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经典中塑造出饱满的女性文学形象

大漠

在红色经典中塑造出饱满的女性文学形象        2021-07-11 14:03                    

                          

郭冰茹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编者按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书写中，女性形象系列尤为突出。五四运动以后，她们不仅要面对社会革命洪流的洗礼，还要直面个性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等多重考验，其“解放”显得更为沉重和艰难。在这个过程中，对女性命运的抒写产生了一批文学经典，留下了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文学典型：露莎、子君、莎菲、林道静、江姐、柯湘……她们的命运与“革命”相生相伴，最终建立了自身与革命的同构关系，成为百年红色经典不可缺失的一道风景线。近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冰茹就红色文学经典中的女性形象话题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从庐隐、冰心到丁玲
羊城晚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革命话语语境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面貌，在红色经典作品中女性形象通常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可以归纳出几个鲜明的特征吗？
郭冰茹：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女性文学关于革命的叙述中，女性通常以两种形象出现，一种是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就是女学生的形象；还有一种形象是受压迫、受剥削、受损害、受侮辱的女性形象，也就是弱者的形象。
后者典型的代表就是丁玲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女孩，因日本鬼子侵略她的村子，被抓了，还成了慰安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贞贞找到一条自救的道路，投身革命做情报的传递。这一类女性形象通过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找到了生命的亮点和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种革命叙事里，不管是女学生，还是作为弱者的女性，都需要寻找生活的出路；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寻找自我的价值，这是两种形象所共有的特点，她们都是通过革命，最终不仅找到了生活的出路，同时也获得了自我的价值。
羊城晚报：您认为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通过革命赋予了女性形象新的精神内涵，“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郭冰茹：比丁玲更早的是五四时期那一批女作家，这批女作家刚刚脱离礼教家庭，开始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所以这批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大多是在寻找自我认同或者想要成为新女性，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没有答案。这个时期的写作，无论是冰心还是庐隐，她们的视野都比较狭窄。
以丁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走向革命阵营后，她们笔下的女性不仅仅是寻求自我认同，而是把自己与更广大的人民利益、民族利益结合起来，探索的是这样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这些女性不再拘泥于个人的小世界，而是把视野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所以，写作就变得更加平实，内容也更为丰富。
但是在这种平实的写作中，很多作家对笔下人物的塑造就没有那么细腻了，尤其是人物心理的描绘，不再花很多笔墨去处理人物的小心思，女性人物形象相对来说也就比较粗犷。
“主题先行”未必是贬义
羊城晚报：这种革命叙述中的女性形象，如何完成从关注个人到走向革命的转变？
郭冰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启蒙和觉醒，不仅仅是针对男性，也不只是启蒙女性，而是对人的启蒙，也就是说，当时的青年男女是同时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的。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自由、民主、个性等思想观念。这也为她们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语境来说，那个时代性别意识其实没有那么凸显。
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为什么这些受到个性启蒙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走向革命，就是因为革命的洗礼，让这些解放了的个人，意识到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才是个人权利能获得保障的前提和基础。这个是上世纪30年代开始、非常具体的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革命的追求根本不是对她个人自由的剥夺，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她个人价值的实现。
羊城晚报：在这种女性革命叙事里，是否存在概念化的倾向？
郭冰茹：人物塑造方面，主题先行，追求“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其实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也就是1958年强调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种“两结合”的创作方针后，开始对人物塑造有形象要求。
当然，革命叙述里确实有“主题先行”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中，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其实“主题先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且在我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形象都是一个追求革命、如何成为革命者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比如，《红岩》里的江姐，是一个成型的英雄形象，在这个英雄形象身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作家突出江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她的坚毅，她的勇敢，她对信仰的忠诚和对理想的执着；同时，对江姐女性的另外一面，比如她作为母亲、妻子的一面，实际上作家是不太关注的。这与作家的写作目的有关。
