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经纶天下——周恩来领导艺术探微

华忠

      运筹帷幄经纶天下——周恩来领导艺术探微                                                         

                 2019-02-01 15:03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处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地位，以其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超人的才智在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异彩纷呈的活剧，为党和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领导艺术博大精深，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总结继承这份遗产，更好地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高瞻远瞩 统揽全局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这就决定了事物既是作为系统而存在，孤立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又是作为过程而存在，任何事物都处在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变化过程中。所以领导者从事领导活动时必须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所谓全局，从空间上说具有广延性，是指关于整体的问题；从时间上说具有延续性，是指关于未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领导者必须视野开阔，善于全方位思考问题，才能使决策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周恩来是一位辩证法大师，在他光辉的领导实践中，既长于政治全局的运筹，又精于军事全局的指挥，还谙于经济全局的领导，更善于外交全局的谋划。宏观上，高瞻远瞩，叱咤风云；微观上，细针密缕，天衣无缝。他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和才华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以其辉煌的业绩永载史册。
(一)审时度势 洞察全局
周恩来在其领导实践中，尽管环境复杂，矛盾众多，但他总能审时度势，高屋建领，做出一系列合乎实际的科学决策。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周恩来审时度势、洞察全局的光辉典范。众所周知，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受失败，不得已进行长征。而又由于既实行逃跑主义，又怕打烂坛坛罐罐，以致一直被动挨打。仅两个月时间，红军就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在党、红军和革命处于危急关头，身为红军总政委、三人领导小组之一的周恩来审时度势，深刻反思，从全局的高度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力挽狂澜、扭转危局，中国革命非毛泽东莫属。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主动找人谈心，积极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并且是会议的组织者。他在发言中，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周恩来的善于审时度势、冷静观察，认清全局，则是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抓住重点 规划全局
毛泽东曾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所以，抓主要矛盾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周恩来是一位解决矛盾问题的高手，他既善于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分析矛盾，从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中抓主要矛盾，还善于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重视非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像古希腊神话中阿莉阿德尼公主那样，手中有一个神奇的线团，使他走出一切复杂的迷宫。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又是什么？对于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和一致，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在长期经受战争蹂躏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领导经济建设。所以，早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就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宏伟目标。以后又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改为“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从1954年起的20多年里，周恩来在重要报告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先后共讲了7次之多。可以说，在他近30年总理生涯中，为了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他献出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事关全局的宏伟目标，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首先，坚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无论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具体实施计划，都强调实事求是。1956年针对当时有些人经济上急于求成的情况，严肃指出：“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其次，注意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层次复杂，门类众多，要求领导者像一位杰出的钢琴大师，演奏起来动作灵活，主次分明，轻重有序，缓急得当，从而弹奏出美妙和谐的乐章。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演技高超的钢琴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分清轻重缓急，主张突出重点，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他指出：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订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五”计划，历时4年，五易其稿，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计划结合我国当时的国情，把发展重工业作为重点。但同时，也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邮电、交通、运输业、商业及文化教育事业。还十分注意市场稳定，强调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再次，抓住关键带动全局。实现四化，关键何在？1963年1月 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此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提出要“集中力量，重点发展”的方针。据此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在规划中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重点项目采取了紧急措施。并亲自担任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抓“两弹一星”的上天。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我国已相继研制出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以及多种人造卫星，还为很多国家发射卫星，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全面掌握了航天技术和核技术的大国之一。这些巨大的成就上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同时，也是他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结晶。
未雨绸缪 掌握主动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周恩来善于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已知推断未知，从现实把握未来。加上他的缜密思维，准确决断和卓越指挥，不管多么棘手的问题，他总能棋高一着，赢得主动。这正是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之佐证。
(一)静中见动 预测未来
周恩来是一位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领导者，他善于静中见动，未雨绸缪，在复杂的斗争中能预见到事情的发展趋势，从而做出科学决策，赢得斗争的主动权。
恢复中美邦交是周恩来预见艺术的生动体现。
6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急剧动荡、分化和改组，在中、美、苏政治大三角关系中，美国必须打“中国牌”才能占据有利地位。这就为中美和解提供了可能。加之，美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为了赢得选票，也急于对华和解。对中国来说，实现中美和解有利于打破苏联设置的反华包围，减少腹背受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主动。基于以上分析，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过程中导演了一幕幕令世人眼花缭乱的连续剧。
1968年底，周恩来建议重开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中美直接联系的渠道。1970年8月14日，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访华。10月1日，请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欢度国庆。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登出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的照片。这是周恩来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含蓄而寓有深意的信息。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1971年春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邀请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31届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亲自接见。消息立刻震撼了全世界。正如周恩来所说，乒乓球弹过去震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大球——地球。同年7月，在周恩来的一手导演下，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15日，北京与华盛顿同时发表公告，向全世界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石破天惊，公告震撼了美国，震撼了全球。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当尼克松走下舷梯，主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恩来风趣地说：“你的握手跨过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跨过了没有交往的25年。”尼克松也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记述这一历史性时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一周以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公报。这是周恩来远见卓识的领导艺术的杰作。
(二)深思致远 谋划未来
高明的领导者不仅善于后馈思维，总结经验教训，而且更善于超前思维。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1937年，当周恩来得知长沙将组织一个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的消息后，立即指示蒋南翔推荐一名共产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对于人选，周恩来提出：一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二要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三要知识面广，记忆力强；四要看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据此，蒋南翔推荐了熊向晖。
针对熊向晖比较骄傲、急躁的特点，周恩来让董必武转告熊向晖：第一，不要急于找党，耐心等待。第二，隐蔽党员身分，在组织上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准备参加国民党。政治上保持不左不右，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但要做得自然，不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甚至自己同志的误解，也要忍耐，不急于表白。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要略骄，宁亢勿卑。但也不宜过亢。要适应复杂环境，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并送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远见卓识，他筹划的这颗闲棋冷子，在粉碎国民党的历次反共高潮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作为胡宗南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曾多次通过地下党员王石坚向我中央密报蒋介石企图进犯我解放区的军事情报，使得蒋介石的阴谋一次次遭到失败。毛泽东曾称赞，在这一时期，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既是我党情报工作成功的范例，也是周恩来深思致远，未雨绸缪的领导艺术的有力证明。 (三)揭示规律 把握未来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尽管纷繁复杂，变化万千，但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事物的内在矛盾和外部条件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进程。领导者的高明之处就是在考察事物现状的过程中，能透过表象，揭示规律、预见事物方向和进程，采取相应的对策。周恩来是一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揭示规律，把握未来的杰出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人认为，我国应该从新民主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周恩来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实现的，生产发展不起来，用逼的办法是逼不出社会主义来的。1956年2月，周恩来指出：“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是不是对呢？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不怎么准确”，因为有两种过渡嘛：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过渡是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时间大大地提前了，但在逐步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过渡时期还不能算走完。不能随便提出“提前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口号，我国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长期以来流行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强调指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决不能违背这一规律。
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尽管他无力回天，无法改变历史，但这些真知灼见却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多谋善断 棋高一着
多谋善断是领导工作的核心，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周恩来就是一位以多谋善断而闻名于世的杰出领导者。
(一)注重调查 准确决断
