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王世襄｜玩物成家古所无

甲丁

“玩家”王世襄｜玩物成家古所无                            

2021-01-24 22:15                    
                          

文物学家王世襄先生的学术贡献

文｜傅熹年

王世襄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世襄先生是我国著名文物学家和文物收藏家，他毕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退休前为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在长期的文物研究中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开拓了很多当时尚无人注意的专门领域，取得卓越的成果，为文物研究工作做出独特的、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馆员尚爱松、王世襄、吴空先生。

王世襄先生研究范围广博，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撰述外，尤致力于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具有一定工艺性质的文物乃至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种种器物，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都有琳琅美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撰成多部专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

在王世襄先生的学术成就中，家具、髹漆二门，尤称绝学。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王先生就对我国古代家具进行研究和收集标本，并在1957年发表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专文，提出保护的原则和抢救的建议。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在做广泛的调查研究时也尽其所能进行抢救。经数十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也保存下一些为他进行研究所必需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优秀古代家具。随着收藏的日臻美富，他的研究也逐渐成熟和系统化。到浩劫过去， 拨乱反正，藏品复归后，他即开始以全力进行研究和撰述, 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了一系列论文和《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两部巨著。

王世襄于其明紫檀插肩榫大画案前伏案写作

明式家具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一株奇葩，在世界上也被公认为是一种典雅洗炼、独具风格的重要家具流派，并对现代家具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近代编印明式家具图录始于外国人，通过他们，使明式家具之美，蜚声世界，其倡导传播之功，诚不可没。然而，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却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传统，并受当时的生活习俗、艺术风尚、审美观点所影响。那些著作主要是从形式美和它与现代某些艺术风格近似的角度去欣赏、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王世襄先生在其深厚的古代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民俗学基础上，全面地研究古代家具，在弥补了这些缺撼的同时，也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

《明式家具珍赏》是介绍明至清前期中国古代家具的大型图录。书中精选了国内公私收翻精品160余件，选例精当，文词深入浅出，既可使一般读者在赏心悦目的同时，能得到对明式家具全面、形象的知识，而书中很多卓越的见解和工艺技术要点，又足供作深入研究的津梁和设计制作的指南。纵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的两个意图。其一是不同风格兼收，既有淳朴洗炼之品，也有装饰繁褥，不无纤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特色之品。其二是在质料上高低并举，既有像宋荦紫檀大画案和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这类举世无双的“重器”，也有出自太湖水乡的质朴简洁的普通榉木民间家具。因此，本书是一部不受个人爱好和目前风尚所左右的，力图历史地、全面地反映此时期家具全貌和发展进程的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同时又兼顾欣赏性的学术著作。

由王世襄夫人袁筌猷创作的剪纸《大树图》，形象地概括出王世襄几十年的学术成果。

在前言和图版解说中，作者据其多年研究心得，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见解：如征引文献说明在明代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社会风气转变，出现了极力讲求家具陈设的潮流，而当时较松弛的海禁，又有利于珍贵木材大量进口，使硬木家具在此时期得以盛行，征引大量实例和图像，证实宋、明以来家具实际上存在着源于壶门床、须弥座的有束腰家具和源于建筑构架的无束腰家具两大类型，找出了家具结构与造型关系的规律；在制作工艺、装饰手法方面，对榫卯及线脚也做了深入的探讨，书中所收线脚多达72种，足觇一代风气；最后，还从室内装饰、陈设角度对明代家具布置特点进行介绍，并据他多年研究心得，提出明代家具布置疏朗，宜于多角度欣赏，而清代则偏于密集的差别，和布置家具应尽量使用同一类型，以便于求得和谐一致等意见。

《明式家具研究》是研究专著，全书25万言，图700余幅，附有名辞术语简释1000条，根据实物，结合文献，对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地区、种类形式、结构、装饰、用材、年代鉴定诸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尤为难得的是，书中所收作者自藏的家具都由其夫人袁荃猷女士对其结合方式和榫卯做精确测量，并绘成精美的图纸，图文对照，大大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本书后附《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从欣赏角度把明式家具的优点概括为“十六品”，把缺憾总结为“八病”，精辟地指出其雅俗、文野之差异，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和赏析明式家具之美，以便正确运用本书中所提供的技术资料。

