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为何走进皇宫禁苑中南海？

华忠

毛泽东周恩来为何走进皇宫禁苑中南海？                                                         2019-08-13 09:13                    

                          

1949 年3月23日上午，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走向由11 辆吉普车和10 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他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出发了，进京赶考去。跟这个车队一起开拔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杨尚昆、胡乔木等。

在这个车队向北京进发之后，一批一批的车队和人流，也相继从河北的各根据地，踏上了东进之旅。在这东进的队伍中，有中央机关的干部们，有部队的官兵们……还有孩子们：育才学校的、育英学校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托儿所的……

毛泽东执意往西，上了香山

3月25日临近中午，毛泽东在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下了车，坐上延安时就为他开车的司机周西林驾驶的吉普，奔往预先安排好的颐和园。

一进颐和园，冷冷清清，园内的人都被负责保卫的社会部给清理出去了。毛泽东到来后，是要水没水，找饭没饭，紧接着还要参加西苑机场入城式的活动，他火了，训了社会部的人。当晚，他执意不肯住已安排好的颐和园，继续往西，上了香山。

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这一干人马，对外称“劳动大学”。称自己的驻地为大学，在西柏坡时就开了先河，那时中共中央的驻地被称作“农业大学”，简称“农大”，董必武的化名还叫过“校董”。好多人不知内情，以为真是农业大学，跑来投考。香山的劳动大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许多人找到这里，要进去报名，弄得警卫人员一阵紧张。

“劳大”有警卫部队严密布防, 在“劳大”范围内工作的人员，必须佩带一枚证明身份的金属证章。证章是圆形的，大小如五角的人民币，外边有一圈黄色的齿轮边，中间有一红色五角星，星上缀着“七一”两字。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组成时担任警卫科科长的李树槐长女李延梅，至今还保存有一枚中间不是五星“七一”，而是毛泽东像的证章。这也是当年出入“劳大”的证章，但不是常规的，只是为某次活动而特制的。

在香山住了一个多月后，大人的世界里，融进了带给他们快慰的孩子的踪影和欢乐。当这些曾和父母们经历跋涉、朦胧地学会了一点观察和思辨的孩子们回到“劳大”，和父母们重新团聚之际，已能从中共领袖们尘埃落定的气宇中，父辈们难掩喜悦的谈笑中，小伙伴间相互传播、道听途说的捷报中，渐渐揣摩出已经熟悉的那种南北转战、马背颠簸的生涯要终结了。

毛泽东与毛岸英在香山双清别墅

在孩子们眼里的父母似乎比以往更忙碌，而最忙碌的，是中共的领袖们，虽然他们和中共中央机关的一干人马，驻扎在离北平市中心数十公里远的西郊香山，但他们的许多工作，却要在城里进行。

新政治协商会议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因陆续进入北平的知名民主人士都住在城里，而要把他们一个个地接上香山，筹谋国是，协商共同纲领的条款，显然不太方便。为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共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便每每在香山、城里两头奔波。

中共领袖们在北平落脚尘埃未定，得到美国怂恿、迫使蒋介石再度下野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便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作为和平谈判代表，到北平住进市中心的六国饭店。

张治中等人的任务，是设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起码将之拖延一气，也好待汛期涨水给强渡长江添点儿难度。中央识破了李宗仁的居心，到北平尚不足一星期的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迅即组成中共和谈代表团，与张治中等人接触。

周恩来等更忙碌了，每日数十公里的往返，加之路况很差，费时且耗神，有时一天甚至要跑上两趟。周恩来常常在行车途中，就不堪疲惫、昏昏入睡。为了减轻往返奔波的耽时和劳顿，5 月，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先后在中南海丰泽园建筑群落中，觅得工作和栖身之所。

据毛泽东的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第一个住进毛泽东后来住的丰泽园东配院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林伯渠和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都是中共党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加上生于1884 年的谢觉哉，一起被尊为“延安五老”。林比毛泽东还大7 岁，每天数十公里的颠簸，对当时已年逾花甲的他，实在是消受不起。

能比较清楚地记得林伯渠在中南海居住情形的，是他的儿子林用三。林用三这个名字，是他在上延安保育院的时候，林伯渠给他改的，按林伯渠的解释：用三就是三用，即“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

在那个时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谁也未曾想过让自己的子弟和官员发生什么联系，而是首先要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用脑、用手，脚踏实地，做个普通劳动者。

林用三是随着自己就读的育才学校进的北平。“我们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的城，那是7月1 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学校进城就先在柴棒子胡同落了脚。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从艰苦的解放区刚过来，一个个精瘦，身体细得像麻秆，就显得脑袋大。附近的居民说我们就像根火柴棍，住在柴棒子胡同名副其实。”