调查研究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周恩来实施科学领导的基本方法。他认为，领导者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做出脱离实际情况的决策，就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周恩来还认为，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搞好调查研究的关键。“光有调查研究工作，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没有理论指导，就会妨碍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做一件实际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还看不出问题来；调查研究了几百条，也可能找不到关键。”所以，要搞好调查研究，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进行调查研究，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像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其次，要有科学的方法。“事物总存在内在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通过这样的分析、综合、比较，形成了理性认识。再次，关于调查研究的原则。周恩来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三条原则是有机统一，既是一条系统的认识路线，也是一条系统的工作路线。它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概括，也是调查研究方法的生动体现。坚持这条路线，科学决策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对调查研究做了系统阐述，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把考察社会，了解国情作为自己的毕生任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领导生涯中，时时、处处、事事都注重调查研究，重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东渡日本，西赴欧洲，考察社会，探求真理，了解强国之道，寻求富民之路，以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身居总理要职，更把调查研究作为完成历史任务的唯一途径。他跨越“文山会海”，走出高墙深院，踏遍青山，走访群众。从城市到乡村，从海疆到边陲，祖国的山山水水，印下他的足迹，留下他的身影。正是在无数的调查中掌握了许多决策信息，从中汲取了智慧和营养，做出一系列科学决策。在北京，他登上公共汽车，体验群众乘车的艰难，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公共汽车拥挤的问题，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有条件的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以缓解群众乘车难的矛盾；在上海，他深入里弄，了解群众居住环境，并要市领导同志研究制定改善工人居住条件，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规划报告，让他带回中央；在杭州，他踏遍茶山，走访茶农，与基层干部一起商讨制定茶乡的远景规划；在黑龙江，他关心农村机械化，帮助解决农业工人的“犁后喘”；在海南岛，他走访橡胶加工厂，关心工人的劳动强度，并帮助工厂解决大批铁桶，运走积压的几十吨浓缩乳胶；在王府井的同升鞋帽店，提出生产适合劳动人民需要的肥大型布鞋；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提出对烟囱的黄烟要综合利用，要立志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长江三峡，他偕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及有关省、部委的同志，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并肯定了三斗坪坝区的方案，从而使工程坝址选择取得了突破。今天，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在顺利施工，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将要变为现实，然而，人们不会忘记这一伟大的工程上凝聚着的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
(二)以迂为直 巧妙决断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总方向是上升前进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上升性与回复性的统一。这就要求领导者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避免直线式和循环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有时要迂回前进，就像孙子所说：“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周恩来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谙迂直之道，在他的领导实践中，即使再大的难题，看上去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可他总能以迂为直，退中求进，变被动为主动，面前总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
60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主动搞有计划的“马鞍型”，使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是他以迂为直、退中求进的领导艺术的杰作。在阐述这一方针时，他曾通俗地概括成四句话：“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其中关键是退够。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他于1960年10月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对于纠正农村经济政策中“左”的错误，刹住“共产风”，稳定农民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1960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他两次召集各位副总理商讨，力求压低1961年计划的盘子。为了摸清并缓解粮食困难，他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反复核算，商讨对策。他还身体力行，亲赴工业众多、困难严重的东北地区作调查，把党的调整方针结合东北实际，具体化为：在整个经济布局上，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在工业系统，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生产战线；在机械设备方面，先主机，后辅机，先维修，后制造。实践证明，党的调整方针是正确的。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逐渐走出低谷，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这种以迂为直，退中求进的决断艺术为领导科学宝库增添了璀璨夺目的明珠。
(三)善于思维 超常决断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尽管纷繁复杂，千差万别，但仍有着相同之处或共同本质。领导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从不同的事物中找出相同因素，从而赢得决策的主动权。周恩来学识渊博，断艺超群，善于用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求大同存小异、求大同存大异、求小同存大异。存其异，求其同、抑其异，扬其同、舍其异，待其同，将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从而为自己创造广阔的决策空间，使他的领导工作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
异中求同。善于在矛盾对立中求同，这是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主张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学习的基础。他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他们的国家制度我们当然不学以外，他们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针对“四人帮”把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污蔑为崇洋媚外的极左思潮，周恩来严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异中求同的辩证思维方法。
抑异扬同。在“同”“异”共存、主次相依的矛盾统一体中，周恩来善于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分析矛盾的主与次，异与同，抓主带次，抑异扬同，从而获得决策的主动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周恩来运用抑异扬同思维方法进行科学决策的杰作。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冷静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既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广大人民群众与蒋介石的“异”，同时又看到其“同”。为了中华民族存亡这个大同，我党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抓住这一契机，实现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建立新的统一战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周恩来一到西安，首先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促膝长谈，指出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性；对于蒋介石本人，周恩来则晓以大义，讲清大局，说明利害，不要做民族的千古罪人；与此同时，还抓紧做好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工作。希望他们以民族大局为重，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当张学良因提前释放蒋介石，自己亲自护送去南京而身陷囹圄，致使局势骤变时，他又处变不惊，积极做好东北军西北军中主战派的工作，要他们识大体，顾大局，从而保证和平解决事变目标的实现。
存异待同。处于矛盾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的同与异，有时由于事物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同”的条件一时尚不成熟，矛盾还不到彻底解决的时候，这时，领导者应如何求同呢？周恩来往往采取既求同存异、又存异待同的方法，即矛盾双方各自保留不同点，同时积极创造条件，等待时机、在等待中寻求统一。1949年，周恩来主持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既求同存异，又存异待同的成功范例。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未写进社会主义，原因何在？这是周恩来存异待同的一着妙棋。在《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中，他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从坚持党中央规定的各项基本政策出发，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寻求共同点；另一方面，鉴于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如果这时强行将社会主义写进《共同纲领》，势必发生矛盾，影响到我们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影响到建立新中国这个大局。所以，周恩来采取了先存异后求同的办法，在《共同纲领》中不写进社会主义，从而使《共同纲领》得到一致通过。此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社会主义逐渐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起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在周恩来的领导生涯中，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的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注 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0、322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1页、第412页、第313页、第313—314页、第314页、第467页。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9页。
《党的文献》1992年第9期，第39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华忠

                        从一副对联看周恩来的协调发展观                                                         2019-01-29 08:44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虽历经荣辱却不变初衷。他遇事沉着冷静，科学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通过制止、回击、调解、疏导等方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巧妙科学地应对；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那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才能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也在经济建设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其中“大跃进”后在经济调整中的一副对联就是一例生动体现。
对联的产生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 改为“调整”, 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初步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周恩来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方针。
尽管提出了基本工作方针，但是各级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认为经济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没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有的认为，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工业没有什么问题；一些人更是怕又像1959年反右倾那样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怕政策多变。这些情况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导致不能主动调整经济，将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于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相对最大的产出；拖着大摊子，长线、短线相互拖着一起下降。1961年，在基本建设、工业急剧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下滑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财政、信贷赤字没有消除，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物价猛烈上涨，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为了迅速统一全体干部的认识，认真贯彻调整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要求全党团结起来，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整工作的宏观经济工作的实质，是贯彻综合平衡方针。
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平衡方针。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 就寸步难移。”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
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
横批是 “综合平衡”。
这幅对联生动地概括了综合平衡方针的目的和方法。
对联是周恩来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总结本国经济建设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重新开始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这次探索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前进，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还强调，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年度计划加以调整。确认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既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方针。
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领导人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并通过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首先表现出来，之后逐步升温，上纲为反右倾保守主义，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主导方针。
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只讲速度，不讲比例、效益；只讲主观愿望，不讲经济规律；不做科学论证，对贯彻反冒进的同志扣帽子，甚至与国民党、右派相提并论，把安排经济计划速度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不是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同志申辩。迫使贯彻反冒进方针的中央负责人周恩来、陈云等多次检讨。这样，就轻易否定了中共八大前后凭借集体智慧形成的许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批判反冒进，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从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转变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重大转折点，为即将发动的全民“大跃进”清除思想上的障碍。
“大跃进”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空前混乱。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自1958年“大跃进”始至1961年连续4年财政赤字，共计达180.35亿元，亏空严重。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难得开放，内部“池子”有限的环境下，实体经济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金融“泡沫”。再加上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了一些，1959年6月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庐山会议之后的1961年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这个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国民经济重返综合平衡方针，才有了周恩来的这副对联。
(二)对联体现的是生产目的、产业结构与经济规律
上联 “先抓吃穿用”，既反映了生产目的，也是在市场全面紧张局面下的应对举措。一方面，在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形势下，要优先解决人民急需的吃穿用问题；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需求，这是党的八大确定的基本方针，在调整中要重申，并切实得到重视。