羊城晚报：什么目的？
郭冰茹：在整个20世纪，我们会发现小说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开启民智，后来则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宣传作用，按照这样的叙事目的，很多在革命阵营中的作家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会根据一个既定的写作目标，有意识地选择素材，然后去塑造人物形象。这种典型的女性形象背后，作者的动机实际上就是想要启蒙，想要宣传革命，或者是宣传民族大义、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观念。
所以在大部分的革命叙述里，都不太关注女性的情感，不太关注儿女情长，不太关心日常生活，而比较强调人物的理想信念，或者是思想层面的一些矛盾、斗争、挣扎。
在平凡中塑造出伟大
羊城晚报：这样的人物形象会有足够的力量打动人心吗？
郭冰茹：在当时是有的。虽然现在看觉得他们脱离了日常生活，但是当时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比较关注革命，民族的危亡、救亡图存就是当时每一个青年都要面对的日常。但现在看以前的革命历史小说，有的读者可能感觉难以走近这些英雄人物。因为这种千篇一律的英雄人物仿佛站在云端没有七情六欲，也没有亲和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多“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不好看的原因。
现在很多红色经典或者主旋律的作品，已经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普通人都知道自由的宝贵，也知道个人权利的重要；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以后还能克服这种自我的私利，把自己交给理想和信仰，这样的人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在平凡中塑造出伟大的一面，这样的形象，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羊城晚报：当下革命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跟上个世纪相比有何不同？
郭冰茹：现在的会更饱满。虽然都强调人物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但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写作其实还只是一个雏形，包括丁玲，她的写作在当时其实还是以观念来组织人物形象的，所以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饱满。现在的作家在处理这些历史形象的时候，或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握也更加细腻，这是个进步。
羊城晚报：这些作品当中的女性形象的书写，对当下的这种创作又有哪些经验和启示呢？
郭冰茹：我们当下看到不少主旋律的片子正在热播，还有一些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改写或重写。我觉得当下红色题材对女性的书写，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视主人公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忠诚，因为这是革命精神留给我们当代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但是同时也应该能够表现出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特别是要表达出她们在追求理想、追求信仰的过程中自我的成长。
如果能够写出这种复杂性，那么一方面可能更接近艺术的真实，另外一方面也更能打动当下的读者。
记者手记
从女性身份到革命形象
“梦醒”以后，走向革命
五四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启蒙了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些女性作家的文学书写成为她们探索自身身份认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早期现代文学出现了一大批呼唤性别平等与婚恋自由的作品。
然而，当时的社会并未为这种平等、自由提供物质与制度条件，热切的呼唤后，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带来的幻灭感。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庐隐《何处是归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深刻揭示了在平等自由的梦幻之下女性的艰难处境。正如郭冰茹所说，“有了自由的青年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脱离了旧家庭的个人无处可去。”
在时代要求与追求自我实现的双重作用下，一些女性作家自觉地将目光转向如火如荼的民族革命。郭冰茹以女作家丁玲为例，分析了其创作转型的各项动因。首先，30年代，丁玲身边聚集了胡也频、瞿秋白、冯雪峰等“左联”人士，一日日耳濡目染，革命意识不断生长；其次，在创作上，“继续写莎菲式的苦闷只能越写越乏力”，她迫切需要全新的主题实现自我超越；最后，这种转型更是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密不可分。
赋予女性形象新精神内涵
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通过革命赋予了女性形象新的精神内涵。这些文学作品可以按主题划分为两类。
其一是将女性形象放置在革命与爱情的具体冲突中，探求主体选择。在丁玲的《韦护》与《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以及石评梅的《匹马嘶风录》等作品中，女主人公为寻求理想，经过挣扎最终放弃爱情与家庭，投身革命洪流。
郭冰茹指出，谢冰莹作品中的看法可以代表时代的某种共识：“她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面。谁也知道整个的旧社会不根本推翻，女子永远也没有得到解放做人的一天！”
第二种类型是在革命叙事中悬置两性差异，将女性与男性视为同等革命主体。在《青春之歌》中，杨沫借林道静的成长故事，表现了只有跟党走才有新出路的时代主题，主人公的女性身份被其革命形象不断消解。
而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女兵自传》在记录行军、救助伤员、宣传动员等具体的革命场景时，很少提及战争中的性别问题，因为献身革命的女人已经“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这些红色经典忠实地记录了女性在革命中展现的强大韧性和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