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画历代精品高清展：(1341)尴尬驴背——读徐渭《驴背吟诗图》

岚影

中国国画历代精品高清展：(1341)尴尬驴背——读徐渭《驴背吟诗图》                                                         2020-08-12 17:26                    

                          

明 徐渭 驴背吟诗图 纸本水墨 112.2×30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作品鉴赏
作为明代花鸟画坛独领风骚、以大写意画法见称的徐渭，留下的人物画迹并不多见。他所画的人物有诗人，有隐士，有观音，有儿童，虽然笔墨简练，但形象生动，神韵自存。
《驴背吟诗图》中并无徐渭自题或钤印，画幅上仅有清初书画鉴赏家笪重光、张孝思的两段鉴定文字，左上为“徐田水月驢背吟詩圖，笪重光鑒定”，右下为“以書法作畫，古人中多見之。此畫雖無款識，爲徐文長先生筆意靡疑。懶逸張孝思鑒。”自此，此图被公认为徐氏真迹。
图上树枝间所盘青藤纷披垂落，树下一老翁乘驴缓缓而过，仿佛正在吟哦诗句，悠然雅适。宋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七）中记载，唐时有人询问诗人郑棨近来是否写有新诗，郑棨回答：“诗思在灞桥风雪中的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此后，表现诗人骑驴游山涉水寻诗觅句的题材逐渐为画家们所青睐。徐渭的这幅画当属此类绘画中以笔墨意趣取胜的佳作。

他画人物多用“减笔”法绘出，且构图简略，往往只画前景，远景常几笔带过，有时甚至完全省略。运用恰到好处的省略手法，徐渭营造了一个空而不虚、意境深远的艺术空间。以书法笔意入画是《驴背吟诗图》的又一特色。明末清初的张岱对徐渭的书画艺术创作有过中肯的评价：“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
众所周知，明朝画家徐渭以写意花鸟画而闻名于世，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擅长人物画创作，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留传至今的人物画作品很稀少。他所画的人物有诗人、隐士、儿童、观音，虽然笔墨简练，却十分传神。他的人物画作品《驴背吟诗图》幸运地流传至今，图中描绘了树枝间所盘青藤纷披垂落，树下一老翁乘驴缓缓而过，仿佛正在吟哦诗句，悠然雅适。

宋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记载，唐代有人询问诗人郑棨近来是否写有新诗，郑棨回答：“诗思在灞桥风雪中的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此后，表现诗人骑驴游山涉水寻诗觅句的题材逐渐为画家们所青睐。徐渭的这幅画当属此类绘画中以笔墨意趣取胜的佳作。
他画人物多用“减笔”法描绘，且构图简略，往往只画前景，远景常几笔带过，有时甚至完全省略，这是在为画面营造一种清旷的意境。《驴背吟诗图》上老翁和驴仅用寥寥数笔便形神俱备，驴儿踏着轻快步伐的神气跃然纸上。背景树枝、藤蔓则笔点零乱，使人顿有秋色萧索之感。运用恰到好处的省略手法，徐渭营造了一个空而不虚、意境深远的艺术空间。
以书法笔意入画是《驴背吟诗图》的又一特色。图中人、驴、树、藤的画法隐有真、行、草、隶之笔意，令人感觉其间有一股勃勃不息的活力，这正是徐渭之画能脱尘免俗、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
阴山工作室：网传关于徐渭《驴背吟诗图》的图片和文章大多采用的是本文题图的图片，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故宫博物院的结束里此画的规格是 112.2×30cm 。怎么可能是一个小方块？更何况笪重光的题跋又在哪里？所以，徐渭《驴背吟诗图》的全貌应该是下图的这个样子。

明 徐渭 驴背吟诗图 纸本水墨 112.2×30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尴尬驴背——读徐渭《驴背吟诗图》
大凤
文人都有驴脾气。我说的驴脾气，是一种风骨，一种倔强的不屈服不妥协敢于走向自我的骨气。这个驴，是倔驴，但非蠢驴，更非杀肉吃的驴。君不见天地之间热闹的人群沸腾，“文人”们熙来攘往都学乖了，唯独不见了那些个“倔驴”。
一百多天以前，写下豪诗《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人余秀华火了。仅仅在一百天之后，这把火灭了。在这场短期内发生的剧烈的诗歌热潮中，余秀华，已经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事件，一个短暂的文化消费事件的符号，现代媒介操纵下的人们，消费的是事件本身，而非诗歌本身。
这场惯例式的文化虚火所反映的，就是当下的诗歌状态，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状态。真的诗、真的诗人，是孤独的。他们以自身的高蹈缔造着自己的孤独。这就是现实。一夜之间，热到极致，忽然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冷到无人问津，这是余秀华的尴尬，是余秀华们(那些文化创造者们)的尴尬，更是文化本身的尴尬。由余秀华，我想到了徐渭，想到了徐渭的《驴背吟诗图》，一种时代的荒凉感涌上心头，悲夫！文久不兴。
在我国古代，包括外国，尤其是在19世纪的欧洲，文人是受尊重的，权贵们甚至以资助文人尤其是诗人为风尚为荣耀。今天的我们，乃至于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种对文化的整体失语状态。

