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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父亲那时在大理石厂做成本会计，厂里也有几个造反派组织，父亲的人际关系好，各组织都抢着给他送袖标。当时父亲也没往心里去，看别人都带，他就挑一个红绸子绣的好看的戴上。没想到后来批判父亲时还提到此事，因为那是打砸抢最凶的组织（八三一），诬陷父亲是造无产阶级级的反，想变天。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这天我下班回家，见楼门口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心想：“这又是谁家被抄了……”当时抄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楼的楼梯口站着个带“红卫兵”袖标的人，拦住我粗声大气地问：“楼上的？”我也大声没好气地说：“是！” 上到二楼，楼梯口同样有一个戴红袖标的人，问着同样的话。我预感到不妙，到了三楼我不等人问便气愤地说：“让我回家！”堵在楼梯口的人一撤身儿，我不顾一切地冲进敞开着的家门。只见屋地上到处都是东西，四五个造反派还在翻腾，父亲和母亲站在外屋地上，见我进来，母亲忙笑着对站在身旁的造反派头儿说：“这是我老闺女，刚下班。贤呀！咱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啊！” 我看见一生中最敬爱的父亲目光呆滞，脸色苍白，便上厨房倒了杯水端到面前，低声说：“爹，喝点儿水吧！”父亲摆着手说：“不，不，我不渴……咱要支持革命行动啊！” 我心里难过极了，愤怒地走进在平时进去得换鞋的屋子，见我和三姐经心收拾的房间一片狼藉：白床单、白桌罩被踩在戴红袖标的泥脚下，被子和衣服散落一床一地；所有的柜子抽屉都打开了，里面的东西堆在地上，连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论青年修养、我的日记、入团申请书……都随处乱扔，任由入侵者的践踏；父母的房间更是一塌糊涂，比搬家还乱。我心里这个气呀，一时间自己好像掉进了万丈深渊。 就在这时，三姐穿着个花裙子也上来了，她一声没吱就站到厨房窗前，脸朝外不知在想什么。母亲又忙着介绍三女儿，她脸上始终挂着笑，可那笑比哭还苦。最后，这些入侵者带走了他们认为该上缴的东西。有准备做衣服用的尼龙布，他们觉得很多便拿走了，没算算有多少人，其实就是套着裁每人做一条裤子都不够；存折是二姐和三姐让母亲给保管的工资，以后结婚用；还有什么材料……带走了我那年年是先进生产者的父亲。往外送时，我抢着往父亲口袋里装一包饼干，父亲忙往外掏，我硬塞了进去，并故意大声喊：“拿着，晚上饿了好吃！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声音在楼梯里回荡。母亲难过地说：“你给他装着也没用，不一定让他吃的。” 后来听父亲说，那天把他们批斗到半夜，厂里的食堂还给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每人一碗炸酱面。送面的师傅把面碗递给父亲时，眼睛看着父亲，用嘴努努面碗，父亲会意，转过身去大口把面吃完。原来面条底下埋了块肘子肉。父亲当时既没有细看，也没有细嚼，和着面条狼吞虎咽下去。因为怕被造反派发现，自己挨打是小事儿，还会连累了好心的厨师。这说明父亲确实冤枉，本职工作没问题，但不论斗厂长还是书记，涉及到经济问题时都让他陪绑，所以很多人气不公，同情他，就连造反派都把挂脖牌子上的铁丝偷偷换成粗麻绳，还让他当牛棚里的班长，对他的活动宽松多了。 父亲被带走后，三姐抹着眼泪埋怨我：“你老一句儿一句儿的，该给咱爹加罪了。现在都啥情况了，再有气也得忍着。”我和三姐又恨又难过，一边帮妈收拾屋，一边骂，一边哭。母亲说：“我怕给你爹加罪，昨天把咱从哈尔滨天主教堂带来的圣经、要理问答、苦像什么都在灶膛里烧了，还没来得及倒掉，没想到今天会来。