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韵”到“格调”，康乾时期诗学思想转变与帝王有何联系？

兰天

从“神韵”到“格调”，康乾时期诗学思想转变与帝王有何联系？                                                         2020-08-10 23:14                    
                          诗词文化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诗词歌赋源远流长、浩如烟海，但诗学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下，都有属于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诗学思想，这一点从清代诗学思想由“神韵”到“格调”的转变就足以可见一斑。
一、清代前中期诗学思想经历了从王士祯的“神韵”说到沈德潜的“格调”说之转变，这一转变并非是两者对立或者两个极端，而是两种诗学思想的融汇贯通，而且“神韵”与“格调”各具特色也各有不足
首先来谈谈神韵，什么叫神韵，神韵是指风度韵致，也指诗文书画的风格韵味。这里所谈到的诗学思想上的“神韵”可以说是一首诗的内在灵魂，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含蓄的，微妙的情感，可谓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就是不用一个字来点明要表达的诗意，诗意尽在笔墨之外，含蓄在景物之中，景清而意远。

那么就需要读者用心体会，带入感情去思考，填补诗人留下的空白，只有物我结合，才能想诗人所想，望诗人所望，体味诗人言外的情意。
“神韵”说的提倡者王士祯，在康熙年间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望，被尊为诗坛泰斗。他的诗作清新俊逸，以其冲淡清远，韵味胜人，袁枚称王士祯的诗作：
“不过一良家妇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
可见他的诗风别具一格、韵味十足。但这类诗歌作品游离于现实之外，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再来看看格调，所谓格调，即诗歌的格律声调，亦泛指作品的艺术风格。这里所涉及到的诗学思想上的“格调”可以看成是一首诗的外在躯壳，“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强调诗歌需要有格调，讲韵律，讲节拍，讲究抑扬抗坠。

但格调大多因人而异，掺杂一些个人喜好，或一味遵从前人，或一味自我变通。因此格调虽有它的映点，但就它借鉴前人的作品，对历代作品的成就加以广泛地吸收，探讨它们的不同风格和内容来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沈德潜提出的“格调”说，不偏重于一种风格，不拘泥于一个朝代，而是想通观历代的诗，探索各种风格的流变，但这似乎有点理想化了，他的格调实际上还是继承明人的推崇盛唐，所以沈德潜的诗学“格调”对于诗歌的反映生活之广度与思想之深度的认识是有所不足的。

二、“神韵”说看重柔和的诗意表达，而“格调”说偏向直观反映现实
关于“神韵”与“格调”的关系，在前人的总结下大致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神韵”出自“格调”，明代的“神韵”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从“格调”说中分化出来的，明末陆时雍的《诗镜总论》强调了神韵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诗学思想而存在。
第二，“神韵”与“格调”有沟通的基点，“神韵”与“格调”都反对“诗以意为上”，认为意图只需通过捕捉瞬间的感觉来表现，而诗歌的艺术才是重中之重，注重对事物的直接处理，强调“作诗不可太切”。
第三，沈德潜的“格调”说兼容了王士祯的“神韵”说，“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大音希声、雄浑壮阔的气象，又表现出对‘神韵’清淡、悠远的美学风格的喜好。”
除了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对诗歌的本体和作用的理解不同，沈德潜推崇“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强调诗歌应该服务于政治生活，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王士祯并没有明确的论述，但从侧面可以悉知，他认为诗歌应当是莫论国事的，只要发挥缘情的功能即可，最终导致诗歌脱离现实，只留下一些虚无缥缈、似是而非的情感而已。

第二，诗歌的风格各有其特色，王士祯的“神韵”说追求一种恬淡悠然的风格，认为恬淡悠然的诗歌就自带神韵，将风格升华为一种境界。而沈德潜的“格调”说追求一种雄浑壮阔的风格，诗歌的表达容易抓住人心，反映现实。
第三，诗歌虽都宗法唐诗，但其宗法的对象明显不同，王士祯宗法王孟韦柳，反感杜甫，王孟韦柳的诗歌正是冲和淡远的代表，而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不符合王士祯的审美倾向。
沈德潜宗法李杜韩，尤其是杜甫，杜甫是一代诗圣，他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也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尚人品与反映现实、忧国忧民的诗品相结合，正符合诗教的要求。
三、神韵”本出自“格调”，而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诗学思想的轮回，而是有着文学和政治双重因素的左右
清朝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康熙处于清初时期，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诗教的主要任务是引导汉族士人远离政治，割离对明朝的念想。

而乾隆时期民族矛盾已经渐渐褪去，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导士人参与政治，忠君报国，那么淡泊清远的山水清音就无法满足需要，故而才有康乾的不同选择。
相比之下，从“神韵”到“格调”，王士祯和沈德潜的境遇也不尽相同。王士祯在盛年就被起用，一生都受到帝王重视，其“神韵”说思想影响较为深远，而沈德潜直至暮年才被受知，之后又因为以诗存人而触怒以人存诗的乾隆，最后落得个“因诗始，因诗终”的结局，这恰恰反映了沈德潜对诗学思想从一而终的坚守与信仰。
康熙和乾隆虽都是帝王，但也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从他们的诗篇中，不难看出两者的诗学观大致相同，都遵从重实用主义文学观，将诗歌的政治功能放大，提升到国家治理的层次，都强调诗言志，重视诗教，都尊唐诗。
康熙研读唐诗，是想以诗观变，从唐代三百年的变迁中找到治国理政的依据；乾隆则总是在自己的诗作中不忘表达内圣外王之志，也流露出重农的思想。

仔细辨析，康乾二人的诗学观也有不少区别，首先在诗教方面，康熙认为诗歌不是直接的言志和教化，而是“教至于诗而微矣，治至于诗而极盛矣”，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境界。乾隆重视诗教则不过多计较诗歌的语言艺术性，“亦惟是名教之乐必有言之不足。而长言之者，舍是其何以哉？”，更侧重纪实性和明事理。
其次，诗歌的效法的对象也各有偏爱，就拿杜甫来说，杜甫的诗中反映安史之乱并有很强现实批判意味的诗都是康熙所抵触不及的，把它们通通归为“变风变雅”，而乾隆对杜甫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始终不忘忧国忠君，杜诗才称的上是诗歌的“正脉”。
最后，在论诗歌创作的侧重点上，康熙主张取法唐诗，反对单纯的形式模仿，发挥诗人的独创性，只追求神似，其神在于唐诗那种余韵回响、涵永不尽的神韵，乾隆还是看重诗歌创作应重理切实，不让任何“别材”、“别趣”的妙语削弱诗歌的政治意图。

帝王与诗坛盟主之间存在着诗学观念的物合，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综合来看，王士祯与沈德潜分别与康乾二人的思想有着高度的契合。“神韵”本出自“格调”，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诗学思想的轮回，而是有着文学和政治双重因素的左右。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对诗歌的风格选取也是多变的，诗学思想只有符合国家政治的需要、契合社会发展趋势，其内涵才能发扬光大，在诗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带经堂集》、《渔洋精华录》、《说诗日卒语》、《古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