下联 “实现农轻重”，反映的是产业政策。对于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三大产业--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对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单独推进不仅难以持续，也影响了农业、轻工业的增长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与逐步改善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总结。但是在“大跃进”追求高速度的冲击下这些远见卓识都被放在一边了。在调整中痛定思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实现全面发展。周恩来的这副对联提出后不久，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建设方针。
横批 “综合平衡”是这副对联的核心、精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研究，他高度抽象地给出了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即需要在两大部类产品之间进行交换的部分，不仅要总量平衡，而且要结构平衡，不仅要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配套。1956年八大前后周恩来反复强调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正是这一理论中国化的体现。经历了“大跃进”的否定之否定反复后方被重新认可，并在调整工作中赋予指导方针的重要位置。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因此当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谈及综合平衡时，他能够迅速插话，创作出这样一副既思想深刻又通俗风趣，合辙押韵的对联。
(三)实施综合平衡方针调整的效果
通过实施综合平衡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地调整之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63年，农业增产，工业也走出谷底、转跌为升，基本建设规模开始扩大，人民生活也有改善。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将1963年到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用3年的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
在新的形势下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进一步成效。农业持续恢复性增长；工矿企业设备得到修复，设备的完好率提高，老企业发挥了正常的生产能力；“大跃进”中仓促建设的新企业、新工业基地，得以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水利工程逐步进行配套设施建设，新工业基地积极解决职工住房、文教设施的建设问题，使已投入的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比较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在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后，我国有重点地从西方国家引进一批工业项目，建立起了石化、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对于减轻农业的压力，增加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填补空白，提高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克服困难，集中力量建成了大庆油田，基本实现了石油的自给。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进一步加强了国防力量。
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结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从对联看周恩来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协调理念
周恩来终生为中华复兴而奋斗。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认为，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是锐意进取又谨慎周详的人。他关于建设的理想做法是有条不紊、稳步前进，所以当“一五”建设中出现了两次“冒进”时，他提出了“反冒进”。1957年到1958年上纲上线地批“反冒进”，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这个错误批掉了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之后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18日写作《十年总结》。其中指出：“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经过1957至1958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周恩来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
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争取通过调查研究与经济工作实践，提高和统一大家的认识。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正是有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新中国才能在建立初期最困难的岁月中，历经波折而不倒、不散，坚持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大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中国人民才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坚强地站立起来、没有再倒下。无数的故事表现了感人至深、凝心聚力的周恩来精神。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法宝，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是可以传之久远、取之不竭的宝藏。
正如哲人所言，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注释：
《陈云年普》(修订版)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7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来源：《中华魂》2019年第1期

华忠

                        周恩来与新中国海防                                                         2019-02-03 09:27                                                   

                  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始终关注着新中国海防问题。他与毛泽东、朱德等从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的高度出发，对新中国海防的战略地位以及新中国海防建设、海防斗争等战略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
高瞻远瞩，确立新中国海防的战略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就曾预见到抗战胜利后巩固中国海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提出要加强海防问题研究，并决定由叶剑英主持成立海防研究小组，开始研究海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必须“迅速组织力量，建设海军基地，建立海防”，要“为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努力奋斗”。①1951年10月，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其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中进一步强调：“海防为我国今后主要的国防前线”。②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从三个方面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了新中国海防的战略地位。
首先，新中国海防，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保障。
我国作为一个濒海大国，海洋方向的安全历来都与国家的安全利益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洋方向的形势一直是相当严峻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通过操纵联合国和勾结英、法、澳等16国实施对华禁运，把国民党政府的海上封锁扩大到国际规模。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一步推行海上孤困中国的政策，派重兵驻扎台湾地区。进入70年代后，超级大国在西北太平洋的角逐异常激烈，其海上力量不断增加，周边海上某些邻国不断侵占我海洋岛屿、分割我海洋区域、掠夺我海洋资源，使我国海上斗争出现严峻而复杂的局面。周恩来之所以高度关注新中国海防，首先正是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深切关注。这是他确立新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第一个“支撑点”。1950年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曾强调指出：“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③1963年10月，他在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又十分感慨地说，有了强大的海防，就不怕帝国主义从海上来欺侮我们了，党中央就放心了，全国人民就放心了。
其次，新中国海防，与国家发展利益息息相关。
我国海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海洋事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繁荣密切相连。对于海洋的巨大经济价值、海洋经济与国家发展的密切联系，周恩来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这是他确立新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第二个“支撑点”。1951年初夏，周恩来在会见张学思时就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人类是在地球上生活的，地球的十分之七是大海，大海是一个非常奥妙的自然王国，它的财富和资源比大陆要多得多。所以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发展，将来必定要向海洋进军，把这个自然王国变成自由王国。”接着，周恩来把话题由海洋转向海防，他对张学思说：“我国是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上长城’。你们海军前途很远大，既是大海的保卫者，又是大海的建设者，你们是海洋的骄子啊!”④
再次，新中国海防，直接关系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中国海区拥有众多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如朝鲜海峡是日本海与中国海的唯一通道，巴士海峡和大隅海峡是太平洋与中国海的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与中国海的战略通道)，中国海区的战略形势对于西北太平洋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举足轻重。因此，加强中国海防，不仅对保卫我国安全和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而且直接关系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在思考新中国海防战略问题时，极为关注海防建设与世界和平的这种必然联系，这是他们确立新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第三个“支撑点”。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我们要建设强大的海防，要使太平洋太平。1957年8月，为庆祝我军建军三十周年，军委决定海军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主席检阅海军部队。在阅兵式上，他强调指出：“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阅兵式结束后，应受阅官兵请求，他又挥笔写下了“为建设一支更加强大的足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海军而奋斗不息!”的题词。⑤新中国成立后，我海防部队始终牢记毛泽东及周恩来的期望和嘱托，通过多种方式，如援外作战、舰艇出访、公海训练、极地考察等，积极支持和贯彻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对于显示和提高我国的国威和军威，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发展演进，在海洋战略领域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海洋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海洋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海洋政治斗争日益加剧，海洋权益之争已经成为濒海国家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海洋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和海洋政治斗争的不断加剧，海洋军事斗争日益激烈，当前世界濒海国家在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其中的一个基本战略趋向，就是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注重扩大对海洋的军事控制。因此，周恩来关于高度重视新中国海防，并确立其战略地位的思想，在当前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仍然是我们进行海防建设和海防斗争的重要指导思想。
审时度势，制定新中国海防建设的战略规划
以建设一支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海军为目标，以海军力量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海防，是周恩来关于海防建设的基本构想。因此，他在1949年8月为华东军区海军的题词中就明确提出“为建设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的重要口号。⑥人民海军组建后，他又适时地提出了制定海军建设的战略规划问题，他指出：“在抗美援朝作战的统一部署下，海军要迅速组织力量，建设海军基地，建立海防；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加紧进行战斗训练和力量建设，……研究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建设。”⑦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海军党委召开海军建军会议，专门研究海军建设规划问题。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审阅了海军提出的三年建设计划。这一建设规划，明确规定了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组织原则、基本任务和具体实施方针，提出了“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的奋斗目标。从而对海军力量建设作出了战略性的筹划。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海军三年建设计划，在海军和海防建设史上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制定的海军建设计划，集中体现了他的“建立海防”必须把海军的“力量建设”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这一思想包括：
其一，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海军兵种建设，把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海军陆战队等诸兵种的建设作为海上战斗力量建设的基础。
海军是一个合成军种，因此，周恩来十分重视海军诸兵种的建设。海军兵种部队的建设作为新中国海防建设的基础，最初是以空(海军航空兵)、潜(潜艇)、快(鱼雷艇)为主，其他兵种部队相应发展。然而，海军的这种兵种构成还远远不能适应海上防卫的需要。建立以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为主的海上战斗力量部队，就成为海军力量建设的重要任务而提到议程。为了落实这一建设计划，周恩来亲自筹措资金并与苏联签订了1.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用于海军舰艇部队建设，虽然由于此贷款因用于购买抗美援朝物资而没有完全落实到海军，但此后又把这一计划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海军诸兵种相继建立并在加强建设中得到发展，从而奠定了海军力量建设的基础。1950年，海军组建不久，他就为海军作了加紧“力量建设”等重要指示。⑧1951年，他在视察潜艇学习队时又书写了“遵照毛主席指示，学会潜艇作战”的重要题词。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潜艇基地在青岛组建。1952年，他批准了海军萧劲光司令员呈送的《关于一九五二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同年4月，海军航空兵部队宣告成立。1957年以后，他又多次视察、检阅海军舰艇部队，并多次提出“建设一支更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海军”的重要嘱托和期望。⑨1966年以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海军诸兵种建设特别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核潜艇兵种的建设更加关注，并抱着病体为海军建设和发展扫除障碍。周恩来关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军情的以海军为主体，以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军陆战队为骨干的海防力量体系的思想，关于建立以核导弹潜艇为标志的海军战略兵种以遏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我实行海上威胁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其二，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海军院校建设，把培养海军高素质人才放到战略地位。
