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贺子珍在苏联遭遇一系列磨难后终于回到了祖国

华忠

1947年8月，贺子珍在苏联遭遇一系列磨难后终于回到了祖国                                                         

2022-07-10 12:12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先后有过四任妻子，分别是罗一秀、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她们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近距离见证了伟人的不同历史时期。

迎娶罗一秀，是父亲毛贻昌和母亲文七妹为毛泽东操办的封建婚姻，二人始终都未曾同房。1910年，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而不幸去世，她与毛泽东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的夫妻感情，只是名义上的原配妻子。
1920年底，毛泽东和杨开慧终于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夫妻，从此开始携手革命，还诞下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个儿子。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湖南被国民党逮捕，因为拒绝退党并且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她选择了英勇就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残部登上井冈山并且开创了红色根据地，派人打听杨开慧的消息却误以为对方已经牺牲，故而大病一场。期间，一个名叫贺子珍的女战士悉心照料他并且渐生情愫，二人在1928年5月结成夫妻，先后诞下了毛金花、次子（未取名）、毛岸红、四女（未取名）、李敏和廖瓦。
今天，文史不假带您重温历史，回顾毛泽东和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坎坷婚姻。作为相爱十年的夫妻并且生下了六个子女，他们为何最终会遗憾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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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由于条件异常艰苦甚至都没有任何的仪式。但是，19岁的她却非常憧憬和向往未来的革命和婚姻，直到晚年时还这样深情地回忆: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同志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

井冈山会师后，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红军终于开始了“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据粟裕大将在《激流归大海》中这样记载:
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形成红军的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大旗举得更高更牢了。
结婚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投身革命事业，二人共同完成了土地调查报告暨“永新调查”。根据第一手的资料，苏区最终制定完成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贺子珍深知自己的丈夫酷爱阅读，经常帮忙收集一些书籍和报刊，甚至还会分门别类整理好，留待毛泽东闲暇之余阅读。因此，即便是在消息闭塞的井冈山，他也能实时了解到国内外的最新动态，甚至还这样由衷地感慨:
因为有了这些报纸，就像是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1929年冬，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主动出击赣南周边地区。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已经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却坚持随军行动，在福建龙岩诞下了长女毛金花，被迫寄养至一户杨姓人家。
1930年冬，随着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党积极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终于开始着手镇压革命，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面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挥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主动退至苏区中心宁都的黄陂和小布地区。等到战机浮现，终于在龙冈全歼了张辉瓒整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又接连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贺子珍一直都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夫妻二人在革命战火中越发的亲密无间，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共产国际的盲目扶持下，王明、博古等人逐渐掌权，开始推行起了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冒险路线，越来越排斥游击战术。于是，毛泽东被剥夺了政治权和军事权，只剩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一个头衔。
到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但朱德和周恩来等同志依然贯彻执行了前几次的军事路线，再次击败了蒋介石。不过，由于“左”倾错误的蔓延，位于上海的中央总部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只得搬入了苏区。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苏区的面积越来越小，已经失去了可以“诱敌深入”的可能性。于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了，被迫退出得来不易的苏区，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的道路。
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又犯了严重的“逃跑主义”错误，在突破国民党封锁线时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尤其是，在通过湘江战役后，红军已经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了三万多人，处于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1935年1月，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了临时会议，专门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错误。最终，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事实上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革命事业转危为安。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行军和作战，终于抵达了位于陕北的吴起镇，标志着长征取得阶段性胜利。到了1936年10月9日，随着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终于落下了历史性的帷幕。