我们的兴奋点都去哪儿了？当代人的消费能力极强，消费房子消费车子消费钻石珠宝名表名包名鞋等各种奢侈品甚至消费狗……唯独不消费精神，这是个诗人尴尬的时代，精神成为了物质的奴才，被颐使气指地呼来喝去。这是个消费欲望的时代，唯独丧失了消费精神的能力。我们狂欢于物质的放纵，纵情于追求外在的装饰，沉迷于名缰利锁声色犬马，消费，消费，消费……
我们的时间短暂到连眼中的感触都无法走到心中，哪里还来得及关照内心、关照时代的精神？尽管我们正处于一种文化产业繁荣的时代，但文化产业和文化本身真有多大关系吗？我们的文化，整体上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在这样的现状中谈论精神和内心，多么尴尬啊。在这里，我要说的，仅仅是一幅画而已。让我们回到“驴背”，回到那个曾经的“现场”，看一看我们的尴尬到底有多尴尬——
驴子，生性倔强、执拗，人们惯以“倔驴”“犟驴”“拗驴”等称谓讽刺挖苦有“驴脾气”的人，更有甚者冠之以“蠢”字，我不知道他们能“智慧”到哪里去。自唐柳宗元《黔之驴》公诸于天下以来，驴子更是身败名裂，缩影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化里，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名词。驴子蒙受着来自于人间的不白之冤，受尽人间欺辱。
殊不知，驴子却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马，啸啸地，奔向沙场冲锋陷阵；驴子，昂昂地，遁入山林著书立说。骑在他们身上的人，一个是壮士，一个是诗人。世人爱马的飘逸优雅、豪迈浪漫，却不喜驴子，将其冷落一边，恰与中国古代落魄适宜的文人同病相怜。多舛的命运把文人与驴子拉近了距离，他们在不被人们所注意的山野世外，互相慰藉，相濡以沫。
在中国古代，科场官场人场失意的文人墨客往往喜好骑驴漫游于心中的半壁江山，吟诗遣怀，吐纳胸中块垒。文人骑驴见诸记载者，似以阮籍为早。《艺文类聚.文士传》载，阮籍为东平太守，“便骑驴迳到郡，……十余日，便骑驴去。”开文人与驴子之先河。著名“苦吟”诗人贾岛就是后继者的典型。那一日，贾岛坐在驴背上苦思“推敲”二字，并引手反复做推敲之势，不觉冲撞了大京兆尹韩愈的官队——驴子与马狭路相逢——在当时这应获杀头之罪，而我们这位正在炼字的诗人依然闭着眼睛坐在驴背上沉浸在“推敲”的意境之中。
还有一次，据《唐庶言》载，(贾岛)尝骑驴过街，时秋风正紧，黄叶扫地，忽吟句曰‘落叶满长安’，求之一联而不得，沉吟之间又唐突了另外一个大官刘栖楚的马队，这个刘栖楚可不如韩愈那么好说话了，一怒之下，就把这个不通礼节世事天真烂漫的诗人提进衙门，刑事拘留了一天。唐以后的文学史中，一旦提及贾岛，我们的脑海中就立刻呈现出一头驴子的形象，似乎贾岛一生从未离开过驴背，驴子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驴子在驮着危险的文人的过程中同样也承担着巨大的尴尬，那是生命的风险，那是文化的尴尬。命运多蹇的“诗鬼”李贺也喜欢骑驴游吟。“(贺)恒从小溪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投诸囊中”，为后世留下了奇诡幽艳超绝浪漫的诗章。就这样，怀才不遇的悲士骑着郁郁寡欢的驴子，歪歪斜斜，踉踉跄跄，一步三摇地闯入了大唐绚烂多姿的诗坛，生动了大唐的山水。不可否认，驴子对艺术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人对驴子充满感激，驴子对文人满怀敬意。就连李白、杜甫这些令人仰止的大诗人也曾在驴背上觅诗。最具说服力的，大约就算宋代的陆游了，他在《剑门道中遇微雨》诗中就有极为“诗意”的一问：“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至于“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的说法，更是典型地体现出诗人与驴的密切关系。
文人爱驴，不仅因为驴子可以代替他们远游的双足，而且还能提供免费的音乐。驴子的叫声总是一波三磔，一唱三叹，何其抒情！相传，战国时代的齐缗王就是一位喜好驴叫的性情帝王，每每得意忘形之时引吭高鸣，以排遣胸中积郁太多的快意。在这位帝王眼里，驴子无疑是一位天才的高音歌手。又《世说新语·伤逝篇》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有这样一副好嗓子，文人骑驴漫游寂寞之时，能听到不花钱的音乐，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驴子生性耿直，“死驴撞南墙”就是很好的明证。而文人偏偏就需要有这么一股子天真而又固执的倔劲。有鲜明的个性，才会有不群的艺术。落魄的八大山人，遁入山林削发为僧，弃僧还俗之初就取号个人、雪个，后来索性更号为驴、驴屋驴，自称“个山驴”，以“驴”自居，以“驴”自嘲，其水墨写意中皆钤有“驴”印，面对这位明朝遗民文人最心灵化的艺术作品，面对这样的“尴尬”，我们不会笑，在我们心里萌生的更多的是震撼。骑驴，似乎已成为中国诗人的一个标志。
