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吃米面?南北主食从何而来 2021年12月15日 14:17:49
来源:遗产娘 2003年初秋,法国雷恩。我正无聊间,接到老王电话,说从国内带来景阳春原浆,让我去喝酒。 老王七十年代生人,济南土著,闲时常叫流落一处的兄弟姐妹吃饭聊天,一上就是十几道菜。席上一位山西女孩,两位非洲贝宁的兄弟。哥俩各自在北京语言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进修过对外汉语,几年下来,耳濡目染,俨然已是半个北京/上海人。
眼看菜将见底,老王捧出一屉自蒸的馒头,返身再炒几个下饭菜。厨房里噪音高低,不觉有异,再回来时,见女孩与我目瞪口呆——两个非洲兄弟早已连天沸反,为中国人主食吃什么争得脸红。
“贝宁北京人”一筷子穿起仨馒头,大声赞美山东戗面馒头筋道香甜,与之相比,面包算甚;“贝宁上海人”则满脸狐疑:“在座几位都是地道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吃米饭?”这一问竟让我们三个北方人一时语塞。
最早的农家怎么吃
这个问题如今已不可考,但从湖南道县发掘出土的陶皿遗物来看,稻米大概是带壳煮,要吃全看舌齿功夫,小麦也不外如此。烧麦穗口味奇香,但同样不易消化。
人吃了不顺口的东西,易胃疼,会沮丧,孩子要哭闹,这时,中国人几乎是天赋的烹饪技能也就该发挥作用了。不过还缺一样工具——磨。战国以前没有复合磨,吃粮基本靠舂。
碾磨粮食,南北方工具各不相同。沂蒙山区的石碾,一般需要两人同时向前推动圆柱形碾砣上的碾棍,其中一人还要用笤帚摊匀碾盘上的粮食。摄影/安柏余
作物收来,放进石臼,以杵之类的物件捣掉麸壳,再用簸箕扬开,然后依需要继续加工种胚,细捣或研;或沿用新石器时代留下的方式,以石磨棒在凹形石磨盘上滚动研碾,手法大体如后世擀饺子皮。
更形象一点,类似小儿病了咽不下太大的药片,父母将药裹在油纸里,放案板上用擀面杖擀碎。西药不过是粉末的聚合,尚且研碾不匀,何况稻麦种子这样的有机体。效率既低,成品也粗糙。
迄今所得最早的复合磨,实物出现在陕西临潼,为战国末期之物。有磨之前,食不厌精只是奢谈。熬点米粥还难免掺壳呢。
南方人使用的水磨盘,就省力很多。水磨盘由引水道、水轮、磨盘和磨轴等部分组成,利用水力的冲击,可日夜旋转,既节省人力,对环境也不构成伤害。摄影/项吉凌
另一先秦的主食粟,稃薄好处理些,但产区受限,且无论是粒状还是粉状都不易黏合,使得除了初级烹饪——做饭熬粥以外,也只剩下酿酒一途。
黍也大略如是,大豆则因蛋白质与油脂含量远超淀粉,直接大量食用不利于消化,也不能很好吸收,注定被分离在口粮体系之外。
汉朝时,稻麦食法已分粗细,这在教学童识字的《急就篇》里就可见到——“饼饵麦饭”皆是家常。中国最古老的蒸锅早在史前时代即已出现,蒸笼虽不知何时发明,但此刻蒸具或已成为掌炊主妇的必备帮手。因为“饼”即是面粉蒸饼,是馒头的无酵态,而“饵”为蒸米饭,二者相对来说都算细食。
不过清苦人家大多时候还得吃穷物,比如“麦饭”,推测其最原始的吃法是将麦子连麸磨成粗粉,和水成糊蒸制。后来又加入植物花叶果种,味道或有所改观,但依旧砺口。这味沿袭下去,成了后世荒年度饥的救命食,再往后则为一道极有韵味的主食或小吃,山陕冀鲁豫京各省至今都见保留,有加槐花,有加榆钱儿,有加野菜或时蔬,依旧统称“麦饭”。
汉代出现的另一种重要食品是汤饼,类似于面片汤。《汉书》载,少府职属有“汤官”之位,专门负责给皇帝家煮面。北魏《齐民要术》里说,拌面条和面片要用“肉汁”,就是调味后的浓肉汤,加黄花木耳勾个芡,大约等同于后世的打卤面。
时丝绸之路开通,西域饮食大批输入,但多是果蔬调料,只胡饼一味关涉小麦,且彻底融为中国烹饪,并发扬光大。如今,西至新疆馕类、川陕锅盔,中见华北中原华东诸门的烧饼火烧,南达广东恩平烧饼,尽此苗裔。
汤饼与胡饼皆用面粉制作,或杂以粗粮。从加工流程看,胡饼还可靠加热和挤压的方法将颗粒糊化黏合,但对汤饼而言,若没有石磨,无法将材料先期磨成细粉,颗粒间彼此混合粘连的部分不足以紧密黏合,下锅沾了水,恐怕面片汤就要变成一锅面糊了。所以说,汉朝人的餐桌上能有一碗汤饼,还是石磨的功劳。
天成的气候鸿沟
从稻麦到米面的华丽转身,石磨是必不可缺的物质基础。但若说到南北人对米面的不同偏好,则更多与天时地利的因素有关。
距今3000-2500年前,中国的环境经历了一次大范围的突变。北方降水量骤减,黄河中下游地区变成温带;南方的河流湖泊也因海平面下降,水流东渐,而新生出大面积的平原耕土。
及至东汉,黄河流域逐渐少雨干旱,曾经因沃野千里、地势形便而被赞誉为“天府”的关中,也不得不把头衔让予成都平原。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北方差异日渐显著。南方降水充沛,热量充足,多水田;北方水量偏少,雨热同期,多旱地。
一公顷水稻的需水量是同等面积下小麦的二十几倍。种水稻还是种小麦?南北方的答案不言而喻。南稻北麦的基础农业侧重至此滥觞。
