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67岁访问延安，提出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泽东：靠民主

清梦

黄炎培67岁访问延安，提出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泽东：靠民主                                                         2021-01-12 12:07                    
                          在毛泽东最钦佩的民主人士中，黄炎培无疑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1945年二人的一次对话。当时的黄炎培已经快70岁了，而毛泽东也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黄炎培说：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跳出这周期律。

毛泽东听了他的话，当然明白黄炎培所指的是什么，黄炎培是说共产党今天如此壮大和昌盛，将来得了天下之后呢？是否仍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像国民党一样腐败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十分高深而又极有远见的，它源自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历朝历代兴亡原因的深入思考，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听见黄炎培抛过来的这个终极问题，想了想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这次对话可以说是精彩绝伦，被当时乃至后世传为佳话。黄炎培从此被毛泽东视为自己的“座上宾”，名闻天下。
后来，新中国成立了。黄炎培接受周恩来的规劝，改变了一生“拒不做官”的初衷，参加了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12月，一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黄炎培逝世了，终年88岁，黄炎培逝世以后，北京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公祭仪式，以纪念黄炎培的历史功绩。
黄炎培虽然远离我们而去，但是当年他和毛泽东那段关于跳出周期律的“超时代”的对话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黄炎培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本篇文章，我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炎培，看看他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交往，以此来纪念他们这些为了人民鞠躬尽瘁的国之栋梁。
1878年，黄炎培出生在江苏省的川沙县；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家人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够步入仕途，继承家业，所以，很重视对他的培养和教育。

黄炎培不负众望，早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求学，后来，又参加江南乡试，并高中举人，成为当地的名人。可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堂堂的举人大老爷居然成了科举制度的坚决叛逆者。
辛亥革命爆发前，黄炎培在家乡带头反对科举。他在街头演讲，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中国陷入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境地，他的演讲让听众们群情激愤。清政府听到了这件事，非常恐慌，急忙命令两江总督捉拿黄炎培并进行严办。
黄炎培被捕入狱，多亏有人保释，他才逃过了被杀头的命运。他出狱以后，逃到了日本，流亡海外。
在日本，黄炎培在蔡元培的劝说下，参加了同盟会。当时，黄炎培在被征求意见时说：“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于是，黄炎培立志反清到底，这一年是1905年。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任调查干事。为了调查中国各地的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他走遍了安徽、江西等地，发现各地的教育力量匮乏，而且与实际脱节，黄炎培感觉这种情况非得从头改变不可。

1915年，黄炎培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此举轰动了全国。从1915年到194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30多年间，创办了10多所重点学校，发展会员3万多人，创办了各类刊物120多种。
黄炎培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贡献，他也成为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黄炎培在教育行业的杰出贡献，被当时的执政者看在眼里，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都曾经邀请黄炎培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黄炎培却拒绝了。袁世凯就曾十分生气地说：“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1927年，蒋介石独揽国民党的大权，他开始下令通缉黄炎培，后来又改变策略，多次想招揽黄炎培进入国民党政府做事。
1946年6月，蒋介石又想让黄炎培参加国民党的伪“国民代表大会”。黄炎培严词拒绝。他说：

  “  国共分裂是不团结，不团结是不通之路，吾不能与人走不通之路，不能自毁人格。”

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明志。诗中写道：

  “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回首只无衣。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渊静被驱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

1947年，蒋介石一方面逼迫一些小党派归附国民党，另一方面对黄炎培曾经参与组建的中国民主政团联盟施压，称其为非法组织，企图威逼黄炎培归附国民党。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黄炎培临危不惧，他和一些同仁来到南京请愿。黄炎培的所言所行，不愧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黄炎培不愿与旧中国的各个政府为伍，还立下“一生拒不做官”的誓言，但他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始终抱有极大的希望，他对于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始终是心向往之的。
1945年6月，黄炎培和一些民主人士给毛泽东发去电报，表达了想要去延安看看的想法。6月22日，毛泽东回电，表示非常欢迎他们来延安共商国是。