关于诗人与驴子的作品，以水墨画形式恰好表现出来的作品，则是徐渭的《驴背吟诗图》。
画面之上，树枝之间，所盘青藤，纷披垂落，树下一峨冠老者骑瘦驴摇摇而过，驴背上的老者神态肃穆，似乎正在吟哦诗句。老者与驴，仅寥寥数笔便形神俱备，尤其是对驴子的描绘，令人忍俊不禁，草书笔法迅疾地勾勒出简洁干净的轮廓，双耳峭拔，躯体瘦硬，用造型的眼光看显然不准确，但那踏着轻快步伐的神气却跃然纸上。
对此，宗白华在《美学散步》里这样写道：“徐渭《驴背吟诗图》，使人产生一种驴蹄行进的节奏感，似乎听见了驴蹄的答答的声音，传达出画家微妙的音乐感觉。还具有一种戏剧感。”从画面本身看，竖幅画轴的形式增强了画面意境的深远之感，作为背景的树枝、藤蔓笔点零乱，让人顿增秋色之萧索。徐渭承接南宋梁楷之简笔写意精神，以少胜多的哲学精神让他营造了一个空而不虚淡而深味的艺术空间。中国画是线条的雄辩，讲求“以书入画”，此“书”非止书法，而为书法之“笔性”。《驴背吟诗图》正体现了以书法笔意入画的特色，即“写”的意味，画中人、驴、树、藤的画法正从真、行、草、隶之笔意中来，线条交错变化之间，令人感觉其间有一股活泼泼的力量，这正是徐渭的过人之处。
徐渭的一生是绚烂的，亦是苍凉的，两者都在他身上达于极致。从艺术上来说，他是开宗立派的鼻祖，从人生上说，他却是失败的。读《驴背吟诗图》，我屡屡想，这莫不是徐渭在历经人世浮尘之后所作的自画像？驴背上的诗人，莫不是他自己的灵魂写照？如文化史上的诸多天纵之才一样，徐渭在世时不得意，虽授笔立成，诗文名气极盛，但在个人的抱负上却陷于命运的捉弄而不得。徐渭学画较晚，人到中年方始面绢对素。其画无师自通，虽高妙，但因思想的超前，时人难于领悟，以至当时和者寥寥。他的尴尬在于死后名声大噪。
徐渭死后五六年，“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大呼小叫声把酣然熟睡的童仆们惊醒。袁宏道认为徐渭的诗歌“一扫近代芜秽之气”，开辟了诗歌的新气象。自此以后，深受震动的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大力宣扬徐渭，并为之写下了著名的传记《徐文长传》。
看来，画画最后画的是修养，哪里是技术呢？徐渭大写意的画法直开中国画新局面，在画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后世郑板桥自称愿做“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则感叹于他对徐渭的敬慕：“恨不生三百年前，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山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山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榴实图》题画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墨葡萄》题画诗)。这是徐渭作为文人所不能忘怀的自我抒怀和评价。这些饱含不甘的诗，难道不是诞生在尴尬驴背上？
尴尬驴背，一声叹息。长夜展读《驴背吟诗图》，我仿佛看见，中国文化明明灭灭的长路上，一个叫徐渭的诗人和画家，身跨瘦驴，一脸激昂，跌跌撞撞地走着，他走过的地方，天地动容，风云变色；他走过的地方，生满泼墨的牡丹，那怒放在中国文化里的花……
画家简介
徐渭（1521-1593年），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参加过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谓“落魄人间”。最后入狱七、八年。
获释后，贫病交加，以卖诗、文、画糊口，潦倒一生。他中年学画，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故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亦生动，其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画派”。他自己尤以书法自重。
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等称赞他的书法“笔意奔放”，“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著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