家之大忌，在严酷的战争考验面前，蒋介石都一一暴露了出来。
正因为与占尽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交手战而胜之，正因为有蒋介石的衬托，毛泽东作为胜利统帅更加光华夺目。
克劳塞维茨曾感叹，“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事实上，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既掌握战争艺术的精华，又兼备诸多优秀品质的伟大统帅。
李际均中将在系统研究世界军事史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军事统帅大都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述，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大都没当过统帅。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他既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和反复验证，这是以往许多著名军事家所不具备的。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中写道：“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英国军事专家巴特曼评价道：“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是后人想象中的一句空洞赞颂，而是对一次次严酷斗争、一场场伟大胜利的经验总结，是革命战争年代亿万军民的实践感受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