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台前幕后

华忠

    军史钩沉 | 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台前幕后                                         2018-08-01 07:00                                                   

            

1955年中南海授衔现场

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台前幕后

文 | 杨贵华　林治波

共和国成立前人民解放军的军衔

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年代，曾两次拟议实行军衔制，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实行，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参照国民党军队的军衔衔级对个别同志授予过军衔。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挂中将军衔。部分八路军将领和驻各地办事处的干部也非正式地佩戴相应的国民党军军衔，如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佩戴过少将军衔，驻各地办事处主任一般佩戴上校军衔。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派部分同志到东北工作，当时苏联军队驻东北，苏军实行军衔制，为了便于同苏军的联络，中共中央对第一批派到东北的6名干部授予了军衔，其中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以中俄两种文字下达了任命书。这是我军第一次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授予军衔。

此后在1946年国共双方和平谈判期间，国共双方与美国代表组成了军调处，派到军调处的人民解放军代表也都被授予了相应的军衔。当然，这些同志被授予军衔，只是为了方便工作，是非正式的，不能说明我军实行过军衔制。

学习苏军和抗美援朝，

是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两大背景

共和国成立后，全党全军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军发出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于是，一场学习苏联红军老大哥的运动在全军展开了。

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实行军衔制，自然而然地被提到了统帅部的议事日程。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在向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副主席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就建议把“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指出：“干部评级可为今后实行军阶制度奠定初步基础。”此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聂荣臻，也多次提到准备实行军衔制的问题。

这个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朝鲜战场紧张地进行着。装备低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凭着血肉之躯、不怕死的精神和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一胜再胜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统帅而名扬世界，就连斯大林也称赞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但是，彭德怀丝毫没有因此而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经历了这场震惊世界的现代局部战争之后，他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人民解放军必须尽快实现现代化和正规化，不走这一步我军就没有出路。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被接回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接受对前额肿瘤的手术治疗。5月初，彭总病愈出院，本想立即返回朝鲜前线，但中央要他留下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总内心里不想再从事军事工作，而希望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为此，他特地找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并推荐高岗或邓小平当总参谋长，毛泽东没有同意。彭德怀只好服从中央决定，走马上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上任伊始，彭德怀就在中央领导下大刀阔斧地着手筹划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实行“四大制度”。

对实行军衔制，

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

1952年11月13日，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他说：“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已经确定，军队在1954年1月要实行四大制度，也就是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制度。实行这些制度，对我军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

1955年，朱德、彭德怀在授衔仪式上

几天过后，彭德怀又主持召开了实行四大制度的准备工作会议。会上气氛异常活跃，大家争相发言，不仅赞成实行四大制度，而且表现出强烈的迫切感。关于军衔制，有人发言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来往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开始在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叫某某将军、某某上校，往后总不能一直这样干吧？”

在这四项制度中，彭德怀认为最急迫的是把原来的供给制改变为薪金制。他说：“现在团、营、连干部很困难，不实行薪金制，他们的婚姻问题和赡养亲属等问题都难以解决。”实行义务兵役制，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就作了规定，彭德怀认为及早实行这一制度，实行正规复员及征召适龄人员入伍有利于军队建设。所以对于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他是积极倡导，大力推行，然而对于实行军衔制一事，他内心十分矛盾。

彭德怀深知，军衔制对于军队建设和协同作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问题，他早在朝鲜前线的时候就强烈地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军兵种发展很快，短短几年，空军、海军和装甲兵、防化兵等新的军兵种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初步成为一支军兵种齐全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在同联合国军的作战中，我军已开始采用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形式。但是在与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作战过程中，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我军没有军衔，给确定指挥关系和作战协同带来诸多不便。再者，数十万志愿军部队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习惯与规章制度不尽一致，也给部队的指挥管理造成困难。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特地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国内应考虑的七项战备工作建议，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回国后，他又于1953年9月8日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

但是，出身贫苦、质朴无华的彭老总在个人思想感情上并不喜欢军衔。他总担心通过军衔标识干部身份的高低会影响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平等，甚至可能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在一些外事活动和隆重典礼的场合，按照军队条令必须着礼服，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流露出不大愉快的情绪。他曾多次对人说： “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

1959年6月1日，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军衔制进入实施阶段，

等级设置为军官4等14级、士兵2等5级

随着学习苏军运动的深入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行，广大指战员尤其是高级领导人都认识到，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的需要，是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也是激励官兵上进心和荣誉感的需要，实行军衔制已成为全军上下的共识，军衔制势在必行。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７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但后来由于需要精简整编、确立和完善干部服役制度和实行兵役制度等各种原因，军委又决定军衔制应待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后再予以实行。