有个红卫兵还把锅端起来，看见黑灰硬说是烧的黑材料，说你爹不老实，吓得我忙说那是用过的手纸，他慌忙去洗手，还打了好几遍香皂。”听了这话我和三姐泪眼相对笑了。不能说我们在学阿Q精神的胜利法，因为我们不甘心倒下去，坚信总有一天会拨开云雾见青天的。 有一次我和母亲去给父亲送饭，因为自从父亲走后，我们就一直揪着心，什么信息也没有，想借机会看看父亲怎样了。到了大理石厂收发室的人不让进，好说歹说才叫来一个红卫兵。他没好态度地问：“谁是葛云魁的家属？啊，问题还没交代清楚，不能见！”打开饭盒一看是饺子，讽刺地说：“这好饭给他吃？以后不许带了！”母亲再三央求想见一见父亲，但也没有用，他只勉强答应把带来的饺子给父亲拿去，其它免谈。我愤愤地咬着牙，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知道母亲也很伤心，路上什么也没说回了家。不久又轮到二哥，也是先抄家后进学习班，当然这次抄家只是走过场，随便翻翻，他们知道想要的已被大理石厂抄走了。母亲也去看过二哥，见他脸有些浮肿，回来难过地说：“你二哥的脸肿了一圈儿，也不知道是打的还是肾脏有毛病了，裤腰带也没系，只在扣眼儿上绑个短布条。看守他的人说怕他自杀，我背人劝他要坚强，挺住，过了这关就好了。”其实母亲也不知道前面等待的是什么。二哥却安慰母亲说：“妈，您安心回家吧，什么事都没有，他们对我好着呢！我天天都在这屋里锻炼身体，回去木匠活干着还有劲儿。”做母亲的只能无可奈何地应付，有泪往肚子里流，心里喊着：“孩子，你一定要坚强啊！妈妈在外面等着你！”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无产阶级专政，可如今却成了专政对象。不摆事实、不讲道理，诬陷诽谤之能事，公理何在！ 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人，不论是做财会工作还是教职工大学都很认真，没任何纰漏。一次，我在铁西百货公司遇见父亲在教育科工作时的李科长（同学李争平的母亲），当问到我父亲时，她很深沉地说：“老葛对工作那是没说的，可认真啦，想找出点儿什么毛病那是不可能的。也许大理石厂太小，把他显出来了，如果在公司就抡不到他了。”所以在父亲身上现实找不出什么错误，他们就找历史的，去了一趟老家，调查人回来硬说父亲是逃亡地主、伪乡长、伪经理什么的。 据父亲说：“我从十六岁出来就再没回老家，你爷爷在土改时定的是中农，至于当乡长和做家庭手工业那已经是人民政府了。哈尔滨一九四六年解放，当时乡政府军管会有个王师长，他没有文化，常让我帮着写一些什么的，临走时还把我找去很诚恳地劝我：‘老葛呀，信我的话跟我走吧，给我当文书。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咱们的部队也不往南走了，到北京就停下来。’可我回家和你妈一商量不行……”母亲在一边抢着说：“好悬了，我没同意！五六个孩子都给我一个人仍下，让我可咋办！”想想这也是命啊！如果那时父亲真的到了北京，兴许也是中央干部了，也许情况会更糟，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其实我们老葛家真的出了两三个中央干部，其中有我四叔。听父亲说：“原来你二叔在铁路工作，还管点儿什么事儿，是他把你四叔、五叔介绍到铁路上去的，可他自己却不爱干了，非要回家和你爷爷种地。解放后那里成立了“八五七”国营农场，他又参加了农场工作。你四叔后来在铁路上参加了地下党，是一九三八年入的党，像李玉和一样也是扳道叉子的。他在长春和哈尔滨拉锯战时起了很大作用，立过功，所以全国一解放就调到北京，在国防科委工作。”我二叔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都参过军，现在牡丹江和哈尔滨工作。女儿嫁到宁夏，二婶儿和四个外孙女儿的照片我还保留着。四婶也是老秦家的姑娘，当初是二婶给介绍的，生有三男三女，如今都成家立业了。四叔退休后，给荣毅仁当顾问，经常出国。一九八七年我和二姐去北京到四叔家串门，正赶上四叔从日本回来在家休息，扎着围裙为我们炒了好几个菜。