陕西榆林市米脂县,属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丘陵沟壑区,全年雨量不足,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适宜经营旱作农业。据考证,米脂先民种植谷子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5000年。摄影/陈新宇
磨的应用和推广,使稻麦有了变身为米面的可能。而米面的南北分际,又进一步衍生出南北方饮食的差异。早在隋唐时期,北方面食已颇为多样,形成了麦饭、蒸饼、汤饼、胡饼、馅类、面点几个体系。南方米食则有米饭、粥、粽子(糯)、米线(含粉、皮)、糕(稻饼、糍粑、饵)数类。
米面作为主食模式的性质,令南北方各自发展出相应的菜品。比如北方炖菜多于南方,除了省事,还因气候。寒冬腊月揭开锅盖,一团热气,汤汤水水,吃了叫人浑身畅快;南方烹炒盛过北方,蔬果河鲜四季皆有,以热油稍加翻滚,原汁原味最是适口。
南北方清淡厚味虽有所参差,但整体以北方为厚重,以南方为琳琅,彼此交流时也会在概念上形成北方豪放南方精细的感觉,并渐成普遍观念。南北人搭配主食的习惯遂各自养成:北方人吃烙饼不会像上海人吃米饭那样配一盘清炒鸡毛菜,南方人吃米饭,若是铺块东北熏肉大概也自觉下咽为难,面条更不可能和广式风干腊肠拌到一碗——腊肠和主食搭配通常只能做煲仔饭。
贵州从江侗寨,侗族人多以务农为生。各家各户都有一两个像汉地牌坊一样的家庭财产,它们由粗大的圆木搭建而成,顶部两边盖上一尺宽的人字形杉木皮档雨,摆放位置则集中在寨边日晒时间长、通风良好的溪水畔,这是晾晒稻谷用的立架,名为“禾晾”。当晚秋稻谷成熟时,当地人便剪摘掉稻穗,剥去外叶,留下一尺多长的禾秆,五公斤上下捆成一把,整齐地码放在禾晾上,待风干后入仓。摄影/旷惠民
不过,南米北面也并非泾渭。越五胡南北朝至于隋唐,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达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程度;北方经四百年战乱,急需南方粮食输血,引发了大运河的开凿。纵贯华北平原直抵东南沿海,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通,从此相依。
若论历史,大米比小麦更久,但前者不比后者含麦胶蛋白,容易形成面筋,大米的粒和粉都不好为水黏合,糯米产量又低,米的初级烹饪方式就不及面食纷繁。
不过,南方人并非只吃米饭和粥。南北交通渐畅后,他们也开始吃面粉制品——包子饺子面条馒头烧饼,且更精细,苏皖人甚至把面食当成主食,再往南就多作点心类食;相应的,南方米食北传,北人也效法南人吃起米饭米粥,米线米粉亦随客商流官通行各朝首都,再辐射到其他省份。
上图是台湾人晒面线的场景,面线雪白,细如游丝,与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摄影/吕学海
吃米吃面的选择一方面是自然环境所致,另一方面也与人口迁徙有关。北方各省皆有水稻产区,起始年代产量高低不同,最知名的是黑吉辽平原地区的东北大米。东北大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可考至渤海国时的卢城稻;顺治至乾隆时期,清政府有计划的迁徙200万人出关垦荒,经营水稻种植,时称“渤海米”。
与之对应,南方虽水网阡陌,但即使福建广东也有小麦种植,只是华南面积产量双低,不过仍是各省均有。同样是五胡南北朝及金灭北宋所致,北方人大量南避,对江南麦作的需求巨增。两宋之交的史料笔记《鸡肋编》载:
“建炎之后,江、浙、湘、湖、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北人粗犷,南人精细,是南北方给人最直接的印象。集中在面食的加工处理上,也依然可见个中差异。陕西兴平马嵬驿,历史上曾是唐玄宗赐死杨贵妃的地方,这里最为人称道的还有一样特色吃食——(biáng)面(摄影/邓海),字是拟声词,形容扯面时宽而长的面条猛力击打案板的声音,从字面上便能猜出这种面食的外形特色。
中国自人类文明史初立至今,见惯其他文明生灭,而自身周始却总会回到应当的轨道,依靠的不是天山大漠、西伯利亚冻土和太平洋的环护,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以根植于血脉的开拓意识,胼手胝足刀耕火种,一路沿途撒下文明。
我们吃的每一粒稻米——这占据当代全球粮食近半产量的禾本科种子,都是万年以前,华夏先民携带稻种从南岭山脉徒步走出湘西南,向后世子孙蕃息的更大领土迈进的成就。文明以农业肇始,也相伴始终。
作为中国文明的内核之一,或许南米北面代表了中国人两方面的特质,然而米面同源,南北皆食,这不仅是出于稻麦产地和分类上(注:皆属禾本科)的相近,且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相同。
文章选自
《中华遗产》2014年2月刊
《我们为什么要吃米面》
撰文:知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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