1955年中南海授衔现场

1953年12月到1954年初，人民解放军百余名高级将领齐集北京，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

这次历时55天的会议确立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规划了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发展目标和蓝图。会议明确提出，我军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经过充分准备，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公布执行。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规定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军衔制度。

第一次实行的军衔制度的军衔等级是参照苏军设置的。军官分4等14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兵军衔分为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后来在实施过程中，为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又增设了准尉军衔，准备过渡一两年之后撤销，但实际上一直保留到取消军衔制。这样，第一次实行的军衔制，实际上军衔设置为5等15级。

彭德怀和罗荣桓主持评衔工作，

人们普遍反映：评衔公道合理，

大家心悦诚服

彭德怀从1952年起主持军委工作，1954年又出任新成立的国防部部长；罗荣桓则一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所以军衔评定的领导工作责无旁贷地由彭、罗二人承担起来。

到1955年评衔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走过了28年的战斗历程。这28年间，人民解放军的内部构成几经变化。红军时期分为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几个大的部分；抗战时期则分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军区）、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又分为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还有若干地方部队如两广纵队、琼崖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新疆民族军等。这些不同的部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大小小的“山头”。从正式的文件和条例中，谁也看不到“山头”的字眼，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是历史形成的，并且对我军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各种人事关系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军衔评定工作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否则就达不到调动积极性和增强团结的目的。所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主持评衔的彭德怀、罗荣桓在这方面作过很多的比较、衡量，考虑十分周全。比如，徐向前、王树声分别在元帅和大将中代表着红四方面军；贺龙、许光达分别代表着红二方面军；徐海东则代表着红四方面军的分支———红二十五军和红十五军团。授予罗荣桓元帅军衔也包含着这方面的因素：红军时期罗荣桓的最高任职是军团政治部主任，按此职务衡量尚不足以授元帅军衔；但在抗战时期，罗荣桓已成为大战略区之一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的最高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又担任了四野第一政委，成为一个战略方面的统帅。以后面的任职和贡献来看，罗荣桓的元帅军衔当受之无愧。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中央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参与讨论，发表个人意见。

按干部任免权限，授予上将至少将军衔的人员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授予校官军衔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衡量。

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负责提出名单的少将、中将、上将共有1000多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红军时期入伍的，也有少数在抗日战争时期入伍，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这1000多人是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骨干，他们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人民军队的过程中都做出了贡献，但职务高低和德才表现参差不齐。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基本符合本人情况，通过评定军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进内部团结，是一件意义重大又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从1955年春天开始，彭德怀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拜访每位“老总”，同他们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对于那些有争议人员的军衔，也都一一仔细研究，然后定案。对于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将领，彭德怀还直接和本人交谈，听取意见，提出组织上的考虑，消除思想上的误解，使其心情舒畅。

在评衔过程中，罗荣桓反复强调一定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到五湖四海。对每人应评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战功大小、对军队建设的贡献和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在全军范围内作全面的衡量比较，保持各地区部队干部的相对平衡，同时也照顾到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

彭德怀、罗荣桓要求干部部门按照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和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少将的评定，由赖传珠、徐立清、萧华和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再由彭德怀、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个别高级将领，有过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又犯过错误，罗荣桓对他们的评衔问题十分慎重。有一位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罗荣桓曾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严重错误，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给他以严厉处分。但在评定他的军衔时，罗荣桓全面地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还是主张授予他中将军衔。罗荣桓后来说： “这样才能服众，对他本人也是一个促进。如果过于严苛，就会产生不良影响。”授衔之后，这位干部本人深深感到了党对他的教育和关怀，大家也感到这样做比较合理。

由于这次授衔工作认真细致，公平合理，全军干部对所评军衔普遍比较满意，真正认为自己评得偏低并有所议论的，不过是个别人。

毛泽东被提名授予大元帅军衔，但他说：

“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

按照毛泽东主席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所以在授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主席被提名授予大元帅军衔；元帅是13人，除后来公布的10人外，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3人；大将是14人，除后来公布的10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4人。但在讨论元帅军衔时，毛泽东主席提出不要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勋章。

据当时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回忆，就毛泽东的军衔问题，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讨论中，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三个一级勋章。

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的刘少奇委员长知道毛泽东不要大元帅、不要勋章的态度，所以在会上说：“我也不能作结论。”有位民主人士当即说：“人大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刘少奇回答： “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又怎么办？”但是大家还是一再要求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刘少奇只好表示： “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毛泽东主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军功勋章授予朱德等10位开国元勋