保安县位于陕北，是一个又小又穷的县城，或者只能称其为大一点儿的村落而已，毛泽东和妻子就住在这里的一处破旧窑洞内。当年冬天，贺子珍就在这里生下了第五个孩子，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纷纷前来探望，亲切称呼“小娇娇”好可爱。
听到“娇娇”的称呼，毛泽东瞬间就想起了《西京杂记》中的“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于是，他当即为女儿取名“毛姣姣”，小名“娇娇”，也就是日后的李敏。
“吴光伟案”后，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突然以治病为由离开延安，抵达了位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期间，毛泽东的警卫员带来了一封亲笔信挽留和规劝，还是遭到了她的拒绝，而且态度非常的决绝。
不久，毛泽东又委托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带来一些生活用品，仍然无法说服贺子珍回心转意。最终，她还是要执意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去治病和学习，造成了一生之憾！
从此以后，年仅一岁的“娇娇”离开了母亲，只得跟随父亲毛泽东生活。可是，他实在是太忙了，通常都是整日整夜无休无眠，更别提照顾襁褓中的女儿了，只得委托给当地的老乡。
由于事发突然，而且意气用事，贺子珍在抵达莫斯科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之后顺利诞下了一个男婴取名“廖瓦”。不过，由于缺医少药和无人照应，孩子在两岁时就不幸夭折了，她的精神状态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甚至还被送入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
听闻此事，毛泽东立即请求斯大林给予照顾，还同意将“娇娇”送往苏联去陪伴贺子珍。随着女儿的出现，她的丧子之痛才有所好转，精神状态也趋于正常，母女二人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执意继续进行专制统治，虽然经过“重庆谈判”，但还是于1946年6月悍然挑起了内战。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了“重点进攻”，解放区也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1947年8月，“娇娇”跟随母亲贺子珍一起回国，暂时被安排在东北的哈尔滨居住。不过，除了母亲和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外，她对国内的一切都有些陌生，毕竟已经离开八年了。据《我的父亲毛泽东》记载:
儿童院里挂着很多伟人像，哥哥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就是爸爸。我却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
组织上考虑到贺子珍的身体情况，暂时安排她担任东北财政部门的机关书记。不久，又征求了她本人的意愿，先后调入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和沈阳总工会工作。
随着“娇娇”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毛主席准备为她取一个正式的学名，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使用自己曾经的化名”李德胜”。于是，伟人选自《论语》中“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为自己女儿取名为“李敏”。
到了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毛主席越发的思念女儿，特意安排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前往沈阳去探望。李敏非常激动，但还是有些担心，毕竟脑海中完全没有过父亲的印象，于是致信一封。不过，由于汉字还认得不是很全，她只得使用俄文: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女儿。到底是不是？请赶快来信告诉，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贺怡让李敏给毛主席写信的同时，也鼓励贺子珍也写一封。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终于写出了第一封信，大致的内容如下：
我已经回到中国，身体不大好，目前还在休养中，期间也参加了一些工作。在苏德战争时，我们生活得非常辛苦，不过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要好好工作，正在学习工会的工作。
首先读完贺子珍的来信，毛主席久久沉默不语。但是，当听到工作人员翻译李敏的来信时，他的眼眶却湿润了，立即就开始提笔回信:
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十多年未见，一定长大了，也长高了。爸爸非常想念你，希望快快回到我的身边。
在贺怡的带领下，李敏从沈阳来到了北平，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毛泽东。从此开始，父女二人经常都会到香山公园散步，始终都以“娇娇”称呼。

除了感情上的异常亲近，毛主席对于李敏的教育却非常严格，多次告诫她要勤俭节约，更不能搞任何的特权。据《我的父亲毛泽东》中回忆，她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你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处处、事事、时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敏始终都秉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就连身边的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她就是领袖的女儿。这段读书的时光，准确说是跟在父亲身边读书的时光，成为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1950年初，毛主席在忙完开国大典和中苏建交等国家大事后，终于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鼓励对方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建设者，大致内容如下: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毛主席实在是国事繁忙，贺子珍一直没能前来北京与他见面。在征求本人意见后，她被安排到上海生活，起初住在哥哥贺敏学的家中休养。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亲致开幕辞。那天，贺子珍无意中打开了收音机，当听到熟悉的声音时整个人都不好了，甚至开始彻夜难眠和神志不清。
贺敏学立即将妹妹送往医院治疗，还电告了北京。毛主席非常关心贺子珍的病情，立即安排李敏前往上海探望母亲，还带来了一封亲笔信转交，信中规劝她要调整心态、配合治疗和按时吃药。
在毛主席的关心下，在李敏的照顾下，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从此以后，女儿就成为了两人的“传话筒”，随时了解对方的状况。
随着身体状况改观，贺子珍萌生了前往北京的强烈愿望。事实上，她特别希望能够面见毛主席，直到1959年时才得以实现，也成为了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接到庐山美庐别墅的二楼会客厅，终于见到了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人。曾经的无数日日夜夜，她都想象过重逢时的场景，如今真的见面了却相对无言。
毛主席先让贺子珍坐下，然后隔着茶几相对而坐。当看到她不停地哭泣时，伟人叹了一口气，轻声安抚着对方情绪，还关切地询问:
现在生活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好一些？
贺子珍终于止住了哭泣声，平复了自己的心情。之后，她才对毛主席说到:
我现在都好多了，反而你的身体不像以前了，要注意休息。
这次见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人相互关切对方的近况。在临近结束时，毛主席还轻轻叹息:
当年，你为何一定要走呢？怎么劝你都不回头。