林伯渠全家福

进城后周末一放假，父亲的服务员就蹬着带挎斗的三轮车，把林用三接到了中南海。“从新华门进去的，沿着南海西岸向北，然后左拐右拐，拐到颐和园，我家就安在这儿，是个有假山的小院子。所以我爸爸他们初到北平在香山住哪儿，我都不知道，我到北平时家已经在中南海里了。”

后来，林用三知道，父亲最初住在丰泽园东面的菊香书屋，后来周恩来进中南海，带着他的工作班子。林伯渠见周恩来他们人多，菊香书屋房间多些，让他们住比较合适，自己就搬到了颐和园。

工作晚了，毛泽东便在菊香书屋囫囵一觉

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5 月进驻中南海，并不能说明中共中央已经有将中南海作为党的领袖和党的核心机关聚集点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

筹备新政协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进入中南海的了。他们中的几位负责人，是受周恩来耳提面命，先期到北平为中央进驻北平打前站的。带队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秘书长齐燕铭。他早年生活在北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共党内的才子，被毛泽东提及的延安评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就出自他的手笔。早在1945 年7 月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时，他就担任过副秘书长。

其余几位也是统战系统的。周子健是统战部行政处长，他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士，抗战初期在北平从事过地下工作。

申伯纯是统战部交际处长，他也是老北京人，而且是老统战了。他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积极促成杨虎城联共反蒋。解放战争初期曾出任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

几人中惟一一位和北平没什么渊源的，就是浙江诸暨人金城，他也是统战部交际处的处长。他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1936 年受命加入李济深等组建的民主革命同盟，进入统战领域。1937 年，金城到延安后，就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交际科长、交际处长。在领袖的言传身教下，他成为中共优秀统战工作者，接待了数以千计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到延安的国内外著名人士、国际友人、国民党联络官员、外国记者，受到中共领袖的高度赞许和毛泽东的致函表扬。

在金城长女金戈记忆中，她和父亲等刚过完中国人看重的春节，就从石家庄出发，直奔北平。“当时一路伴随我们的，是天寒地冻的感觉，所以虽然时隔数十年依然难忘。”

打前站的人刚到北平，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就追到北平了。叶剑英接到电报告诉齐燕铭等：周恩来指示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后来成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场；而北京饭店，则是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所。所以打前站一开始就和政协的筹备工作连在了一起。

周子健到中南海，办理了移交手续。接收下中南海后，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干部，大都住在了丰泽园、勤政殿周围和与勤政殿隔桥相望的瀛台岛内。金城在接收了北京饭店后，也住进了中南海。

那个时候的金戈和弟弟金矛，以及申伯纯的孩子申漳等，都是刚到学龄却尚未入学，他们都随长辈们进了中南海。称他们为最早进入中南海的中共下一代，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

金戈回忆：

我们刚到中南海，发现许许多多的外国的旗子，到处都挂着宫灯。这些东西被摘下来后，堆得到处都是。因此我们最初的印象，就是满眼乱糟糟的，再有就是肮脏和破败。到处是垃圾衰草，瀛台岛上的楼台亭阁破损得不成样子。楼梯颤颤巍巍，攀上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天气刚刚热起来，蚊虫就开始烦人。据一些担任领袖保健工作的大夫们回忆，刚进中南海时一项工作量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喷洒熏灭蚊虫的药水，以防领导同志被蚊虫叮咬后，感染病症影响工作。环境的恶劣，容易让人感到时光流逝的缓慢，所以在金戈等孩子的印象里，是住了很久以后，毛泽东等才进的中南海。而毛泽东等进入后，经过一段时间对环境的治理，情况才渐渐地开始改观。

6 月1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勤政殿召开，推选出由21 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偶尔会因在城里工作得太晚，无法返回他住得很惬意的香山双清别墅，便在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囫囵一觉。对此，毛泽东并没什么太多的想法，毕竟是栖身嘛。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

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完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读书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初登基有振作之举、但更以昏聩刚愎出名的明代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神生鬼，便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但控驭乾纲达47 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阴影。

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否则他就不是眼光长远的战略家。许多老一辈人回溯当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呐！”

1956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

可毛泽东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共产党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 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 年过眼，真所谓‘其兴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从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号令的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说“不”，是极正常的。

虽然，毛泽东对跳出周期率充满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宫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换旧符”因循之路，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起码也得拉开一点距离，别让老百姓那么快就产生那种我们千方百计避讳的联想啊！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驻中南海。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进中南海的，一直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凿的日期。

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对此做了如下描述：“6 月15 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