创办海军院校，培养海军建设人才，是“建设海军的基本环节”。为了紧紧抓住这一环节，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专门研究并制定全军包括海军院校建设方案和办校方针。为了办好正规的海军学校，他特派张学思赴苏联考察，并授权他与苏方商谈聘请苏联海军顾问帮助中国创办海军学校。以张学思向中央军委呈送的《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为基础，聂荣臻元帅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呈报了《关于创办海军学校的报告》，提出了建立大连海校的办校方针、教育计划、招生条件和名额分配等问题。周恩来在审阅这一报告时针对学员来源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再从起义人员中选一些政治可靠的青年，分入普通班与速成班，然后才能鼓励来者，望注意。”⑩接着，又由周恩来主持，邀请中组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军队各大单位负责同志，商议动员大批知识青年进军校。根据他的安排，海军学校除了从海军内部挑选一部分文化较高的工农分子外，又从地方工科院校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和高中生中接受了一批学员。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培训水面舰艇初级干部的正规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在大连正式创建并按期开学。大连海军学校创建后，他仍然十分关心海校的建设和海军人才的培养，并亲临大连海校视察。1951年6月，他在大连接见了大连海校副校长张学思，并乘坐张学思亲自驾驶的炮艇视察了大连海湾。在听取张学思汇报他自己学习海军技术的情况后，他鼓励说：“你干得很好嘛!作为一个海军学校的领导，才干了一年多，就会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这就不简单嘛!”接着又说：“海军是个新军种，我们这些人都是陆军出身，谁也没搞过，有困难不要紧，知难而进，边干边学嘛，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你还很年轻，下苦功，钻它几十年，等你象我这个岁数的时候，就成了海军专家了。”11之后，人民海军又陆续在青岛、南京等地组建了10多所海军学校。在海军院校建设中，周恩来关于通过院校“培养干部，训练水兵”的思想，关于院校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既要技术过硬又“要把思想教育搞好，要把作风带好”的思想，关于善于学习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实行开放型办学的思想等等，对于指导新时期的海军院校建设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其三，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武器装备建设，积极推过海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周恩来极为注重海军武器装备的建设特别是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海军武器装备建设所经历的从缴获、接收、购买、转让制造、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生产的各个阶段，都是在他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最初时期，他特别重视船厂建设，亲自拨专款修复船厂，以用于修复舰船进而形成战斗力并为以后装配和制造舰船创造条件。为了解决海军履行保卫海防使命任务的急需，他又决定从国外主要是从苏联购买一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舰艇、飞机、大炮以及其他水中兵器、雷达和通讯器材等，为海军武器装备建设及其现代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他认为，对于武器装备，单靠购买和搞搞修理是不行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尖端化是买不来的。应该是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不仅要自行研制常规武器，还要研制尖端武器，因为科技强军重点体现在武器装备现代化上，尤其体现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运用上。他曾强调指出：“尖端要有”，要能够制造世界上最新的武器，因为“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今后打仗仍以常规战为主，“计划要放在打常规上，但仍要继续抓紧搞尖端”。12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聂荣臻元帅呈报的《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核潜艇研制伊始，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原子能专家，并对我进行核技术封锁，核潜航研制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据此，毛泽东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3周恩来也坚定地表示：“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我们要搞尖端国防。”14后来，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核潜艇研制工作又面临新的考验，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下，这项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1970年7月，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陆上试验反应堆即将进行启动运转试验，周恩来批准了这一重大行动，并作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重要指示；15 1971年6月，即将在潜艇上装填核燃料，作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他在听取汇报后又作了重要指示：“核潜艇我们第一次搞，试验工作要稳当一些，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试验，取得经验。”16试验前，他还再三嘱咐要通过试验取得各种科学的数据和资料，积累经验，并具体地提出了海上试验可分码头、水面、浅水和深水航行四个阶段进行。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各有关单位、部门经过精心组织，顺利地进行了四个阶段的试验，先后共出海20余次，进行试验的项目200个，累计航程 6000多海里。1974年 8月 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在海军武器装备建设中，周恩来关于计划要放在打常规上但仍要搞尖端国防的思想，关于建造核潜艇实现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尖端化的思想等等，是一些极具远见卓识的思想，对于新时期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仍具有指导作用。
其四，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军事训练，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形成现实的战斗力。
周恩来对海军的军事训练格外重视，他多次到海军部队检查军事训练工作并作了重要指示。1950年7月，他对海军作出了“加紧进行战斗训练”的指示；1953年11月，他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又强调要“加强训练，提高技术”；1957年8月，他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胶州湾检阅了人民海军舰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他对这次海上合成训练和海上表演给予很高评价。周恩来的这次检阅，极大地推动了海军正规化训练的发展，在海军训练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革”期间，他力排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错误口号对军队训练工作的干扰，反复强调军队训练特别是海军等技术军兵种训练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作出全年“技术兵军事训练120天”的具体指示，从而使海军部队的训练工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得以进行。在海军的军事训练中，周恩来关于在和平时期必须通过正规化训练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关于带着敌情练兵的“练为战”的思想，关于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以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关于海军必须注重联合训练、合成训练的思想等等，在今天的训练工作中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五，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发挥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作用，不断推动海军现代化进程。
海军作为现代科技密集型军种，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其壮大和发展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得到了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并深刻地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
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17因此，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发展国防科学尖端技术的建议，并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军在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把海军战斗力量的建设和发展主要应寄托在“尖端技术”上的基本思路，并认为，海军作为技术型兵种，“如果不尽快突破尖端技术这一关，长期停留在现有水平上，即使制造了大批常规装备的战斗舰艇，在未来战争中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搞尖端国防、尖端海防，人才是根本，海军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人员的参与和奋斗，这也是周恩来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曾指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18海军组创初期碰到的首要难题就是缺少有知识、有技术特别是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周恩来提出，首先把政治可靠、有文化、有技术、有舰艇工作经验的原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人员调配给海军，同时要求从各野战军摸底查找有技术专长的人才输送到海军来，另外，还主张从全国招收一批大学生参加海军，向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国家著名高等学府和国家有关机构招聘和吸收专家教授参加海军。这些举措对于人民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海军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海军科技干部的数量超过了海军干部总数的一半，在海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关于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发挥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作用的这一思想为新中国海防、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至今仍具有重大指导价值。周恩来关于以海军力量建设为中心建设新中国海防的理论和实践，在新中国海防建设、海军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运筹帷幄，提出新中国海防斗争的战略原则
一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发动和依靠沿海人民群众的原则。
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保卫国防和海防，是周恩来的基本思想。1957年12月，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必须“依靠人民”的问题。他指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由人民中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成一支武装，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丝毫不能懈怠，只有这样，敌人才不敢为所欲为。”的因此，他特别要求陆、海、空三军“加强军政联系”，“密切军民关系”，“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周恩来在视察部队时也总是特别注重了解军民关系问题。1960年2月，周恩来视察南海前哨的海军部队时，特别询问了西沙的民兵和渔民情况，询问了“军民关系搞得怎么样”。当官兵们回答说：“军民关系搞得可好啦”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军民团结紧了，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20
二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三军”配合、协同作战的原则。
周恩来认为，“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履行保卫国防、保卫海防的使命任务，陆、海、空三军部队是“常备军”，是海防武装力量的支柱。其中，海军是海上反侵略、“御海洋”的主力；沿海陆军是抗登陆、“固海岸”、“严城守”的骨干；沿海空军是打击空中袭扰之敌、支援地面和海上作战的空中堡垒，由此共同筑就新中国的“海上长城”。这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联合作战、协同作战的基本依据和基础。海军内部的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和陆战队等诸兵种也有一个配合协同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开展海防斗争中必须坚持“积极配合”、“主动协同”的作战原则，以提高海防武装力量的“综合作战能力”。1950年11月，周恩来对“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的提法表示赞同；1964年6月，他对海军航空兵作战有功人员说：“你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合同仗。这次战斗是群众的智慧与联合作战的胜利”；21 1957年8月，他检阅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举行的联合演习时，对合同训练的成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9年在穿山半岛又举行了由陆、海、空三军参加的渡海登陆战役的联合演习。这次演习进一步丰富了海军与陆军、空军协同进行近海岛屿登陆作战的经验，是训练中贯彻周恩来三军配合、协同作战原则的成功尝试。
三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的原则。
周恩来多次指示沿海地区海、陆、空三军部队，要善于把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等多种形式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曾在陆、海、空三军干部的一次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比如说，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和平斗争，军事工作是武装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外交斗争需要有后盾，这主要是军事力量。”22在开展新中国国防、海防斗争中运用“两种斗争相互配合”的原则，周恩来有着高超的艺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58年，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央军委决定，通过“炮击金门”，严惩国民党军，牵制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炮击战斗打响后，美国国务卿即发表声明：“要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金门和马祖的有关阵地。”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12海里领海线的声明，同时庄严宣布：“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允许外国干涉”。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在封锁金门的斗争中，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等方针，对开战时间，打多少炮弹，何时停何时打、以及战区的范围和对美军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都作出了适时而巧妙的部署。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导演的这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军事政治仗和军事外交仗，既打击了美国的威风，又造成了美蒋的矛盾，粉碎了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坚持运用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中，周恩来一方面强调“军事力量”的“后盾”作用，注重利用“军事力量”争取海防斗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观念，要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去处理事件。1963年5月，周恩来亲自指挥调查“跃进”号失事事件，就是首先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针对西方某些国家利用这次沉船事件对我国进行挑衅和中伤以破坏我国政治声誉的情况，周恩来接连向海军、向交通部下达了对“跃进”号进行调查的命令。周恩来认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海上事故了，它已经成了国际事件了。因此，要从政治外交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一事件。他指出：“能不能查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国威，我国的军威。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23他还针对海军舰艇部队官兵将去公海执行任务的特点，又作了具体的要求。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下，查清了沉船的原因，并通过新华社发表了“‘跃进’号触礁沉没”的声明，才平息了国内外舆论的风波，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四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原则。