过了几天，彭德怀和罗荣桓，及总干部部两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的进展情况，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主谈。

在汇报的方案中仍提到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授元帅军衔。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接着他对刘少奇说： “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当即表态说：“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恩来、邓小平连连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然后，毛泽东又转身询问那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纷纷表态：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这样一来，军衔评定方案就作了修改：不设大元帅，元帅只设10位，大将也只设10位，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除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包括驻外大使，均不授予军衔。

宋任穷深有感触地说： “以主席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是很大的教育，大大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多了。”

高姿态者或许肩头少了一颗星，

但他在人民心中的“星”更多了

不同的人对待同样一件事，态度常常是不一样的，对待军衔也是如此。有些同志虽然嘴上说不计较，不攀比，一切服从组织决定，实际上却是斤斤计较，姿态不高。有一位老资格的红军干部听说要授给他少将军衔，竟公开声称： “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个别同志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找有关领导哭闹。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很不高兴地讥讽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但更多的同志表现了高姿态、高风格，体现了豁达的胸襟。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开国元戎。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已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徐向前也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罗荣桓得知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接到军委总干部部的授衔通报后，内心里是既高兴，又不安。他对夫人周东屏说： “东屏啊，国家、军委授衔给我大将太高了吧？”周东屏不解地说： “黄克诚同志也是大将嘛。抗战时，你是三四四旅旅长，他是政委，不是一样吗？” “我不能和他比。”周东屏又说：“王树声同志也是大将。”徐海东责怪夫人道： “王树声同志在四方面军就当过副总指挥呢。你不懂，百事不懂。”不久，周恩来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徐海东诚恳地表示： “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回答：“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评为大将后，几次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低评一级。彭德怀找他当面谈话解释，他才答应接受大将军衔，但仍坚持要给他降低一级薪金待遇。

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应授上将军衔，但后来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立即提出自己是主办这次评衔工作的，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主动要求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他都坚持把自己改为中将。在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孙毅资深望重，最后授予他中将军衔。授衔仪式结束后，孙毅对老伴说： “人民的信任，给了我崇高的荣誉，可以用明朝一位文人的联语表达我的心情：“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在授衔中表现出高姿态的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女军人。到1952年，人民解放军共有11万女军人。她们之中，有许多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军队的老干部，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的在人民军队中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有的甚至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1952年12月，出于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确定全军陆续转业复员10万女军人，只留用1万人。为了最后完成这项工作，1955年初，国防部发出了《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

毛泽东主席为李贞、李铨等少将授功勋章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把对女军人的转业复员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一方面进行耐心的解释和教育，使她们从军队建设的长远大局出发正确对待转业问题，另一方面本着对她们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妥善的安置，使她们各得其所。

经过上下各级多方工作，女军人们发扬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服从军队建设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脱下了伴随她们度过青春年华的军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军队。

授衔的结果，全军留队的1万名女军人中，仅有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长期在部队中担任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的女军人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她也是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中唯一的一位女将军。许多红军时期参加军队、有着崇高威望和功勋的一大批女军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包括红军时期唯一的女高级指挥员、担任过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闻名巴蜀的女将张琴秋，因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地方领导职务，都没有参加评衔。

评衔工作终于完成，

授衔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

经过紧张细致的工作，评衔工作于1955年9月初顺利完成。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接着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人民解放军首次评衔工作，共评元帅10名，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10名，依次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上将57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

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大会。这堪称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瞬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北京市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和部队军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出席了这一隆重典礼。

十大元帅

十大上将

主席台上，朱德、彭德怀等10位功勋卓著的军队领导人排成一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接着，毛泽东主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分别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同日，国务院也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周恩来总理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的将官。随后，各大军区也分别举行了授衔仪式。

随着军衔制的实行，人民解放军开始换穿新式军服。新军服的帽徽式样为“五星八一”。军官戴大檐帽，佩戴军衔肩章及缀有兵种、勤务符号的领章。士兵除水兵戴水兵帽、佩戴肩章外，均戴船形帽，佩戴缀有兵种、勤务符号的军衔领章。校官、尉官中，除海军校官、尉官外，一律扎武装带；士兵一律扎腰带。按规定，军官根据需要配发礼服。

1955-1965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肩章、领章和小肩章

在四天后的国庆节阅兵典礼上，人民解放军官兵一律穿着佩戴军衔标志的新式制服，严整威武，英姿焕发，令人耳目一新。

选自《纵横》1998年第12期。本期编辑：杨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