1959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李敏与北京航空学院的孔令华结婚了。毛主席非常高兴，拿出400元钱在颐年堂摆了3桌酒席，极少饮酒的他还频频举杯，最后一起合影留念。贺子珍虽然没能亲自参加女儿的婚礼，但还是由衷的高兴。

一年后，李敏生下了与孔令华的第一个孩子，毛主席为这个长外孙取名为“继宁”，即“继承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意志”。看得出来，伟人对于自己的第三代寄予了无限厚望。
只要有闲暇时间，毛主席经常会抱着自己的小外孙四处走走，还前往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家中串门。不过，江青却始终都不待见李敏，还要求他们夫妻三人尽快搬走。

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开始，李敏见父亲一面简直是难上加难，屡屡都被挡在了中南海的门外。甚至于，由于她长期留苏的经历，竟然被列入了“五一六分子”的名单，还被勒令交代自己的问题。
直到1972年，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李敏终于见到了突然前来参加追悼会的父亲。据张玉凤等人回忆，毛主席一见到自己的女儿就紧拉着手不松开，还不住地询问:
娇娇，为什么不来看我了？你要经常来啊。
为了父亲的身体，李敏却不能进行任何的解释，只是含泪不住点头。之后，她每次提交申请虽然还会受到江青的阻挠，但比以前起码好了一些，每年都能在生日时见上一面。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溘然长辞，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和人民。9月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数百万各界群众都自发参加。现场，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亲致悼词:
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以及国际无产阶级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事业进行到底！
李敏担心母亲接受不了这个噩耗，便决定自己留在北京料理后事，而让丈夫孔令华立即赶到上海以防突发情况。贺子珍无法去北京参加追悼会，但还是在上海的家中自设了灵堂，朝着熟悉的遗像深深三鞠躬。
经过反复的讨论，政治局决定长期保存毛主席的遗体，以此来缅怀他对于国家的丰功伟绩。为此，还特地成立了“保护毛主席遗体工作组”，由最权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也就是俗称的“一号工程”。
当贺子珍得知毛主席的遗体将会永久保存后，希望能去北京去瞻仰遗容。不过，由于那场“大运动”结束前后的复杂局面，她的这一等待就是三年的时间。
1979年6月，在组织的关怀下，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当得知这一消息后，她显得非常高兴，激动地表示:
我想去北京天安门看看，想去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主席遗容。
上海市委立即将此事向北京报告，中央不仅批示同意，而且还派出一架专机将贺子珍接到北京，先住进301医院进行检查。1979年9月8日，在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她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贺子珍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伟人遗体三鞠躬，心情非常的复杂。在敬献的花圈缎带上，她这样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1981年5月，贺子珍从北京回到了上海，选择这里成为自己的终老之地。此时，她已经患上了许多的疾病，除了原先的中风偏瘫外，还伴随着肝功能衰退和糖尿病等疾病。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在家中辅导孩子写作业，突然接到办公厅的电话:“贺子珍同志病重，已经备好了去上海的机票，请你们全家从速”。夫妻二人立即收拾行李，心急如焚地赶往了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因病过世，享年75岁。由于特殊的身份，关于她的葬礼规格引起了争议，上海市只得请示组织定夺。

邓小平同志考虑到贺子珍的革命生涯，考虑到她的特殊身份，最终还是做出了批示:
我们中央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所谓的“一室”，就是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一室，通常是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小平同志的批示，无疑为贺子珍的葬礼确定了规格，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她革命功绩的肯定。
1984年4月25日，贺子珍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在大厅的两侧，摆放着邓小平、陈云、邓颖超和聂荣臻等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
在贺子珍同志的遗体被火化后，还取出了残留在体内数十年的弹片，记录了她的战火年代。不久，国家再次派出专机将骨灰运到北京，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