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集聚优秀人才的历史经验

大漠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集聚优秀人才的历史经验                                                         2021-02-08 14:14                    

                          

图为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的中共领导集体雕像
延安时期党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和发展壮大的现实诉求，立足于陕北这片物质资源无比贫瘠的黄土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才资源大集结、大培育、大开发运动，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全方位吸引集聚各类优秀人才，书写了革命事业成功的胜利方程式，造就了中国革命史上这一扭转乾坤的“黄金时代”。
以空前开放的理念广泛吸引使用各方英才
大力凝聚全党人才共识。延安时期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亲自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呼吁要及时果断地大规模“抢夺”知识分子。党着力构建求贤若渴的人才吸引机制，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给予高度重视，让人才感受到“满满的仪式感”。1936年11月知名女作家丁玲辗转来到陕北，当晚中央即专门为其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均亲自出席，毛泽东会后还专门为其赋词一首《临江仙·赠丁玲》。1938年3月作家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毛泽东闻讯后热情地向他发出面谈邀请，并于第二天亲自到招待所拜访并设宴款待，这让颇有清高之气的萧军深受感动。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约请剧作家塞克去自己的窑洞聊天，被其以“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为由拒绝，毛泽东闻讯后当即命令撤掉警卫员，他自己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亲自遥遥相候。这些崇尚自由、个性张扬的知识分子，在延安得到了他们最为渴望的民主、平等和自由。
充分尊重人才个体主权。延安时期党中央制定了“来去自由”畅通无阻的全天候开放人才政策，让投奔延安的各路人才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成为党的人才工作一张生动名片。“海归”青年才俊何穆、陈学昭夫妇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在延安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由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提出要回重庆“休养”。对此陈云亲自为他们送行并诚恳地说“来延安我们欢迎，一定要走也不勉强挽留。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们还是欢迎。”何穆夫妇回到重庆后因生活不顺又二赴延安，仍然受到陈云等人的热情接待，后何穆入党并担任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兼肺科主任。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在得到了创作和出入双自由的郑重承诺后，决定“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于1938年11月如愿以偿地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很快就融入了延安的火热生活。他先后谱写了《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等一系列磅礴大气、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并于1939年6月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政治、艺术生命的新起点。
不拘一格用好各类人才。延安时期党中央坚决不搞人才工作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而是想方设法为人才“加椅子、留位子、架梯子”，予以真正开发使用。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在政治上为专业人才“量身定做”特殊政策，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对非党的专门人才，只要求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规章条例，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不强迫过政治生活。”党中央强调，对于“专门家”的工作各级党政部门不要作过多干涉，以免“造成他们的不安”，并多次指出决不能让他们在工作生活中有半点后顾之忧。边区政府几乎“倾其所有”，拿出了财政总额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知识分子生活，如著名学者何干之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受到党的高度信任，如曾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余光生1939年底回国参战，先后担任了解放日报代理总编辑、总编辑和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延安窑洞
以广泛包容的理念汇聚全民族抗日最大正能量
构筑最大化抗日“朋友圈”。为了凝聚更多的人才参与抗日救国热潮，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三个一切”的人才政策，即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一切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的知识分子，都可以来到苏区；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如何，苏维埃均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倡“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1940年12月毛泽东在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并“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通过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组织、宣传和发动活动，大量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共队伍中，为党由局部执政转向全面执政储备了大量优秀人才。
将人才工作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党将人才工作与群众工作进行“有机衔接”、实现“无缝对接”，把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程度作为干部工作的重要衡量尺度。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习仲勋“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陈云对干部选拔工作明确了四条标准，其中一条便是要关心群众，保持每时每刻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党中央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干部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始终认为，干部人才必须从在群众斗争实践中表现出色的骨干中发现和产生。张闻天强调“要提拔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延安时期陕北公学的教育计划，就是“要在短短三、四个月内，把青年培养成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和初步军事知识，有独立进行群众工作、政治工作能力的抗战建国干部”。
以强化实践的理念培养革命的干部人才队伍