周恩来认为，开展军事斗争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作为军事斗争重要部分的海防斗争和海上军事斗争，要取得胜利也必须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1965年8月6日进行的“8·6”海战，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近战、夜战”和“灵活机动”等原则的成功运用。周恩来在听取参加海战代表的汇报后明确指出：“这次海战所以打得好，小艇所以能击沉敌大舰，主要是打了近战、夜战、群战。海战也要把敌人分割包围，先打弱的、小的，后歼中的，孤立大的、强的。总之，你们要好好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认真总结好海战经验，改进训练方法，进一步发扬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24福建崇武以东海战是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一次海战，也是他在海战中成功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近战、夜战”原则战胜敌人的典型战例。周恩来发出“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又在作战指挥室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你们要吸取‘8·6’海战的经验，要集中兵力先打一条，一定要打好，发扬我军近战、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25海战胜利后，当参战海军官兵赞誉他的正确指挥时，他非常认真地说：“这次胜利，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结果。”“海战怎么攻，怎么打是你们的事，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实际一讨论，办法就来了。我只是讲了几句，主要靠毛泽东思想，靠你们嘛!你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胜不骄，败不馁，去争取新的胜利。”26对于这次海战的胜利，陈毅元帅代表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这次海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近战、夜战的胜利，是突然袭击、迅速包围的胜利，是打歼灭战的范例。”27这次海战虽然属于国家内部的海上军事斗争，但在这次斗争中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成功经验对于开展海防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作为军委副主席，对于新中国国防和海防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关于新中国海防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关于新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思想以及新中国海防建设和海防斗争的思想与实践，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部分而载入史册，成为新时期海防建设和斗争的重要指导思想而永放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院)
注 释：
①195O年7月对海军的指示；1953年11月2日视察长江口舰艇部队时的题词。
②27《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当代军事问题研究》第287、325页。
③、17、18、19、2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34页、第182页、第160页、第274页、第274页。
④、11《张学思将军》第 298页、第 298—299页。
⑤《萧劲光回忆录》第149、150页。
⑥1949年8月 28日为华东军区海军的题词。
⑦、⑧1950年7月对海军的指示。
⑨1957年8月 4日在北海检阅海军部队时的题词。
⑩、15、16《当代中国海军》第106页、第247页。
12《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16页。
13、21《海军史》第 83页、第 141页。
14《周恩来谋略大全》第241页。
20、23、24、25、26《大海的骄傲——人民海军纪事之一》第45页、第58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华忠

                  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                                                         2019-02-01 15:03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人民军队建设、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国防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论述，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起了突出的重要作用。
(一)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懂得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早在国共合作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对革命军队的建设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大革命失败以后，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他对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任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及军队的全面建设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论建树，在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为我军规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是我军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标志。周恩来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旧中国，人民受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实现人民的解放，既是革命军队的奋斗目标，也是实现这个建军宗旨的具体体现。1925年，他就曾明确指出：“军队不是一个阶级，是一种工具”，它既可以作压迫阶级的工具，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革命的军队不是压迫人民的，而是解放人民的武力，“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他还深刻指出，人民军队的任务是根据建军宗旨而定的，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它的任务就不能单纯地限于打仗。
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军诞生后，他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他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倾向，在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他认为，要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就必须“坚决地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制度和组织生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指出：“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军队的党性和阶级性”，是保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强调“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为对军队实施领导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是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驱。他曾对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作过许多论述。当时，他领导下的黄埔军校和部队中形成了政治工作的新制度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1937年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曾高度赞扬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主持的军队政治工作。他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在创建人民军队的初期，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为此，周恩来突出地强调红军的政治工作，要以政治教育使红军士兵自觉地向上，彻底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明确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党在现阶段总任务的实现，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军队的自身建设沿着“革命化”的方向发展壮大。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恢复和发展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等基本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他根据形势的变化，强调军队的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军政联系，改进军内关系，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这些论述，不仅指明了政治工作的方向，而且阐明了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内容和方法。
(二)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周恩来对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和群众性、建设农村根据地、建立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和斗争形式等问题，都有许多深刻阐述，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周恩来认为，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取得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它“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的人民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同时指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决死支持，绝对不可能设想这样巨大这样迅速这样彻底的胜利”。工人农民和革命军队在利益上的根本一致，使他们有联合的需要和可能。人民需要军队，革命军队来自人民，为人民打仗，因而能够依靠群众、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并肩作战，达到民族的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他深刻地论述了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战争，只有实行彻底的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既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认为，中国农民是主要群众，占人口的多数，是革命的主力军，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而农村却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在敌强我弱、敌占大城市的形势下，农村游击战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1928年6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和反动势力的加强，与中国不统一，以及革命不平衡性，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在南中国几省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从而较早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后来，他还在著名的“九月来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他认为，农村根据地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如果离开了农村根据地作为依托，就难以充分获得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支援，革命战争就难以生存和发展。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问题。要实行人民战争，除党的正确领导外，还必须建立广泛的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统一战线是个战略问题，而不仅是个策略问题。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出，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和买办官僚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他非常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曾形象地比喻说：“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11在军事统战工作上，他一贯主张团结友军，共同对敌。既要争取合作，又要坚持原则，对于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求得联合。周恩来认为，统一战线有着重要作用，战争的胜利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2。
在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组织和斗争形式问题上，周恩来主张以人民军队为主，采取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条战线、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
(三)
周恩来在长期领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我军的作战指挥有过许多精辟论述。这些论述成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的作战方针和原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而正确制定作战方针和原则的前提，是对战争所面临的客观形势要有深刻的认识。周恩来指导战争，一贯反对脱离客观实际的“左”的或右的倾向。1928年初，他在起草《中共中央致云南临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不能空想一个总暴动之来临”，“暴动的时期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13。在纠正立三错误路线时，他还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际的计划”14。实事求是是周恩来战略战术思想的根本理论基础。
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周恩来坚决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并补充了新的内容。红军时期，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克服各种干扰，坚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朝鲜战争中，他主张我军仍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并指出“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15当战争进入相互对峙阶段时，他及时向毛泽东提出，志愿军应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实行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径作了系统论述。1937年11月，周恩来明确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16他在从七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坚持持久战的可能性后指出：“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17，充分阐述了华北持久战的战略意义。1938年1月，他又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对开展持久战的具体办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作战行动应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中心，这是周恩来确定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他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我军作战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红军时期起就强调，我军的作战行动应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主。早在1933年1月，他在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就指出：“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18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军事原则》一文中更是明确将“歼敌为主，略地次之”作为我军的基本作战原则。周恩来重视消灭敌有生力量的思想，与毛泽东“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19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其作战形式和战法必然要随着战争态势的发展适时相应转变。周恩来在担任我军领导和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期间，根据敌我特点及其变化，相应提出了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形式和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法。红军创建初期，他针对我军还十分弱小的情况，明确指出“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20。为以较少的代价，消灭较多的敌人，周恩来在不排斥必要的阵地战的同时，十分重视并倡导运动战的作战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集中兵力，使我军在局部战场形成优势，以保证战斗的胜利，是周恩来一贯主张的重要战法。早在1931年8月他就提出：“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21。直到朝鲜战争时期，他还向金日成积极推荐这种战法。