明紫檀插肩榫大画案细部

王先生研究家具除艺术层面外，重视工艺，是其最大特点。他所藏家具都经拆卸，一些小件家具收得后即拆成构件，捆绑在自行车后支架上载运回家。他也熟识很多老工匠，互相商酌工艺制作特点及优劣，所以他是从艺术和工艺技术两个方面对家具作全面研究。这两部著作前者侧重于艺术风格和审美，后者侧重于工艺和技术，二书相辅相成，建立起研究体系框架，对明式家具做了系统的研究，是建国以来首次出版的研究古代家具的权威性学术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学术上做出重要贡献，他也就当然地被公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最权威专家和最重要的收藏家。

自上世纪40年代起，他也开始结合文献、实物和工艺技术对古代漆工艺和漆器艺术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成果最早体现在所撰《髹饰录解说》中。在1958年，此书只能作者自费油印出版，分赠友朋，到1983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至上世纪80年代前后，他参加了《故宫博物院藏雕漆》的编选并撰写了《中国古代漆器》和《中国美术全集·漆器》两部重要专著。他为后一书所写的《中国古代漆工艺》一文，广引考古出土物和传世精品，结合古代工艺专著和本人对当代漆工艺的调查所得，对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七千年间我国漆工艺的发展历史做了综合研究，实可视为一部中国漆工艺史的力作。他研究漆工艺也特重工艺，除反映在注释《髹饰录解说》中外，他也与老匠师共同探讨古代工艺特点和优长之处,并引古论今，对当代如何提高漆艺水平提出意见。他对中国古代髹漆技术进行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又开拓了一门新研究领域，使他成为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而他对当前漆工艺的关注也为日渐衰微不振的这项重要传统工艺技术取得新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建议。

王世襄青年时曾参加过一些民俗性很强的活动，故有时被戏称为“玩家”，但和别的“玩家”不同，他在游戏之余，还注意搜集有关资料。晚年在此基础上广搜史料和实物，撰成专著，为这些时异境迁、日渐泯灭的民俗活动留下历史痕迹。他把经历过的豢养鸽、猎鹰、狗獾、蟋蟀、蝈蝈等都广罗古今文献史料和实物，追本穷源，形成一部部专著，在民俗学上做出杰出贡献。

他青少年时曾养鸽，故当他看到电视台拍的飞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白鸽竟是供食用的“肉鸽”时，对现代人已不甚了解我国养鸽的悠久历史和优秀品种深感惋惜。为此，他广搜史料和古代图画谱录，编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和《北京鸽哨》二书。前书以古代绘画全面反映古代鸽的品种，加以解说并评定优劣等级，由于图绘精美，也兼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后书则结合他擅长的火画葫芦艺术，对用葫芦制成的鸽哨的历史、品种、使用情况、名家制品都做了介绍和记录。书中还展示了他用火烫绘花的一套精美葫芦鸽哨，表明虽是游艺之事，他也在提高其艺术水准方面曾倾注过相当大的精力。

对于养秋虫、冬虫等传统民俗活动，他也给以较多关注，对其品种、特点、相关设备和使用器具等都有生动的描写和图像记录。特别是对于选、养、斗蟋蟀这项有悠久传统的民俗游戏做了历史追述。他下了很大力量，穷搜国家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等最重要的图书馆，把宋以来至今的有关代表性著作汇为一编，定名为《蟋蟀谱集成》，并汇集现存器物，包括明宣德制的蟋蟀罐、过笼等已具有历史和文物价值的珍贵用具，编为图录出版。为了精益求精，王先生还特请傅大卣先生为明宣德制的蟋蟀瓦罐拓影。傅先生是当代最著名的文物专家兼为拓印铜器、玉器的高手，肯破例拓印这类“玩物”瓦器，是出于对王先生的尊重，但这同时也说明王先生对这项工作的认真和重视程度。冬季养蝈蝈习惯用葫芦器，在研究蝈蝈葫芦时，他又拓展到研究匏器，特别对清代模塑花纹的葫芦器（范匏）的工艺和艺术特点进行探讨，并搜集了大量精美实物，撰成《说葫芦》专著，这样，他就又开拓了一门研究与民俗密切相关的传统工艺品的新领域。

