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安徽女人不简单，毛泽东多次请她吃饭，还让周恩来、江青作陪

清梦

这个安徽女人不简单，毛泽东多次请她吃饭，还让周恩来、江青作陪                                                         2019-07-21 10:17                    

                          

一介女流，在历史之中，流传的大多都是些风流韵事。但这位来自安徽黟县的女子，却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她叫姚维钧，是我国中国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夫人。

黄炎培，近代教育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最看重的人才与知己。

1945年的延安之行，黄炎培和毛泽东曾留下了最著名的“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的疑问和解答。

开国之后，毛主席还多次邀请黄炎培。

主席的邀请，是从江青邀请姚维钧开始。甚至为了表示对她的敬重，主席还让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

如此殊荣，不仅仅因为她的丈夫，更因为姚维钧高贵的品格！

一场跨越年龄和时代的奇缘

姚维钧，祖籍安徽黟县，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县周浦镇。

祖父姚祖寿在周浦开设德隆昌纸烟店，父亲姚旭明刚过16岁就由黟县去周浦学习经商。

由于姚家经营有道，十分讲求信誉，故在周浦一带享有一定名气。

姚维钧在姐妹三人中，排行老二。自小天资聪敏，才智过人。无论是在家庭中或在学校里，都是位佼佼者。

读过的书，过目不忘；与人交谈对答如流，因而倍受双亲和师长们的喜爱。对她学业上的渴求，父母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南京、上海相继沦陷，姚维钧家的经济出现了困难。

然而在家人和亲朋的大力支持下，使得她不但顺利地读完高中，而且还继续上了大学，毕业于贵阳市大夏大学（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姚维钧大学读书期间，正是日寇大举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一向文静的维钧，感到心情很不平静。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她有机会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和许多抗日宣传材料、进步书籍，从中领悟到不少抗战救国的革命道理。

于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革命洪流。

她常和同学们一起，编发抗日传单，自编自演抗日救亡节目，进行“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街头演讲，鼓动民众奋起抗日。

这对于她以后致力于民主救国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国难的时代洪流中，投身其中，自然不分男女，每个人都是“爱国者”，可以相互倾诉。

然而对于生活在优越之家的顾维钧来说，还有一种私人的“小我”的追求：爱情。

她渴望遇见一位可以在小爱中灵魂的悸动，还有为国家大爱的一往无前。

两人的初识是1941年12月。

此时，黄炎培六旬有三，姚维钧却是一个32岁的在校大学生。

除了年纪的落差外，还有身份地位的巨大差距。此时的黄炎培正值春秋鼎盛，是名满天下的民主人士，还有美满幸福的婚姻。

尽管爱慕黄炎培，但姚维钧只能将暗恋藏在心中，用爱国运动，来排解内心的抑郁。

那么，豆蔻年华的姚是因为什么而对黄产生如此深厚热切的爱慕之情并持续二十多年呢？

在那个时代，满腔爱国之情的热血青年姚维钧是因为黄炎培的一次讲学，就被他的文质彬彬，学识渊博，热情似火而又成熟稳重所吸引。

世俗的制约，令姚维钧在爱情面前止步，只得将纯洁的爱意藏在心底，这一藏，就是整整二十年。

她曾说：“自有知以来，就对他发生敬仰，不知不觉的种下了情芽，而又纯洁的爱上了他，只是为了种种制约，我把这种纯洁的爱，深深地敛在心坎，二十年如一日，我一点不给它有表达的机会。”

1940年12月，黄炎培的妻子病逝。

姚维钧心底炽热的爱意，突然喷薄而出，她勇敢主动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

信中，她二十年的仰慕，牵挂，思念，终于有了一诉衷肠的机会。

奇缘，由此开始！

两人从此书信来往，从师生到友人，再到情侣，进而到待婚夫妻，八个月内，107封信件跨越了年龄和时代，让一段“爱情”意外的开了花结了果。

在爱情上，大多女性往往缺失理性和冷静，姚维钧却恰恰相反。在感情上，她始终真诚、理智。

在数月书信来往后，黄炎培第一次向她表达爱意，姚维钧却拒绝了！

在热烈的爱情中，她始终坚持自我，甘于付出。

二人情到深处时，姚维钧还坚持要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她断然拒绝黄炎培给毕业前花销比较大的她寄的一千元钱。

即使接受了黄炎培的钱财，姚维钧也会在日后将金钱奉还。

如此美好的姚维钧，和黄炎培的结发妻子十分相像。

黄炎培对姚维钧的感情，实际上，还是对亡妻的思念。在姚维钧的身上，黄炎培看到了亡妻的影子，在一段时间中，将她当成了替代品。

对于这一点，黄炎培也直言不讳。

但姚维钧没有计较，因为爱黄炎培，她甘心为他付出。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

两人之间的奇缘，并没有局限在小情小爱上，还和国家、社会、时代紧密关联。

二人之间的书信，并非只有恋人的情话，更多的是爱国、救国之情的抒发，以及面对社会、国家危机的焦虑。

黄炎培是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拥有一颗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赤子之心。

在书信中，他时常写：

我自信对国家，对民族应负起重责，而此时远没有尽。

我和你只有两颗鲜红的心，两颗并成一颗，怎么样可以发生效力，把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弄好一点，而且要选好一条轨道，使后人跟上来，这样才算不辜负父母生我。

如此告白，更像两位革命同志。

姚维钧，作为知识女性，如何能忘记家国之同。

回信时，面对黄炎培的关切，她答：“身体素好，最近尤健。若此而为个人幸福，乃未敢言。为社会国家能多出些力，则固所愿也！”

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只是个人之福，要是能贡献于国家社会，才有意义。

如此亲密的书信中，时刻交响着如此高亢的爱国之词，沉浸在个人幸福中，姚维钧却始终牵挂着祖国、大众人民的幸福。

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姚维钧的不平凡，最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她的忠贞，从两人相恋，到1965年底黄炎培去世，他们一共走过了24个春秋。

这是黄炎培一生事业的顶峰，还是他最艰辛的岁月。

这期间，黄炎培经历了延安归来,特务抄家,到拒绝参加伪国大之后的卖字生涯,脱身虎穴北上北平到建国后参政从政。

跟随着黄炎培的姚维钧，和他一样承受着最糟糕的状况、最恶劣的环境。

建国初始，姚维钧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全力辅助黄的工作,形成了“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

“反右”运动来临，为民请命、犯颜直谏的黄炎培被打成右派，黄家一家陷入了最困苦的时日。

1966年“文革”开始,姚维钧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被人格侮辱；

1968年1月20日,姚维钧以一死做最后的抗争,结束了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二十余处补丁的棉袄,先她黄炎培而去。

尝尽了世间苦楚，她却从未后悔过，在生命结束前，姚维钧留下遗嘱：

“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

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

在颠倒与迷乱的现实面前，她以一死证明了清白，却对世间一切充满了包容。

好在罪恶的时代远去，黄炎培早被平反，两人的故事成了一段佳话为人传颂。

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最终用她的一颗赤子之心，守护了一段令人称奇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