1947年底，毛泽东根据我军多年作战经验，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周恩来于1948年春写出《军事原则》一文，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拓展了我军军事原则的内容。特别是他在《军事原则》的第二部分，从战略高度论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野战军与地方军，正规军与民兵的关系；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夺取敌人武器与加强自己的关系；大踏步前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的关系；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与歼灭敌人的关系，反映了周恩来对我军不断胜利的军事规律的深入认识。
周恩来的战略战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全面具体。除上述外，他还在夺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灵活机动地作战指挥，赋予下级指挥员必要的独断专行的权力等方面有许多重要论述。
(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建设和巩固国防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为毛泽东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认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建设强大国防。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不加强我们的国防。”22在他看来，建设强大的国防要达到以下目的：第一，保障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保障我国人民“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23第三，“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24
军队是国防任务的首要承担者，我军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着国防的巩固。建国后，周恩来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放在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始终非常关心我军的全面建设。在革命化建设方面，他要求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25。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提出要缩减陆军，加强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建设。要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军事院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军事院校，各军兵种都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学校。在正规化建设方面，新中国刚一成立，他就提出，解放军“将随之从战争状况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26。还亲自落实了颁布新的“三大共同条令”的工作，等等。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离开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巩固的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关键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国防。周恩来深刻地阐明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巩固国防的关系。早在1956年1月，他就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传达并创造性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27“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28。为了实现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目标，他尤其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29
国防现代化建设与我们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此进行过论述。周恩来作为总理，直接领导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对协调发展国防、国民经济及各行业有过许多重要论述。他十分注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国防建设力度。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时，他认为这时“不能不把加强国防力量同恢复经济放到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上”30。在朝鲜战争进入到停战谈判阶段后则提出，“建设费应高于军事费”31。随着外部形势的进一步缓和，1956年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财政支出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要继续减少军队。他认为，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
建国后，周恩来由于担任多方面的领导职务，对军事以外其他斗争形式在国防中的作用有深刻认识，认为巩固国防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提出：“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32，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他特别重视外交斗争在巩固国防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外交等方面加强国防的实践和思想，是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全面运用，拓展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内容，丰富了毛泽东的国防建设思想。
(五)
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实践和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由于他长期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职务，以及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还对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等职，他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非常重视，非常注意推广红四军的经验，指导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建设和游击战争。1928年6月15日，他就曾向贺龙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经验。后来，还在《军事通讯》上，要求各地红军、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由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党内也存在着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错误倾向，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未能继任前委书记。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情况报告后作了许多指示，又亲自审定了陈毅根据他的思想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正确回答。他还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嘱咐陈毅回红四军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33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四军党的九大，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建设的经验，作出了“古田会议决议”。周恩来将这个决议迅速转发各地红军。
红军长征出发前，在研究留人名单时，中央对毛泽东去留问题最初有争论，在周恩来的竭力坚持下，毛泽东才得以随队长征。在长征初期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多次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否定博古和李德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系统地分析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周恩来作为会议的实际组织者，在代表军委作了副报告以后，又作了关键性的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3。4周恩来的思想和行动，不仅使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左”倾的“三人团”发生瓦解，而且影响到政治局其他成员转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加速了“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分化。遵义会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周恩来从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包括军事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推崇，支持和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排斥和打击，心悦诚服地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全党的军事领导，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不说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的几十年中，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军事领导岗位或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参谋长”，参与了决策和组织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他“才兼文武”，雄才大略，多谋善断，不仅对贯彻落实毛泽东军事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为充实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六)
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以能作出重要的贡献，除了客观的需要和条件以外，还同他勤奋刻苦的斗争精神和主观努力，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高尚的思想品德、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智慧等自身条件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早在1917年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五四运动”中，他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结合自己的实践，思考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1920年他前往西欧，进行社会考察，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复比较，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决心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并准备从事武装斗争，为共产主义献身。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适应时代变化、革命战争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高度地统一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军事理论的探索，因而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周恩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军事生涯中，长期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处于统揽全局的关键地位，这是他作出巨大军事理论贡献的实践基础。他参与领导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参与领导了反对外敌入侵和支援友好邻邦的战争，以及国防建设事业，既有武装夺取政权的实践，又有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实践，既有游击战争的实践，又有正规战争的实践，既有同国内敌人斗争的实践，又有同国外敌人斗争的实践，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经验，使他有条件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再到实践，不断总结军事实践的经验，进行军事理论的创造，并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地系统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周恩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是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榜样，是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典范，是艰苦奋斗的表率。他的光辉思想、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使他能够勇于献身革命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实践，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军事实践，科学地总结军事斗争实践的经验，最大限度地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军事领域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从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它对新时期的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就要认真学习周恩来的军事思想，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旗帜，坚决贯彻江泽民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35的军队建设总要求，积极推进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注 释：
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第一讲)》，1925年6月2 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同学纪念册》。
、、、、11、12、16、17、2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0—41页、第93页、第 347页、第 32页、第 220页、第 350页、第 84页、第86页、第33页。
《周恩来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致词》，1934年2月7日。
、、、15、23、25、27、28、29、3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7页、第274页、第 32页、第 51页、第 37页、第85页、第276页、第181页、第182页、第160页、第8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13、18、21《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36页、第186页、第241页、第21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9页。
22《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页。
26、30、3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9页、第182页、第238页。
33《周恩来传》第195页。
34《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
3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文献选编》第252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华忠

                        跟周恩来学调查研究                                                         2019-02-02 14:21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我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证，也是转变干部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执政能力和施政水平的不二选择。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各级各地各部门都极力倡导机关干部走出去、走下去，并且要求听真声音、真听声音。在这个方面，周恩来给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只要有机会和有可能便亲自深入第一线，因地制宜地灵活运用科学的调研方法，取得最可靠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他在 1962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重申的：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心系群众、平等待人的调研作风，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对重大事故迅速亲赴现场查清处理
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城市后不久，北平电车厂意外发生了烧毁 59 辆车的火灾事件。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就中止正在进行的会议赶往火灾现场处理，当即针对性强地作出“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这一指示所立的这个规矩，此后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永久性规定，并得到继承和发扬。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喜讯传到北平电车厂，工人们欣喜若狂，又恰逢北平解放后首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厂里决定当晚把电车装扮成彩车，第二天一早让市民们共同分享喜悦。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一辆辆电车被张贴上彩色宣传品直到 25日凌晨 1 点才干完。却不料凌晨两点，电车厂停车场突发大火，消防队接警后奋力扑救 4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一场大火烧毁了修好的机动车 29 辆、拖车 11 辆、未修好的机动车 13 辆、拖车 6 辆共计 59 辆，并烧毁 104间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损失折合当时币值(旧币) 两亿多元。经初步调研、查证和分析，断定为敌特纵火破坏。
