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

浩宇

河南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                                                         2020-05-09 14:20                    

双槐树遗址
●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
●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实证了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宏大的建筑规模，前殿后寝的格局，包括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
●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这一认知
双槐树遗址的麋鹿骨架
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等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并做点评。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经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多年考古发掘，确认其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
期巨型聚落遗址，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中华文明主根脉五千多年不断
尽管已实地考察数次，83岁的李伯谦仍不舍得错过任何一次近距离查看河洛古国细节的机会。春夏之交，炎热感已十分明显，老先生在地势高低不平的遗址区来回奔走，看起来殊为不易。
“我来六七次了，今天看了还是挺激动，真是太重要了。”他兴致很高，同行的其他学者亦是如此，频频相互交流意见。作为备受推崇的权威专家，他们走遍大江南北，看过的文明古迹不计其数，却对河洛古国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国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发现，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王巍坦言，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但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过硬的考古资料。
“令人欣慰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说。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李伯谦认为，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王巍表示，在这一阶段，文化上的中国已经形成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北斗九星背后的奥妙
关于河洛古国，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49岁的顾万发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曾3次担任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领队。在发掘过程中，他注重对天文、祭祀、宗教、礼制等“形而上”遗迹现象的研究，得到专家们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等认为，精神文明的考古过去长期被忽视，它恰恰是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最重要方面。
在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内，记者看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星形状的天文遗迹。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员一一贴上了数字标号。
“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顾万发如此概括。
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可见居住者非同一般。这里发现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个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摆成北斗星形状的九个陶罐就是在这所房子前面的门廊发现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北极附近——古人认为北极是天的中心，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古代有天子冬至祭天的传统，大部分鹿类在夏天脱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脱角，所以统治者把麋鹿脱角视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与一年最重要的节气冬至关联。
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雕家蚕
农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
这件艺术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它的做工十分精致，腹足、胸足、头部组合明晰，和现代的家蚕极为相似，同时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与蚕吐丝或即将吐丝时的造型高度契合。
这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关联的、比较直观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牙雕蚕的发现，对顾万发而言别具意义，因为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初衷就是寻找丝绸之源。
“丝绸和玉都是中华文明的高端代表，关于玉的研究和发现很多，丝绸少有人关注。丝绸这种高科技产物的产生，一定有相应的社会理念和人力物力财力做支撑，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谓‘中原文明洼地’的问题就解决了。”顾万发说。
李伯谦认为，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陶钵
墓葬区透露的文明发展模式
河洛古国还发现许多被后世承袭的文化传统或社会观念，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
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还可以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松泽文化折肩折腹壶、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
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认为，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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