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一封电报准确预言了中国的未来！

华忠

                        

金一南：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一封电报准确预言了中国的未来！                   -- 2019-03-28 21:38                                                   
每当回顾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时，社会上总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
持这些说法的人十分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于我脑中：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二十多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夺取全国政权；而其对手，掌握全国资源，掌握国外援助，掌握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的优势，竟然二十多年后全盘崩溃、灰飞烟灭。这个党和这支军队的力量真谛在哪里？在了解和研究中，我越加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来自神的赋予，而是来自人的奋斗。不是来自天赐机缘，而是来自千千万万人的英勇献身。

实事求是的毛泽东
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描述了一生中打过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被描述为“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真正了解了那段经历就会明白：历史从来都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的，伟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的人。
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回来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发出神一般的预言，而在于是否能够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然后迅速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以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那个年代毛泽东同志最伟大之处在哪里？我认为在于那种极为珍贵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既包含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更包含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工农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毋庸讳言，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接受过共产国际和苏俄援助，国民党得到的比共产党要多得多。而毛泽东开创的广大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个没有被揭示出来的重大意义就是使中国共产党不但获得了政治独立，更获得了经济独立。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毛泽东在最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之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获得自主的基础。
所以中国革命具有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富裕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如果不产生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而如果不分散到贫困落后的边远山区，红色政权便无法获得充足的给养，红色武装也无法获得坚忍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历史自觉，就是从来不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从来不将自身经验绝对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这个党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种种成功的最大优势所在。在这一基础上，才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两位不屈的民族脊梁
近代历史中，国共双方的众多将领，都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了威武雄壮的话剧。有这样两位今天已经鲜为人知的红军战将：一位是红十军团第21师师长胡天桃，另一位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
1935年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浙江怀玉山失败，胡天桃负伤被俘，蒋军悍将王耀武负责审讯。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惊呆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他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与他多次交手的红军师长胡天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在文史资料中，他一笔一笔地记录下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震惊不已的谈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在什么地点？

  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家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虽然被枪杀了，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王耀武当年一身将校戎装，在寒冬中与衣衫褴褛、脚穿两只各异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利者。
另一位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2师第4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王开湘当年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任第4团团长，在艰难曲折的长征途中一路先锋一路烈火，飞夺泸定桥，强攻腊子口，为红色铁流斩关夺隘，使红4团威上加威。即使过去多少年，今天到泸定桥头驻足参观的人们，看着那惊心动魄的13根铁索，依然能感觉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氛围。而另一处天险腊子口，山口仅宽30余米，两边全是悬崖绝壁，周围尽为崇山峻岭，除此口便无路可走。

当时的泸定桥（图源：新华网）
当时第4团担任主攻，团长王开湘亲率两个连从右侧攀登悬崖绝壁，向敌后迂回。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红军部队发起总攻！与冲锋号声、机关枪声和呐喊声伴随的，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的大声呼唤：“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第二天，彭德怀经过战场，见50米的一段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宿将连声感叹：“不知昨天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是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队伍，怎能不是真老虎！当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差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矗立的战神。
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像胡天桃、王开湘这样的战将，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难以计数。他们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艰难困苦的抗争
今天，针对那段历史的回顾，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有利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贺治华出卖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她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在这种空前的白色恐怖和空前的投敌叛变浪潮中，蒋介石信心十足地认定：共产党垮了。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一些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经不足为患了。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军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被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前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运气和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不是靠运气和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最终获得了最为稳固的胜利基础。其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人数44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世界上哪个政治团体曾经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而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就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还有一种说法，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娇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最后，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
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的作用，就知其至关重要。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好伙计，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用拜金主义、温情主义和虚无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绝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站起来的中国人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1949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没有八一“南昌起义”，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可能至今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还得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就像鲁迅描绘的阿Q和毛泽东嘲讽的贾桂，至今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没有这一切，从湖南湘潭走出来的毛泽东，从四川仪陇走出来的朱德，从江苏淮安走出来的周恩来，生命轨迹也会向其他方向延伸。他们可能务农、经商、执教、从政，平平淡淡直到生命的终结。
但是有了这一切，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民族命运空前危急的时刻，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空前奋起。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行列之中，随之也就失去了务农、经商、执教、从政的可能。最终成为震惊中外的革命者，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成为新中国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华民族也从此挺直了长期弯曲的脊梁。
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奋斗的年代。
又是一个胜利的年代、非凡的年代。
没有苦难，就没有坚忍，没有积聚。
没有胜利，就没有激情，没有尊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洗礼。这一洗礼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中国人民不但站了起来，而且也富了起来。今天这一现实，让“社会主义不能消灭贫困，只能使贫困普遍化”的西方经典论断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国人，不论是国家拥有的财富还是个人拥有的财富，皆为五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中国模式”正成为全球议论的话题。
这样的时代，能说不是大时代吗？大时代提供了大作品产生的客观条件。剩下的就是主观条件了，能否真正地感受它、领悟它、描绘它、表现它。奥地利学者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要想去超过它。”
却有人以为自己已经超过，不承认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热衷于以“个人野心”或“个人苦难”图解历史，将时代描绘为个人意志的产物、苦难堆积的产物；还有人以“揭秘”“回归真实”为旗号，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将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进而提出“告别革命”。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了。
精神有高地，也有低地。如果无法认清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用“告别革命”来否定这部历史，用“个人阴谋野心”来糟蹋这部历史，只能证明我们处于以小胸襟、小视野、小利害、小恩怨构成的精神低地，证明我们无能力触及这部历史的时代深度，更无资格探究它的时代宽度。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灾难深重的民族苦难史，更是一部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的辉煌奋斗史。这个民族在空前的灾难面前空前觉醒，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的呼声。无论东西南北，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尊卑长幼，搭建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放眼全球，哪个国家有过这样跌宕起伏的命运？哪个政党付出过这样重大的牺牲？哪支军队像这样在围追堵截的血战和万水千山的阻隔中凤凰涅槃？哪个团队曾以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成为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为理想与信仰献身的真人。如果说真理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那么率先举起这支火炬的，是真人的手臂。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真人前仆后继、追寻真理、救国救民，我们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正是他们点燃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之火，才使我们至今未曾堕落，未曾被黑暗吞没。
真正认识与对待这部惊天动地的救亡史、复兴史，我们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剧变，都不由自主要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就成了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种只见细节不见总体、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已经使得我们居于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从1840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和将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论，应该跟上我们波澜壮阔的实践。我们拥有巨大宝贵的历史财富。真正善于认识、善于总结、善于积累，就一定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
中国在高速发展，社会在日益进步，一代代人在迅速成长。一位战友曾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工作都要转让给今天的‘80后’和‘90后’，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把我党、我军历史上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有感召力的部分，最能凝聚我们党、凝聚我们国家、凝聚我们民族的强大精神元素传下去，使我们的事业永葆青春活力，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的责任。”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因这个时代而激动，因这份责任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