事件发生后，火灾所在地的外三分局及时向市公安局第三处 (治安处) 作了报告。当时值班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接到报告后，因虑及上午就要参加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的会议，届时再报告不迟，故未及时按系统向上报告。
上午8点，中央当时负责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集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周恩来也来到东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央社会部，听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汇报。原来，自 3 月 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后，他非常关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曾向李克农询问过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李克农因此决定就此问题召集市公安局开会当面向他汇报。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秘书长刘进中、机关党委书记刘涌和几个处的正副处长。谭首先汇报了市公安局清理国民党特务分子和整顿社会治安的情况。周恩来听了很满意并就情报保卫工作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谭又汇报了市局近期工作和下一步打算。李克农让大家补充发表意见。
在座谈中，贺生高汇报了凌晨“电车厂重大火灾”的情况。周恩来一听马上问：“哪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南京吗？”贺答：“北平。这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周恩来非常重视地追问：“老谭，怎么回事？”谭事先没接到报告，一点情况都答不上来，只好问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岂料武也一无所知。在场全都不知道。这一来，周恩来很生气，说：“这个会先不开了。这样大的事情，谁都不知道!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他随即带领谭政文、刘涌和武创辰赶去现场。到了外三分局，分局长慕丰韵连忙接待。
周恩来不等坐下就问事故经过和现场情况。慕对答如流，他满意地又问：“你什么时间到的现场？”慕说：“我刚从现场回来。”他又问：“你是夜里去的吗？”慕答：“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周恩来有些气愤地说：“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夜里就去现场!”并语重心长地说：“小慕啊，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慕只好如实解释说，值班的旧警察按旧规办事，直到今晨才报告。
周恩来听完慕汇报后又赶到现场查看情况，脸上的怒气才渐渐消失。随行许多人都为慕捏着一把汗。从现场回来后，周恩来心情非常沉重：“损失啊!这是人民的损失，也是新政府的损失啊!”事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对慕说：“若你当时不把情况说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乌纱帽摘掉了!”
此后，周恩来又在谭政文等人陪同下回到李克农的办公处继续开会。因受到批评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谭政文几乎没吃午饭。
下午会议临结束时，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批评了市公安局领导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领导不到现场，甚至都不知道。”对此又专门作了指示：“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根据该厂工会负责人和工友的反映，再加上公安局根据现场情况的分析，查出是厂内的特务分子搞破坏制造的。厂内工人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查处厂里的特务。市公安局立即将嫌疑重大的焦家驹、董元及厂内两个中统组织的成员高树桂、鄂振等全部拘捕侦讯，侦破了这起大火事件。
那天散会回到局里后，市公安局马上就周恩来的指示进行讨论，并作了相应规定：以后再发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关业务处、分局领导必须亲自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这项规定逐步成为很多部门的制度和作风，一直沿用至今。
跑遍全国重点钢铁企业搞调研
周恩来日理万机，但在分管冶金工业期间几乎跑遍全国所有的重点钢铁企业，如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重钢、上海各钢厂、天津各钢厂还实地考察了邯郸、麻城等一大批小钢铁厂。他是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态度，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缩短工业战线，精减大批职工，充实农业战线。周恩来首先从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钢入手，实地考察并和鞍钢的同志逐厂地算细账，统一了思想，把鞍钢 20 万职工精减到 12 万人，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周恩来每到基层，总是深入生产第一线，到矿井下、炉台上、轧机旁，详细观察和询问具体的生产技术情况。
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上钢一厂视察时来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彼此间距离顿消，像朋友一样拉家常，从而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
1957年2月，周恩来视察重钢时，在平炉炉台上拿起一些不同的铁合金，逐一询问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和冶炼过程中的作用。车间负责同志一时答不上来有些紧张。陪同视察的贺龙笑言：你问得那么细，谁答得上来，看你把人家考倒了。周恩来却亲切而严肃地说：“不懂就学嘛，要变成内行啊!”他的指示对这位车间负责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狠钻技术很快成了行家。7 月，他在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登上五号行车对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要拜你为师”，并在徐师傅指点下驾驶了行车。
1958 年，周恩来和陈毅在湖北麻城凤凰窝钢铁厂，和职工一起挥舞铁锤打铁、锻钢。在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小钢铁厂缺乏技术人员、技术水平低，就指示冶金部调派大批技术人员到各地小钢铁厂去，帮助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11 月，他到武钢视察。登上高炉平台，手拿风口镜，仔细观察了八号风口的情况。当发现并不象炉前工报告的那种颜色时，便亲切地对陪同他的一号高炉炉前总技师李凤恩说：“是不是炉温低了？”李凤恩一看，果然如此，立即作了处理。
要与百姓平等相待方能了解实情
在调查中，周恩来坚持既听喜也听忧，而且还特别注意“求真”，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在尊重地方同志意见的同时，他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安排、没做过手脚的地方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要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未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他指出：“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与群众区别对待和隔离起来，要杜绝那种事先安排、前呼后拥的调研方式。在调查中，他总是轻车简从，不要迎送，反对戒备森严。他曾严厉批评过那种把众人拦住为领导车辆让路的封建官僚做法。他说，到处设卡，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1958 年至 1961 年，周恩来曾三赴三门峡水利工程现场调研，下到工地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了解具体施工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现场会，详细听取各方面意见，还与水电部、沿黄晋陕豫三省、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工程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讨解决黄河泥沙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三门峡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库区的淤积程度严重超出预计。周恩来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总结教训，认真谋划可行的补救方案。在他的主持指导下，批准实施“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挽救了一座接近失败的水利工程。
调研时周恩来完全把自己融于群众之中。在工厂、农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粮。他经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动拉近与谈话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他总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1964 年，周恩来到邯郸调查纺织女工福利待遇问题，大家谁也不肯讲困难。看到大家很拘谨，他便同两年前见过面的劳动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来，从她的婚姻谈到她的“菜篮子”、再到她的工资……人们渐渐不再拘束，大家围绕着福利待遇问题畅所欲言谈了许多情况。
轻车简从在广东新会蹲点调研 7 天
1958 年 7 月 1日至7 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莅临广东省新会县 (今江门市新会区) 视察。原来，1958 年 5 月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 《县的商业工作要成为农业生产的后勤部》 的发言，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和重视。毛泽东指示：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6 月 8 日至 18 日全国财政贸易工作现场会议在新会召开。6 月 19 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会农民周汉华用水稻与高粱杂交培育出水稻优良品种的消息，引起周恩来关注。于是，便有了这次深入新会蹲点 7 天的调研。为能广泛接触群众，了解更多真实情况，他在广州就对省委提出要求：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因此，随同到新会的只有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子元、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佛山地委第二书记杜瑞芝等。
7月1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新会。县委安排周恩来住新建招待所，他婉言拒绝说：“我是共产党员，县委会有地方，还是住在县委会吧!这里很好嘛!与同志们住在一起，工作方便。”7 天一直住在县委书记工作兼休息室，睡的是木板床，坐的是普通木椅，吃的是县委食堂的普通饭菜。为照顾其生活，省委专门派来厨师但被他谢绝了。食堂炊事员说：“总理啊，我只会做大锅饭，不会煮小灶呀!”他爽朗笑言：“我就喜欢吃大锅饭。”还一再叮嘱县委负责人：“我们吃的已经比群众好多了，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要朴素，不要公家请客。”
7月2日午后前往大泽区五和乡第二农业合作社视察。出发前，正在新会检查工作的省、地领导要求陪同下乡，为此新会县委安排了两辆吉普车。周恩来不同意，再次重申要轻车简从，只能开一辆。县委负责人解释说：一辆吉普车坐不下几个人。周恩来说：“坐不下，人可以再少一点嘛。”县委只好遵命尽量减少陪同人员的同时叫随行人员挤着坐。周恩来还叫搬来小板凳放车中间自己坐上去。到官冲视察途中，他远望山上有一面红旗 (是当地少先队员队日活动用旗)，误以为县委通知当地干部群众组织欢迎活动，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搞的，我说过不要惊动，你们又通知了吗？”县委干部如实回答说没通知。
据周汉华回忆：7月2日那天下午4点，我在实验田犁田，临时接到通知：“周总理来了”，我顾不了满身污泥，就往社委会跑。总理亲切地握住我的泥手，问我的名字。我看总理穿的是普普通通的白布衬衫、布鞋，说话和和气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心里热乎乎的。总理听完汇报天已不早，我以为总理要离开了，没想到总理提议到我家去，要看看我们的高粱和水稻杂交试验，我高兴得差点欢呼起来。一路上总理问我家庭情况，文化程度……看了我们小组试验田，我说 1956年开始搞实验，没有成功。去年终于成功了，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总理笑了：“既然高粱做父本和水稻杂交，为什么不可以高粱作母本和水稻杂交试一试。如果做到一穗一千粒，一颗一斤，如果你到北京来，有一颗就够我请你吃一顿饭了。”接着又察看了周汉华培育实验的海岛棉和剑麻。年已六旬的他与20 岁的农民专家边问边答，时而站着，时而蹲下，时而弯腰，他拿着试验田水稻端详良久，还细心地盘数株数、实验品种、特性、培育期。天越来越暗了，他坚持看完柑、桔、橙等试验果园后才动身回村，又上周汉华家阁楼察看搞的杂交水稻标本。月光下的农家晒谷场上，周汉华搬出一个靠背竹椅请总理坐，总理却将它推让给周汉华坐，自己只坐在一张四脚小板凳上，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两人就这样促膝谈心。左邻右舍的村民打着赤脚也围坐在周围。当时，周汉华说经费困难，没有水稻试验的必要工具和仪器。周总理马上请秘书把带来的一盏空气电池灯拿来说：“我把这盏空气电池灯送给你。这盏灯可以用 8 个月。”接着，手把手地教周汉华怎么使用。见周汉华科研需看时间，周总理脱下自己的手表赠予。乡亲们围在总理身边一直聊到晚上 9 点多。直到有人催促，未吃晚饭的周总理才乘车返回县城。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什么架子。
7 月 3 日中午，周恩来途中在周郡吃午饭。干部群众为表达对周总理的敬意准备了一些地方小食。开饭时他看到饭桌上摆放着鹅、鱼、猪肝就笑问：“我看见你们这里种了豆子、番薯，怎么不拿来给我们做菜？”社干部回答说：“这都是本地特产，我们并不敢搞多少菜。”周恩来接着又问：“像这样的菜，你们的社员一年能吃多少顿？”社干部说：“社员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吃的。”周恩来笑着说：“请我们吃得这样好，你们不怕社员贴大字报？你们不怕，我是怕的!”吃完饭他对省里的干部说：“这餐饭的费用，不能让社和县负担，就由省里出吧。”
7月 4 日，周恩来前往官冲调研。由于电船动力不大，需航行数小时。周恩来一行在船上共进午餐，十分节俭，只有馒头、油炸花生米、咸菜等。临别时，当地渔民送给他一条大鲤鱼，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下。渔民把鲤鱼偷偷放在他乘坐的电船上，他发现后如数付了钱。在结束视察时他在干部会议上再次说：“下次来，你们可不要这样招待我了。这样招待，我就不敢来了。”
在群众面前，周恩来没有丝毫官气。他一到新会就嘱咐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每到一处都十分注意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劳动大学，他亲自动手用牙签把切好的菠萝插好，先送给身边的学员品尝。在五和农场，他与干部职工在农场门口大树底下谈生产谈计划，还亲手捧杯为农场技术员敬茶；在参观葵厂时，他拿起葵扇给正在烙画的青年工人扇风取凉。临别时走到送行工人的后排与老工人握手话别。此情此景令在场工人深受感动。他视察周郡时，群众都想亲眼看看他。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正为是否让群众进去为难时，他高兴地说：“不要紧，我们相信群众，让他们进来吧!”霎时，百余名群众争先恐后挤入会场。他十分关心农民生活，询问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社员全年收入有多少，公共食堂一天做几顿饭等。在参观废旧物资利用展览会时他问：“怎么没有群众？”听管理人员回答说因下班休息时间后仍心存疑问，不够满意。走出展览会，看见有人叫过往群众不要停留观看，他一再声言不要影响他与群众接触。他在人民会堂作形势报告时，门外的群众纷纷朝里探头，有的人干脆进去。工作人员怕影响他作报告把门关上。他见状笑着对县委书记说：“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于是会场的门全打开，门外的群众兴高采烈进去了。他作完报告走出会场，同等候在外面广场和街上的广大群众见面。
在新会 7 天调研中，周总理深入到工厂、田间、学校、供销社、卫生站等，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归侨、侨眷、学校师生、医务人员、城镇居民等广泛接触，促膝谈心，殷切关心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生产、学习等情况，就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金融贸易、城镇建设、群众生活、侨务工作等问题广泛深入调查研究。跟随采访的记者邓国庠把现场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否重要全部记录下来。谁知一开始走访圭峰山，周恩来见记者有闻必记、站着走着都记就几次摆手轻声说：“不要记，不要记。”因他不让摄影记者拍照，故未能留下他视察圭峰山的照片。临别时他对跟随采访的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说：“未经我同意，是不能报道的。”后经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出面请求，周恩来才同意在广东 3 家地方报纸发表约2000 字的综合报道，新华社则未向全国播发消息。
调研务求实效：带头捐资助修群众浴室1959 年 1 月 5 日，周恩来参加完外事活动后，从上海到广东从化疗养院看望因病休养的邓颖超。在从化的几天，他一点都没闲着，满腔热忱地深入到乡村和学校等基层进行考察调研，了解社情民生。
有一天，周恩来一行在温泉边散步的时候，见到工作人员正艰难蹬着载有一叠毛毡的三轮车，连忙走过去帮忙，后来干脆骑上这辆三轮车帮助送毛毡。车子一骑起来他很开心，而他身旁的邓颖超和保健医生却替他捏着一把汗，谨慎地跟随着并不时用手带着车。这个过程，在场的工作人员拍摄数张留作资料。这辆三轮车也留存至今保管较完好，车身为墨绿色，款式十分特别，载货位置在前面，后面才是三轮车蹬车的座位。
周恩来到从化之后，在四处走访调查之余，仍不忘同温泉馆的员工一起劳动或促膝谈心，这令宾馆许多老员工记忆犹新。一位老员工回忆起周恩来到温泉休假的情景时感慨地说：与其说总理是来休假的，不如说是来关心群众的，他在短短十天的休假期间竟没有一天好好休息，先后访问了从化的农村、商店、学校、幼儿园和许多社队干部，所到之处都把老百姓的冷暖挂在心上。