7月1日，黄炎培和章伯钧等六人，以国民参议员的身份从重庆飞抵延安。面对这六位民主人士的到来，共产党隆重地接待了他们。毛泽东握住黄炎培的手说，我们距离上次见面，差不多有20年了。
黄炎培听完，十分惊讶，他觉得自己与毛泽东是初次相见。
毛泽东笑着作了解释；原来，早在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黄炎培主持会议，而在听众之中就有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还不出名，黄炎培不记得毛泽东是情有可原的。而毛泽东却把当时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时间、地点、演讲的内容也都记得，这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毛泽东能够把与自己的第一次见面记得如此清楚，令黄炎培大为感动，他顿时对毛泽东产生了好感，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
黄炎培盛赞毛泽东的好记性，回到重庆之后，他每次与人见面，在讲起延安之行的时候，都会津津乐道地谈起这段往事，他说没有想到，在当年的听众之中还有毛泽东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黄炎培等人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家中做客。毛泽东家中的会客室空间不大，光线却很充足，房间的四壁挂了几幅字画，其中一幅竟然是黄炎培提诗的画。
这幅画是在1943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候所画，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画了这幅画，画的中央是一把酒壶，上面写着“茅台”二字，酒壶的旁边有几只杯子。
作画时，黄炎培在场，沈叔羊就请他为画作题诗，黄炎培突然想起了1936年的一个谣传，说红军在长征时，曾经在茅台酒池里面洗脚。黄炎培写了一首七绝诗来讽刺这个谣传。诗中写道：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万万没有想到，这幅画居然会挂在毛泽东的会客厅里。
黄炎培虽然不知道这幅画是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上的，但是，在他乡又见自己的旧作，这种受人重视的知遇之情所带来的快感让黄炎培非常欣喜；他与共产党的距离更近了。

在延安的日子里，黄炎培等人受到的震撼是强烈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让众人印象深刻。
看到延安的繁荣，再与重庆的颓废相对比，黄炎培也进行了思考，为何在生活如此艰苦的延安，人们的精神状态却那样地好，而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却处处弥漫着升官发财的颓废思潮？
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给重庆的人带来的不是希望，却是失望，那么共产党日后会不会也遇到此种境遇呢？
7月4日，毛泽东向黄炎培询问此次考察的感想。黄炎培笑了笑，非常坦率和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自己活了这么多年，看见许多事物由盛而衰，好像有一个周期律在支配着它们，希望共产党能够摆脱这个规律的支配。
毛泽东看见黄炎培高谈阔论，所思所虑言简意赅，立论深刻，也深为叹服，他认为黄炎培提出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己也曾经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如今，已经找到了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于是，毛泽东笑着对黄炎培说，我们可以依靠民主这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
听完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是满意的，他觉得毛泽东说的这个办法是可行的，是有希望的。
在延安期间，黄炎培深受触动，写下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延安》，诗中写道：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廊州月色巴山雨，一为苍生泪欲潸。”

黄炎培在这首诗里，用宋代大文学家范仲淹的故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延安归来》，这本书出版后，立刻被抢购一空，而且还因为这本书拒绝国民党的审查而自行出版，从而引发了规模浩大的“拒检运动”，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了对新闻和杂志等的审查制度。
解放战争打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共产党领导人民即将建设一个新生的中国。
1949年2月，共产党邀请黄炎培赶往北平，黄炎培欣然应允，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秘密由上海经香港赶往北平。3月25日，黄炎培和毛泽东同时抵达北平，黄炎培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到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从西柏坡前来北平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黄炎培和毛泽东又见面了，虽然离上次延安的见面仅仅过去三年的时间，但是中国却换了人间，二人此时的欣喜是自不必说的。
而在此时，美国针对中国形势发表了颠倒黑白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文章予以驳斥，毛泽东得知后，写信给黄炎培说：

  “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

这段时间，黄炎培和毛泽东书信往来十分频繁，二人互相信任，结交很深。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内心激动，还写了一篇题为《天安门》的诗赠给了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是共产党创造的一项壮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当年，孙中山虽然怀着“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一直到他逝世，因为各种原因，孙中山这个理想一直没有实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开始着手做起这件伟大的事业。
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认为，自己正好赶上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业，也有积极地参与进去，不能袖手旁观。而在土改的过程中，一些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也收到了一些告状信。
这些知识分子想到各地去视察土改的情况，在这些人当中，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等。
毛泽东十分重视他们的请求，专门安排他们的考察事宜。可是，地方上的一些官员却对于这些民主人士的要求有些担忧。毛泽东知道后，发表了讲话。他认为大家的顾虑是不应该的，民主人士去地方考察，让他们多去倾听农民们的诉苦，看看这些农民翻身做主人后的快乐，是有益无害的。我们有什么缺点都可以让他们提出来，我们是不怕人家看的。
毛泽东对于民主人士去地方考察虽然已经作出了指示，但是他还是不放心，还特意给地方上的负责人写信，让他们务必好的坏的都让民主人士看。
1951年1月10日，黄炎培到了他的老家去视察当地土改情况，为了配合黄炎培的工作，毛泽东专门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等人写了信，让他们配合黄炎培的工作。