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启功先生在为王世襄先生撰《说葫芦》所写《读后记》中说：“‘玩物丧志’这句话见于所谓伪古文尚书，好似‘玩物’和‘丧志’是有必然关系的⋯⋯而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 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已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部已出版、未出版、即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他的挚友黄苗子先生在为此书题诗中有“玩物成家古所无”的赞誉，又在题词中说：“我国民俗文化渊源至深，蕴藏亦富，畅安沉潜此间，几废寝食，虽不为往圣继绝学，其亦为民族留传统乎！”这应是对王先生在这方面成就的最权威、最公正评价了。

王先生是先父的老友，我一直以父执长辈事之，50年来深受教诲奖掖，他的著作也都承见赐，读后受益良深，极为钦佩。就管窥所及，除他本身学兼中西的深厚学术根底和大量开拓性成果外，最值得我钦敬和学习处是他执着、敬业、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最关键处尤在长期身处坎坷逆境而自强不息的坚韧精神。

陆机《平复帖》

在书画史方面，早在上世纪40年代前期他就撰成《中国画论研究》专著，建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50年代初访美时，他遍览各大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尤关注绘画，收集了大量名画图片。他也是最早向国内系统全面介绍在美的大量中国古代名画者，论文网罗详尽，鉴定准确，在五六十年代是了解美国所藏中国名画的最重要的参考，有很高的研究和资料价值。对于中国古代书画的两件“龙头”作品《陆机平复帖》和《展子虔游春图》，他也做过深入研究并撰有专文发表。故虽因以后工作岗位改变，无机会再多接触实物，不得不转变重点研究方向，以后也无暇再投入更多的精力，但这些成就已足以说明他在这一领城作出的学术贡献。

他的研究工作除传统领域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在披荆斩棘开拓出的新学术领城。由于他的执着认真和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科学方法，使他在进行文献实物对照研究的同时，能虚心和老匠师探讨工艺制作问题，互相切磋，都能使之形成一门理论、实物和工艺技术相结合的系统的学问，并促进其发展。除家具经他研究倡导，已进入文物的“显学”领域外，对漆艺、刻竹、范匏等近于衰落甚至濒于失传的手工艺，由于他的介入，也都有老树新花、重新振作的趋势。更有甚者，即如音乐舞蹈一门，本非先生所长，由于他在坎坷中不得不勉就民族音乐研究所之职，在短短几年中也作出很多成果。如把东汉傅毅的《舞赋》译成白话文，并据文物图像考证“般鼓舞”，这既使从专业角度看也是难度很高的成果；又如考证著名的古曲“广陵散”，除考证历史渊源外，还引用历代曲谱17种进行比较，也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平。这恰好表明因为他基础深厚广博、执着敬业、方法科学，既使在不甚熟悉的领域也都能很快找到切入点，取得重要成就。我体会这正是他能够不断开拓新研究领域、在文物界独树一帜的原因。

竹雕笔筒（明）张希黄 高13.4 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王世襄先生在其《自珍集》序中对其研究旨趣和目标有一段很重要的自述。他说收集、研究文物之目的“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在历经坎坷后，“对一己做客现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正是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学术上的自信心和当仁不让的时代责任感，使他能在“一再遭受打击摧残与延误”时，仍能坚持工作，勇锐开拓，深厚积累，蓄势待发。待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则全力以赴，遂能在近30年间完成并出版、再版了中文、外文专著约30种，取得重大的学术成果，实现了他“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的预期。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执着与坚韧是极难能可贵、令人钦敬的。

王先生的多年艰苦努力，在改革开放后终于得到正确评价与尊重。自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起，王世襄先生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光荣称号，表彰了他在文物工作领域的杰出贡献。随后又被推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得到更大的荣誉。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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