的确，周恩来对广大群众的关爱细致入微、无处不在。譬如，1959 年 1 月 11 日下午，周恩来冒着寒风步行走过碧浪桥去了温泉村，首先视察了村里的小学和幼儿园，还健步到了保健站等单位察访。周恩来在村上逗留了 3 个多小时，每到一处不是问寒问暖，就是同大队干部一起商讨改善农村条件事宜。他曾 3 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关心村民健康，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当周恩来了解到温泉村民和幼儿园孩子守着温泉难洗上温泉澡、不少社员还经常到流溪河里洗澡时，当场叮嘱身边人员一定
要想办法给温泉村建一个公用洗澡房，还马上带头并倡议凡到温泉休养的同志及温泉机关里的同志们都捐点资，帮助修建澡堂。之后不久，在广东省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在温泉村建起了一座面积达 150 多平方米的公用浴室。温泉村民从此告别了守着温泉洗不上温泉澡的窘境。
早在 1943 年 3 月18 日，周恩来就制订了 《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内容是这样的：“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周恩来亲自蹬三轮车帮服务员送毛毡、帮助群众建浴室，正是这条要则的生动体现。
走村串户专题调研农村工作
自 1958 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加之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 60 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同时，一些地方干部作风也存在严重问题。对此，中央领导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现实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样的背景下，毛泽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希望 1961 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号召大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尽快扭转经济困难局面。随即，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广泛兴起调研之风。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1961 年，堪称调查研究之年。
为摸清农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中央领导于 1961 年春季纷纷动身分赴各地调查。4 月 28 日至 5月 14 日，周恩来奔赴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具体到武安县伯延公社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周恩来在下基层调研之前，就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发动大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付之行动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3 月 19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南和华北小组上发言说：“这些年对许多问题所以不摸底，不落实，最根本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依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厂矿农村，进行系统调查、典型试验、反复研究、认真核实，便轻率从事，这就不可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要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呢？他做了精辟的分析回答：“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了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4 月底至 5 月初，周恩来先来到河北邯郸，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随后，5月 3 日至 8 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了走访调查。武安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地群众为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重大贡献。在武安县伯延公社，周恩来不辞辛劳走村串户，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生产队的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还到公社商店了解了商品价格。就当时农村中群众最关心的食堂、粮食、供给制若干问题，通过个别谈话、召开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技人员等参加的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深入了解。周恩来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座谈。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
1961 年四五月间，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走村串户深入调研“三农”问题。一点都不端架子，平易近人地问长问短拉家常，就真实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直率地说出心里话：“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周恩来听后意识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并追问：“为什么这样说呢？”张二廷直言道：“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这番话顿时在周恩来心中击起了层层波澜，引起了重视和沉思，正如 20 多天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所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这是我在调查中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在场的地委干部未料到张二廷贸然说出这些话来，立即有些尴尬地过来“打圆场”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周恩来却说：“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周恩来对张二廷的谏言十分赞赏，主动与他交朋友。会后即去家里看望他并促膝交谈。
面对和蔼可亲的周总理他将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一一如实讲出。周恩来一字不漏地听着，了解到了许多难得的一线实情。临别时，他依依不舍地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常来伯延走一走。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还要来的，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革”前每年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代表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调查时，看到革命老区群众的贫困状况：除了树叶、咸菜、野菜外就没东西了，硬是没存粮。他特感痛心内疚。他还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自己的自留地，并恳切要求他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详细调查及多方深入了解，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 1960 年秋自己主持起草制定、11 月发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即“十二条”) 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即“六十条”)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意见较集中、反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月 7 日凌晨，他如实将调查情况打电话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十分重视，连夜将其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与此同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也从各地向毛泽东寄去调查报告且所反映的问题与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他们普遍不赞成办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在此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原条例而形成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样，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农村政策上改变了前期的做法，满足农村群众的要求，解决食堂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继农业之后，1961 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将调研和调整工作的重点转到工业上。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分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2 月下旬先到沈阳调研，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回京后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7 月中下旬他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调查。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基础上 8 月 12 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会后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调查力倡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1963 年 5 月 1 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当时还不清楚沉没原因，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他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指示新华社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他先后 4 次主持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向事件亲历者、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反复调查了解情况。待调查小组很快向周恩来提交 《关于调查“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报告》 并提出“"跃进号"沉没极大可能是触礁” 出人意料的观点之后，周恩来认为报告分析得有道理，但仍谨慎地认为：“最后判明，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并决定亲赴一线指挥调查。
12 日，周恩来迅速飞抵调查事件的上海前线指挥所。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地方和军队负责人就关切地说：“总理，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恩来却用凌厉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出了机场他立即主持召开情况汇报会。在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汇报后指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当海军负责人汇报出海舰队编队的领导干部组成情况时，周恩来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得到的回答是“一把手”没有被列入。他再次语气刚硬地强调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员、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
周恩来还一锤定音地当即作出规定：“对于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他紧抓调查活动中的每个重要细节，一一督察。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深海潜水探测取样是个重要环节。他很关心潜水员的安全问题并亲自到加压试验现场检查潜水员的准备情况，他问随行负责人：“"跃进号"装了那么多玉米，船沉后船舱已破，玉米会流出来，鲨鱼肯定要去吃，潜水员的安全怎么办？”几位负责人没想到总理会想得这么细，惭愧地承认“没有考虑到”。他严肃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能不考虑呢？”他来后连续用“这么大的事”来强调关键环节和细节问题，这种细密和高度责任心给现场的每个人很大的教育。为确保出海工作万无一失，他翌日还亲往吴淞口，登上舰艇一一检查出海舰只的准备情况。后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原因有可能是：“跃进号”出航前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等情况不熟悉。
为进一步摸清事实真相，取得物证，周恩来决定派人出海现场调查。出海编队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天周密的现场潜水调查，拍下现场有关照片，取回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后来，海军领导机关在一篇名为 《海军战士倾四海之水写不尽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周总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复认真地检查各项准备工作，从出海力量的配备到指挥干部的调整，从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到后勤保障，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放过，保证了这次调查任务的胜利完成……
至此，引人注目的“跃进”号货轮沉没事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周恩来发现的深层问题—— — 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严重。悬在许多人心中的疑团总算是解开了，然而，事件本身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太多了。这时，周恩来善于抓住事件，进一步教育干部。正如他 5 月 8 日在致毛泽东等人的信中所说的：“"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跃进”号遇难事件使他对进一步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又有了更深的思考。当月，他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作 《反对官僚主义》 的报告时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为此，他告诉中央各系统的干部：“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
赴导弹试验基地调研探究得很全面
1966 年 6 月 30 日下午，周恩来赴位于甘肃省的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调研。在通往基地的车上刚落座就看见窗外不远处有几棵迎风挺立的沙枣树，便兴致勃勃下车去看。在树旁他问当地陪同干部李福泽：“这是种的什么树？”李答：“我们都叫它沙枣树，也叫桂花柳。”他又问：“为何叫这个名字呢？”
李答：“它常年生长在沙漠地区且结椭圆形果实，颜色有些栗褐色，形似内地的小枣。树的叶子有点像柳树叶，叶两面都有银白色鳞片。它夏季开银白色花，有点芳香。生长在沙漠地区可作水土保持、防沙造林的树种。”他还问：“这种树在戈壁滩上是怎么种活的呢？”基地政委栗在山马上答：“靠浇地下水。这种树长在沙漠地区较耐旱。三年自然灾害时它助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采集沙枣磨成面，连同树叶作为代食品。”他满意地说：“这好哇!看来人是可以改造自然的，人也是可以战胜自然的!”
酷暑炎热下周恩来还把外国友人赠送的西瓜、芒果等拿出送大家品尝。当透过车窗看见铁路旁有位战士头顶烈日汗流满面维护路基时立即要求停车，请工作人员下车送去一个西瓜。当战士得知是周总理送他的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向车上招手敬礼。
在车上，周恩来关切地询问基地领导同志：你们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土质怎么样？水怎么样？部队搞生产了吗？家属生活如何？问得很细。在得到相应回答后他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从事尖端科学研究事业是这样，你们生产生活也应是这样。要会搞导弹试验，也要会打仗，会生产。大家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艰苦奋斗!”
到达基地办公生活区后，周恩来忙着听取了栗在山、基地副司令员张贻祥等人的具体汇报，同杨成武谈了话。视察了基地的地对地导弹发射阵地、观看了将于 10 月份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用的改进型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的发射合练，并来到地空导弹试验场区观看了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实弹打靶。当看到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后他祝贺说：“你们要继续努力，加快科学试验速度，要抢时间。”晚上回到招待所，周恩来把招待所准备的崭新被褥叠起来，从他带来的一个旧皮箱中拿出一床褪了色、有些破旧的薄被子和一条军用毛毯，穿上已多年的拖鞋和领子上打了补丁的睡衣。服务员发现后说：“总理，请您还是用新被褥吧。”他微笑着说：“小同志，我习惯铺盖这些了。新被褥是人民的财产，是招待客人用的，我们应该爱护啊!”7 月 1 日上午，周恩来由杨成武和李福泽陪同乘直升机视察了基地场区北部的试验设施布局和乌苏木、建国营、居延海一带设防地区的地形，察看了兰州军区的防务工事。他一边细致察访、深入思考一边提出建议说：“你们这个地区很有前途，开发这个地区不仅有国防意义，还有重大经济意义，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财富，减轻国家负担。”又说：“你们基地和施工部队有劳动力，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开发黑河流域，这里是大有作为的。”下午返京前他还同基地的干部战士、科技人员、职工家属、学生儿童和在基地场区执行施工任务的部队代表见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