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成都」军政兼施！1949年邓小平、刘伯承进军西南可谓强弩引而不发

惜晖

微成都 2017-11-10 19:27

邓小平与刘伯承合影

邓小平曾经多次讲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宾关于“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的问题时，兴奋地回忆道：“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作上述回答后紧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那时我们装备很差，还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可以看出，邓小平最高兴的原因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翻开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率部，从1945年8月开始，努力争取和平，积极自卫备战；率部由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灵活转战冀鲁豫、豫北东西两个战区，跳跃进出陇海路南北两侧；1947年6月，突然强渡黄河天险，鏖战鲁西南，出敌意外穿越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布成“品”字战略阵势；战略决战前夕，刘邓大军挥师西进，背倚伏牛山区，雄视中原大地，整军经武。1948年九月会议之后，刘邓大军东向徐州，决战淮海，南渡长江，攻占南京；和江南千里追歼浩大声势相比，进军西南是强弩引而不发，大迂回、大包围，彻底截断敌军退路，军政两手兼施，促发敌军纷纷起义投诚。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并发表重要谈话。谈话通过把握解放战争发展的主要特点，勾勒了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艰苦奋斗的历史画面。实际上也客观反映出刘伯承、邓小平等驾驭战局的超人胆识和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这篇文稿，内容丰富，又为亲历者自述，堪称不可多得，因而是研究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以及二野战史乃至于全军战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在北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先后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京沪杭地区特别是上海又发生了财经等方面的严重困难。邓小平主持华东局会议，分析严峻局势，商定解决办法。然后，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7月14日夜第一次到北平，先后向朱德、周恩来、陈云汇报，特别是向毛泽东汇报了两次，17日又向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正式报告。据邓小平回忆：听完汇报，“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对京沪杭特别是上海的困难非常重视，决定从全国范围内予以帮助，从全国范围内来解决上海的问题。并决定由陈云同志协助华东局”，与华中等各大区财经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不久，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坐镇上海，其他地区大力帮助，很快就扭转了上海严重困难的局面。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又一起筹划了二野进军西南的重大战略部署。他们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两天后，邓小平又在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结合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以来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解决华东地区困难和进军解放西南指示的必要性，增强大家执行上述指示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心。
担任二野前委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在北京参加中央研究进军西南的会议
1949年9月初以后，邓小平就把重点放在领导二野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上面。9月4日、12日、20日，他连续在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主要从思想上解决畏难情绪，强调要发扬继续革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解放建设大西南。根据毛泽东“入川之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的电报，邓小平于9月底第二次到北平。除了参加一系列开国庆祝活动以外，他还和刘伯承、贺龙于10月10日、20日，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议。依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圈的基础上，又确定了贺龙率部入川的兵力、路线。至此，进军西南的军事战略、战役部署完整地形成了。综上所述，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全局观、大局观，与他早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和及时、直接地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密切相关。毛泽东后来也称赞邓小平“比较顾全大局”。
刘邓之间密不可分，二野上下级关系非常团结，二野、三野作战非常协调
笔者认为，解放战争期间，每一项重大军事决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胜利的取得，都是李达、张际春等人积极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的结果，其中无不凝聚着他们的集体智慧和心血。强调刘邓之间密不可分，上下级关系非常团结，二野、三野作战非常协调，这是邓小平第二个突出的特点。
人民解放军能够从小到大、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内部非常团结、坚如磐石。二野老同志认为，刘邓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以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刘邓之间亲密无间，难以分开
刘伯承和邓小平不间断地并肩指挥部队长达13年，这在人民解放军军政主官合作历史上是仅见的。两人共事始于1938年1月，“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作为军事主官，刘伯承的军事经验和军事理论，军事造诣和指挥艺术，在解放军将帅中屈指可数，甚至连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为之折服。所以，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形成、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也符合当时的军政工作分工实际。这突出表现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和进攻阶段：内线作战“七战七捷”（指刘邓指挥以一、二、三、六纵队为核心的野战军，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等七大战役的胜利），提前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刘邓分兵，淮河西刘邓会师；宛东战役声东击西，淮海战役攻占宿县。刘伯承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出神入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意见，并身体力行付诸实施。
———上党战役前夕，邓小平致电刘伯承等：“请刘即下达命令，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长子；冀南攻潞城；另以一部监视壶关；防敌窜至长治集中。三城攻克后，即全部向长治集中。在攻城时各部自行向长治方向警戒，并各派小部抵近长治袭扰。”同时，鉴于“冀南部队过于疲劳，建议推迟两日，于八日拂晓开始攻击”。战役发展证明了上述建议的正确性。
———1947年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为配合陈毅、粟裕部，抑留国民党军王敬久集团，使其不能东调，刘邓决定分别开辟陇海路南北战场。接着，邓小平等率路南作战集团迅即南下，连克重镇。与此同时，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山东战场和路北地区。2月2日，他致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提出：鉴于“我们的任务是拉住王敬久”，所以，“则以向西攻取通许、杞县、睢县、宁陵四城为宜”。中央军委于4日复电接受了他的建议。同日，刘伯承来电相告：为执行军委拉住王敬久之指示，我们决以一、二纵南下，先在砀山、民权间活动。5日，邓小平电告刘伯承：我们“争取与路北主力协同打断汴商段铁路，形成威逼开封、商丘”。1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分别率领的南北两集团同时向民权以西之敌发起攻击，破坏了王敬久集团加入山东战场的计划，减轻了山东野战军的压力。