坚持以革命实践活动滋养人才成长。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深刻而形象地阐明了实践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抗大、陕北公学等党创办和领导、以培养革命干部人才为目标的学校，均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将劳动教育作为对人才革命意志品质塑造的重要手段。师生们无论职务高低（其中不少是久经沙场的红军高级干部）、年龄大小，都是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实现知识才干和革命意志的双增长、双提升。学校安排的第一节课，往往就是组织大家自力更生挖窑洞、平操场、建校舍。学校将学员在活动中的表现优劣作为检验其能否顺利毕业的重要标准。1940年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总结时指出，“各校青年学生以自古无有的劳动实践锻炼了思想意识与肉体，证明改造自然也同时即改造人性。”
切实推进各类人才的融合式发展。延安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人才培养方针，强调要文武并重，将“笔杆子与枪杆子相结合”。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提出了“两化”的基本思路：吸收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使知识分子工农化；抽调大批老兵、老干部进学校，使工农干部知识化。党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间去，与工农大众实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能逐步成长为与广大工农群众互生共长、互助共赢、同呼吸共命运的英勇革命战士。同时在充分尊重工农干部光辉革命历程的前提下，要求他们不能以大老粗为荣，鼓励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向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努力成为革命队伍自己的知识分子。
以多元健康的理念构建优良干部人才生态
坚持“五湖四海”的干部人才任用原则。延安时期党中央将人才工作积极投放到统一战线大局中，开启了共产党员与党外民主人士共享治理权力的先例。1940年7月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资深共产党人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组成了边区政府的执政“搭档”。在当选的18名边区政府委员中本有中共党员7人，由于超过了“三三制”规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当即主动申请退出，改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当选。在1946年4月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由于9名正副议长候选人中中共党员超出了1/3，习仲勋当即宣布退出。党外人士当选后，中共还想方设法确保他们不仅看着“高大上”，而且在工作中能真正履行起职责。1944年6月李鼎铭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发出了爽朗而骄傲的大笑：“我有职有权！”
人才“国际化”工作成效显著。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是最早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外国医生，他于1936年10月正式参加红军、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10月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一部分骨灰被洒进了滚滚延河水中。作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和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生活优渥的白求恩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在工作中的口头禅就是“你们要把我当作一挺机关枪使用”，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39年2月由5位医生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为了坚定表达他们援华抗战的决心，一致决定在每个人的姓氏后再加一个“华”字，即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柯棣华先后担任了八路军医院外科主治医生、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将青春年华乃至生命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些全力帮助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通过言传身教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专业人才。
以竞争激励的理念打造蓬勃向上的干部人才队伍
建立促进人才发展制度化平台。延安时期党中央专门设立了全党干部教育的主管机关——干部教育部，将其作为中央16个工作部门之一。当时党的负责人不仅担任有关干部学校的领导工作，如毛泽东1943年3月起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张闻天1938年5月起兼任马列学院院长，陈云1940年2月起兼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林伯渠1940年7月起兼任行政学院院长，此外还承担了大量讲授任务，有效保障了干部人才培养质量。1938年12月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向全党发出了“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号召，次年3月中央公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要求普遍建立起在职干部学习小组，延安及其附近八十里范围内所有党政机关、部队等机构，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人员都加入了学习小组。构建起常态化的干部学习机制，1940年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1941年9月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亲自担任组长。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决定、指示、通知就达16件，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良性竞争优化干部人才队伍质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了“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号召。党中央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使其成为延安时期中央确定的仅有的两个党内节日之一（另一为“七一”党的诞生纪念日），其主要出发点是为了实现“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这一培养目标，造就出一大批治党治国的优秀干部人才。在1940年第一届“干部学习节”上，陈云与张闻天分别领导的中组部学习小组和《资本论》学习小组都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54岁的朱德总司令被评为“模范学生”，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学习模范。
延安时期通过这场规模宏大的人才建设总体战，党成功地“逆袭”而上，实现了从沉下去、到站起来、再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此走出了陕北这块狭小天地，迅速发展壮大为成熟的、对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伟大革命政党。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研究员）来源：《中国人才》2021年第2期

责编：张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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