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又给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人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不光让黄炎培看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也要看。
毛泽东对这件事的重视，后来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群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考察后回到北京，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拥护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宣传效果出奇地好，黄炎培也从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中，体会到了当年在延安，毛泽东和他的谈话是言而有信的。
在新中国的政府里，黄炎培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是不太愿意出来做官的，因为他很早就立下誓言，一生不再做官。
这还多亏了周恩来的劝说，他才改变了初衷。
周恩来是黄炎培的同乡，二人都是江苏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黄炎培和周恩来结成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8年5月18日，黄炎培和周恩来应邹韬奋的邀请，参加汉口生活书店举行的茶话会，二人先后讲话，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呼吁大家抗战到底，黄炎培被周恩来的高瞻远瞩所折服，从此与周恩来一见如故，结为挚友。
1938年，国民党想要掀起反共高潮，黄炎培看到中国团结抗战的前途又要被毁于一旦，深感忧虑，他在积极地奔走呼吁的同时，请周恩来在他主办的《国讯》杂志上撰写文章。
1939年2月，周恩来发表了长篇文章，为国民党反共高潮敲响警钟，但是，国民党当局却毫无顾忌，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残杀了大批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
共产党团结爱国人士，对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回击，终于在1940年3月，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期间，周恩来帮助黄炎培把握形势，支持他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黄炎培不顾个人安危，在重庆邀请周恩来进行演讲，周恩来面对数千群众，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激情演讲，获得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支持。
然而，国民党又制造了“皖南事变”，对我新四军进行了大举进攻，致使新四军大部分官兵牺牲，军长叶挺也被俘了。
面对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予以坚决回击，并向黄炎培等民主人士通报了此次事件。黄炎培立刻找到周恩来，明确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支持国民党反共。
此后，黄炎培等爱国的民主人士立场坚定地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国民党百般利诱下，毫不动摇。黄炎培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成立了民盟，并担任主席。
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严重损害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业，使日寇越发嚣张。黄炎培面对这种形势，忧心忡忡，他联合众人，呼吁重开国共谈判，真正实行民主。
他还致电给共产党，邀请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周恩来到了重庆后，经常和黄炎培见面，畅谈中国的形势。后来谈判停滞，陷入僵局。为了推动谈判，黄炎培才和章伯钧等6人到达延安，进行了5天的访问。

1946年，国民党调集大军对共产党进行疯狂进攻，并于10月11日攻占了张家口，面对这种“胜利”，蒋介石想要召开伪“国大”，黄炎培成了他重点邀请的对象，黄炎培向周恩来请教对策，周恩来给他分析了形势，指出国民党想要把大家招揽在一起，进一步孤立共产党的阴谋。
黄炎培和民盟的主要领袖商量之后，决定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宣布民盟成员拒不参加“国大”。
11月15日中午，黄炎培和民盟的主要领袖和周恩来一起会餐。期间，周恩来分析了内战不可避免的形势，黄炎培把周恩来拉到了一边，十分忧虑地说，自己担心面对国民党几百万的军队，共产党能否最终胜利。
周恩来请他放心，说共产党是有准备的。二人谈了两个多小时，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彼此获得了深切之了解，心里就踏实多了。”
1949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黄炎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他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拜访黄炎培，并和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周恩来希望他能够出来当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开始是拒绝的，他说当年北洋政府让他做教育总长，他都拒绝了，并公开表示自己不做官。
1946年，旧政协协商组织联合政府，自己以年纪已经到了68岁，不适合当官为由，也拒绝了。如今，自己已经72岁了，就更做不动官了。周恩来耐心地规劝他说：

  “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们服务……”

终于，黄炎培被说动了，他的子女不明白他为何改变了初衷，他回答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黄炎培从此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全力以赴。
黄炎培不仅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他还组织了另一个民主党派。
1945年8月5日，黄炎培与工商界和教育界的人士共同创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他也成为主要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民建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4年，民建在黄炎培的领导下，自觉接受推动民族工商业自我教育的任务。对此，毛泽东大加赞赏。
在巩固和完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精诚合作方面，黄炎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炎培在87岁的时候，要做前列腺手术，周恩来得知后，对手术方案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对主治大夫作了妥善的安排。晚年的黄炎培，为他和周恩来近30年的革命情谊深感自豪。
黄炎培一直是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人，但是他对于自己和子女的要求却非常严格。

1952年2月，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回到家乡扫墓。他在烈士陵园里看到自己的儿子黄勤武的墓碑很大，而其他的烈士墓碑却很小。
黄勤武在解放前夕，为了完成一项中共地下党的任务，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死后，地方政府追认他为烈士，并将他葬在故乡的烈士陵园。
黄炎培要求地方领导把他儿子的墓碑换一下，他说自己的儿子贡献不大，不能搞这个特殊。
地方上的领导不愿意换，找各种借口推脱。黄炎培见地方上的领导支支吾吾，便表示自己要找人换。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地方上的领导只好表示“立刻就换”，后来，黄炎培不放心，又特意去查看了一下，才放下心来，可见黄炎培对待子女的严格程度。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不幸逝世，三天后，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出席了仪式，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都送了花圈。黄炎培被称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黄炎培，这位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对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回顾他的一生，正像他晚年作的那首诗写的那样：“一队青年救国狂，手挥萤炬战昏黄。旁风上雨都经过，终见东方红太阳。”
谨以此文，纪念黄炎培、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