———1947年8月底，刘邓率部先敌进入大别山以后，由北麓到南麓实施战略侦察和展开。面对国民党军调遣33个旅围攻大别山的严峻形势，他们决定实施战略再展开。邓小平后来电告中央军委：“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大别山。伯承因身体不好，暂率野后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从12月中旬刘邓分兵到1948年2月24日会合，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敌人重兵“围剿”、缺衣缺粮的险恶环境中，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表现了娴熟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可贵品质。
邓小平等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数十份电报，准确地反映了他们根据敌情、地形特点，制定的以分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综合邓小平本人讲话（如1989年11月20日回忆二野战史时，讲挺进大别山的文字就占全文5000多字的26%）、题词，可以这样讲：挺进并坚持大别山斗争，是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其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他军事思想得以多方面展开的重要标志。这为他后来在全国南线战场主持军事全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野内部关系非常团结、互相信任
原二野老同志认为：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即使是文字表述上，刘邓之间也难以放进一个顿号。邓小平自己也讲：“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正是刘邓团结共事、互相信任的高尚品格，决定了“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
首先，野战军主要首长之间，不仅感情上异常融洽、亲密无间，而且工作上十分协调，配合默契。据经常耳闻目睹刘邓及李达军事决策及战役指挥过程的原司令部作战参谋张生华回忆：李达主动承担了许多作战具体指挥，并将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刘邓，这样可以使刘邓集中精力，研究关键性问题。李达处理不了的事，邓政委就主动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实施指挥。只有在战役发展到关键时刻遇到困难时，刘司令员才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鼓励和督促各部队夺取胜利，二野各级干部也都熟悉这种特点，就是他们在批评部下时也不例外。
邓小平在参与重大军事决策、战役指挥的同时，对战地后勤保障也非常重视，不仅抓得紧，而且要求严。文字记录、老同志回忆使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件事：由于后勤保障不够有力，进军大别山前的羊山集一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伤亡达0.9万人。指战员在战场上缺乏弹药，战后又因缺医少药增加了伤亡。为此，邓小平等在1947年8月7日晚大军出动的当天下午，专门召见了刚刚从后方赶来的军政处副处长杨恬，对后方保障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邓小平首先讲话，建议今后“后方更多地从前方着眼”，“足够地了解前方的痛苦，更多地将就于前方的需要”。“后方所有保障前线的工作更应加强”，主要是如何改变工作方法、方式、作风以“适应战争”。他讲话时间之长、态度之严肃、语气之严厉，令这位副处长记忆犹新。接着，刘伯承说：邓政委都谈了，我只谈一点。对党的任务大家努力做了，“现在的问题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后方了解战争有些不切实际，医药、弹药特别是今后兵员，这都是战争所必需的。李达补充：将来必要时备用的汽车必须动用，“以应急需”。张际春最后也简短地讲了话。
其次，“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至于到前方指挥，刘邓极少去，发现不妥就电话联络。邓小平在回忆中列举了不少这样的事例，还形象地讲：“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当然，战斗发展到关节点，刘邓出现就是投入了无可替代的战斗力。例如，大杨湖战斗、羊山集战斗、抢渡汝河等。
邓小平认为，通过加强军队内部首长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团结、互相信任，能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因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达到这一条”。
二野、三野联合作战，非常协调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在中原、华东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二野、三野（原中原野战军和原华东野战军）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的战略态势。邓小平讲：毛主席曾经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了，质量变了，这是一个质的变化。笔者认为，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之前，刘邓所率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所率华东、华中野战军，主要是作战略协同及战役配合。如刘邓指挥内线作战的“七战七捷”，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这是中野配合华野。但是，从同年6月底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到1948年5月扩大中原局机构，是华野直接配合中野，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如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和坚持大别山，华野陈唐兵团强进鲁西南，陈粟亲率几个纵队疾进豫皖苏。为了和华野并肩打大仗并配合粟裕准备率部挺进长江以南，刘邓大军主力于1948年2月底转出大别山。此后的10个月里，从战略上配合华野发起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淮海战役使两大野战军达到了战役配合。战役第一阶段，中野配合华野消灭了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华野配合中野消灭了黄维兵团；第三阶段，中野配合华野消灭了杜聿明集团。尽管二野从战略进攻以来部队人员伤亡较大、武器装备消耗很大，然而，邓小平在中野打黄维时破釜沉舟的坚决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只要歼灭南线敌人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其他各路大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战后，邓小平向毛泽东的汇报同样令人感动：中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业已不能独歼黄维兵团、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这是研究人员根据历史文献形成的普遍看法。后来，邓小平在指导编写二野战史时着重强调：“在编写中请特别注意到友邻的协同。在反攻阶段，二野、三野的统一行动起了质的变化（特别是淮海战役），这点必须贯穿地注意到。”
前线的统帅机关也是坚强有力、精诚团结的。1949年2月13日，邓小平和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说：乘粟裕、谭震林来开会之便，会后我们和刘伯承、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六人开了一天的会，个人首先作自我批评，然后互相提意见和检查自己思想。“对小平一致同意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原则尚称注意，方式上还算灵活，能照顾全面，在军事上亦然。”会议“着重检讨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和谈通几年来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认为，对各同志均有帮助，且更奠定今后共同工作的坚实基础”。
节选自人民网《为何邓小平说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