四叔比父亲他们哥几个都巧，收拾房间、做饭、做缝纫活、织毛衣都拿得起来放得下去，生活能力很强，业余时间从不闲着。 五叔在沈阳铁路局是俱乐部主任，五婶是局长办公室秘书，退休后在长春安度晚年。三叔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他和三婶有五个儿子都住在抚顺，三叔、三婶都是抚顺老虎台煤矿的干部。三叔因病去世后，三婶为了多挣钱抚养五个儿子申请下井。因井下作业工资高，但很辛苦。“文革”时父亲老哥五个曾一度失去联系，主要是自身难保，还怕相互受牵连，影响下一代。直到“文革”后，还原了本来的历史，才又有了来往。 据造反派说，二哥是因替父亲翻案想洗请这不白之冤而进的学习班。说他是保皇派，保的是宋、马、顾、喻、徐，为反动势力叫嚣。二哥被关了七八天后，下基层学木匠去了。 在一个月后的阴冷的夜晚，一辆解放汽车停在我家对面楼下，是父亲被拉到家属院来批斗，母亲和二哥被押下去陪审，我和三姐悄悄地躲在没开灯的房间里记下了造反派所宣布的几大罪状。第二天我看见，从我家的二楼往下，东山墙贴满了大字报。母亲从此也没有好日子过，每天在我家对面楼的拐角处和几个牛鬼蛇神弯着腰低头请罪，看她被一群孩子欺负，看她抱着扫帚扫院子，还要站着排、端着脸盆倒脏土，有时一边走一边挨孩子们打，我们心里疼得流血。有一次，小孩子用石块儿把她的脑门都打青了。每次回家，我都帮她擦去挟在衣服里的沙土、石块、大鼻涕、黏痰……母亲是爱清洁的人，我知道她心里有多难受。我诅咒那些不知好歹的孩子，诅咒专政队那些不得好死的人，祈祷上苍早日降临救苦救难。 后来，这个雇农的女儿、旧社会穷教书匠的妻子终于病倒了，直到和父亲下乡再也没扫院子。在“文革”中，我没觉得学到什么，只学会了人们之间不再有信任和真诚，学会了人云我云，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观点；学会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我最主要的是学会了写请罪书，因母亲每周必须交一份请罪书。让她写违心的话写不出来，所以我替她写那些“什么吃了剥削饭了”啦、“脱胎换骨了”啦、“从新做人了”啦的连篇鬼话。每次内容差不多，只是前后改动一下，其实就是走形式，谁能好好看呢！但不写还不行。为了母亲少受欺辱，我一遍又一遍替她写请罪书，可不知是谁的罪过。那年头，人活得像个木偶，好像有人拽着绳子，还定着框儿框，想越雷池半步那就自找倒霉了。 自从父亲被押送到家属院儿，我和三姐也成了另类，因为我的单位就是本公社的生产组，三姐的学生们大部分是家属院儿的。第二天上班我们看见的是另又一种嘴脸，有人见我们像躲瘟疫一样，有人用冷脸代替了往日的热情。三姐的学生甚至用石子扔她、骂她，后来校长出面才把事情平息下去。在那个祸灭九族的年代，我们家再也没有了那种欢歌笑语的气氛，每个人都在经受着心灵上的煎熬。而自己在外面所受到的侮辱和刁难从不和家里人说。就连远在千里之外济南的大姐和姐夫也受到了批判，说大姐是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大姐夫是地主阶级的教子贤孙。可大姐每次来信都说很好，从来不漏半个孬字。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维系着内心仅存的坚强。因为每个人都很难，相互支撑的眼神里只有“坚持” 两个字。 然而我们全家甚至葛氏家族的每个成员头脑都非常清醒，大家相互抚慰，鼓励坚持到底，即使被迫下到农村也要坚定信念，不能气馁悲观，要向好的方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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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3 2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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