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千年定都史：为何偏爱这两座城市？

惜晖

                        中国三千年定都史：为何偏爱这两座城市？                                                         2019-03-06 09:11                                                   

                  中国历史五千年，建立的政权数百个，都城也有数百座，但是真正出名的古都，也就是“七大古都”。
其中算得上超级都城的，只有两个。
楚汉争霸结束后，刘邦最初将汉都选在了洛阳，出身山东的各位将领大臣们非常满意，但是过了不久，一个平民娄敬就求见刘邦，建议他迁都关中定都长安。而将领大臣们当然是反对的，两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而到了明朝，朱元璋在建立明朝时选择南京并不果断，他曾经还让太子朱标巡视关中考察西安、洛阳，论证迁都的可能性。然而世事无常，夺位的朱棣不但没在西安、洛阳建都，反而将都城一股脑的搬到了北京去，从此才奠定了明王朝近三百年基业。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中原王朝的都城不是随便放在那儿都行的，而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要求，结合中国社会姐经济的发展历程，定都在哪儿，可是一个非常值得细细品味思考的问题。
长安
娄敬劝刘邦迁都长安，当然是夸长安的好。而这个号不是小好，是大好。
  刘邦先前选洛阳，是为了继承东周遗志，站在暴秦的对立面，娄敬就拿出东周衰落列国纷争说事儿，说在洛阳无险可守、长安易守难攻，土壤肥沃、农业发达，而且一面朝东，对山东诸侯有极大地震慑作用。
刘邦最后也是相信了娄敬的这一套说辞，迁都长安，但是史书读多了，就能感觉到，但凡建都的地方，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说辞也太老套了些，一个帝国的都城守不守地住，关键还是看这个国家怎么样，行将就木的王朝，都城地势再险要，还不是一攻就破。
后话虽然如此，但是当时就因为娄敬的建议和刘邦的决定，中国历史第一超级都城——长安诞生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前四个巅峰——秦汉隋唐，都定都长安：秦朝属于关中本地人建立的政权；汉朝建都长安是属于外地人过来定居；隋、唐两朝的建立，离不开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所以属于过来关中抱紧大腿的类型。
而除了秦，其他三个王朝本没有必要来长安，但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烦恼——西北边患，从汉朝的匈奴、到隋唐的突厥，西北地区总是战争的前线，所以立都长安，对于边境防守、军令畅通、情报收集意义巨大，而且正是因为都城距离前线咫尺之遥，汉、唐两朝尚武之风盛行，因此培养出了汉武帝和唐太宗。同时也是因为将长安定为首都，西部的广大地区，也逐渐被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

长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帝国中心。
洛阳
从西周到唐代，历朝历代的都城除了长安，就是洛阳了。

汉高祖刘邦面临的国都选择的争论，同样放在了光武帝刘秀的面前，光武帝刘秀身后，是南阳士族和河北豪强，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会选择洛阳作为国家的首都。
放眼中国历史，建国者选择都城都是以主为居，选择自己熟悉的地方。中原汉族的周、秦、隋、唐是这样，少数民族的辽、金、元、也是如此，朱元璋选南京，朱棣选北京，但后来袁世凯选北京，蒋介石选南京，当然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刘邦不同，他为了刚大的发展和更大的成就，选择劳师动众的迁都，这份魄力刘秀没有，所以决定了东汉比不上西汉那么让后人怀念。安史之乱前的王朝，主要的外患来自于西北，进去的王朝就敢于建都于靠近边境的长安，守成的王朝就会选择远离边境的洛阳。

但是不能说洛阳就完全没有优势，作为中原腹地，四通八达的交通是洛阳最大的优势所在。到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出现，洛阳的地位也之间提高，从而形成了两都并立的政治格局，并中国的政治中心随着漕运的发展开始东移。
京杭大运河
从周朝来事到北宋，中国的都城一直在黄河流域东西迁移，总体的去世是从西向东，直至北宋将都城定在开封。而从北宋到现代，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先后作为都城存在，显示了另一种变化：王朝的政治中心从内地移向了沿海，中国都城的变迁从东西横轴变成了南北纵轴。
  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京杭大运河开凿。
京杭大运河分为两段，以洛阳为中心，南到苏杭、北至涿郡，往南是为了运粮，往北是为了运兵。这条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水路大通道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隋唐大运河建成后，运河经济应运而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藩镇通过对运河的控制造成了长安的粮食大危机，使得控制运河成为了此后历朝统治者最为看中的一条掌握国家的重要手段。
  但是凡事也有例外，北宋开始，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胁从西北转向了东北，长安和洛阳作为国都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了。
加之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方便的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大都，对京杭运河进行了大量的改道，不在绕道洛阳、开封，而是以近乎直线的距离将京杭运河拉平，黄河流域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历史彻底落幕，千年古都长安和洛阳，而彻底的衰落了。
北京
在中国古代有一条铁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必须分离，而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必须重合。
这句话显示了统治阶级对于经济干预政治的有心，也体现了其为维护统治总结和探索的一条必要的规律：古代国家最终要的两件事，对内统治和对外征伐，必须从一个中心发出，不然就会四分五裂动乱不堪，唐末的藩镇割据，明代的靖难之役就是两个血淋淋的例子。
所以政治中心必须直面最大的外部威胁，朱棣选择北京不仅是为了在自己的根据地统治国家，更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实现“天子守国门”的军事目的。

基于上面的理由，近五百年的历史中，北京作为国都，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金国将北京定为首都开始，中国的国土已经不只是汉唐时期长城以南地区了，而是包括中原地区、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广大地区，北京作为这三地区的交界处，自然成为了国都的首选；
再者，北京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终点，漕运便利，南方的钱粮可以方便的到达。因此，北京作为中国500多年的首都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续，期间，北京经历过土木堡之变，李自成起义，满清入关的政权更替，还是作为一国之都，稳如泰山。
  回顾中华千年的国都变迁，一条清晰的脉络就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每一个朝代国都的设立，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国都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朝代的兴衰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