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战役，川军旅长差点终结中国革命，被俘后两位元帅为其接风

华忠

土城战役，川军旅长差点终结中国革命，被俘后两位元帅为其接风                                                         2022-12-26 14:48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战役，但这次战役却没有像事先设定好的剧情那样首战告捷，而是让整个中央红军差点折在了一个川军旅长的手里，并就此终结了中国革命。
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此战经常被军史和历史学者们轻描淡写，即便是有人专注于对这次战役的研究，也大都带着对中国革命的朴素情感，极尽地以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来证明战役上的失误。
当然，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还是应该正视我们在一些艰难决策之中，犯过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并认真地汲取其中的教训，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下一次的战斗夯实胜利之基。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与朱德
本文将以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地详细为大家拆解关于土城战役的重要历史价值。相信大家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定然会有所收获。如果您现在时间不允许全文读完，建议您先收藏关注！
毛泽东重获军权，再次照亮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中央再次调整军事路线，明确中央红军即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中革军委初步的作战计划是，率先占领赤水县城，并以此为战略支撑点，打开北上之门。
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处，只有占领了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
作战计划制定完毕之后，红一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兵分两路向赤水县城方向移动。可当战斗打响的时候，红军才发现，川军的勇猛远远超出了之前所遇到过的任何一支军阀部队，异常凶狠。为此，红一军团的两路进攻部队都严重受挫，最终被迫撤出战斗。之后，红九军团也加入了战斗，可依然在川军的猛烈攻势下，无法实现既定战略意图。

毛泽东与朱德
由于红军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失败，中央纵队达到土城后，不得不重新调整作战计划。
毛泽东和朱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在土城与川军决一死战。
不论中革军委，还是毛泽东本人，对于这场战斗都抱有极大的迫切，因为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的第一仗，如果土城一战获得胜利，除了可以鼓舞红军之前萎靡的士气，突破川军严密阻截之外，在政治上也有着十分现实而特殊的意义。
由于敌情判断错误，中革军委遇到重大危机
中革军委原本以为在土城战斗中面对的川军只有三个团，而且红军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所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而来的川军，由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一举消灭这股川军。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1月28日凌晨开始，对位于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攻击。虽说红军进攻的坚决，但川军防守得更加积极，红军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川军的拼死抵抗，敌我双方胶着在了一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反复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红军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等
中革军委原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可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后，红军依然没能突破，面对川军强有力的攻击，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回援土城，但是第二师最快也得需要三个小时才能赶来。可此时川军的后援部队却到了，战况很快就向着不利于我方发展了。
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导致红三军团出现大量伤亡，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展开了长时间的肉搏。
弹绝之后的肉搏，是最为悲壮危险的时刻，也往往是一支坚守阵地部队的最后时刻。此时，更为要命的是，川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地位，多点突击成功，向着土城中革军委指挥部的方向打了过来。
中革军委一旦遇险，中国革命也就就此戛然而止了，这是我党所面临的一次重大危机。
总司令亲自上前线：“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军委指挥部背靠赤水，一旦土城被突破，军委将彻底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朱德提出要亲自上前沿指挥。作为红军的总司令都要上前沿指挥战斗，这在近代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说明形势已经严峻到了事关整个中国革命成败的紧要关头。
毛泽东起先坚决不同意，因为一旦总司令出了问题，他又如何向党、向红军交代呢？可是朱德去意已决，他宽慰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毛泽东问刘伯承参谋长：“我们附近还有部队吗？”身边的陈赓抢先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毛泽东对陈赓说：“跟着总司令上去，把敌人压下去。”

红军时期的陈赓
干部团同样是红军的命根子，每一个干部都是将来某一支部队的主要将领，但此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朱德的到来极大地提振了红军的士气，尤其是干部团加入以后，当这些戴着清一色钢盔的红军出现在川军面前时，川军即刻就在气势上败下阵来了。不负众望的干部团，一举逆转了战斗形势，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部跟前。
面对稍纵即逝的转机，中革军委在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战斗失利的原因，认为：此前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一万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必是凶多吉少。所以，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
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前方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部队架设浮桥，为红军一渡赤水做准备。

周恩来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怠。土城战役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可单从军事角度讲，这个教训就是在作战前犯了未能完全掌握对方实力的兵之大忌。
战役上的失败，战略上的胜利
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认为：战争中有计划的退却是为下一次的进攻做准备。所以，既没有单纯的进攻，也没有单纯的退却，只要对整个战局有利，不论是进攻，还是退却，不过都是为了战争的总体胜利做出的战术动作而已，不必过于在意。
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在《论持久战》之中较为详细的进行了论述。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问呢？我想是不可以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挥作战，从不会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在毛泽东的辩证法中，即便是退却了，但是歼灭和消耗敌人的目的达到了，并争取了时间和“广大的回旋余地”，因此战斗者的血一点也没有白流。

毛泽东写《论持久战》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以及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也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毛泽东关于土城战役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属于战术上的失败，同时又是战略上的成功。
两位元帅惺惺相惜战场上的生死对手，毛泽东在失败中汲取力量
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不论他当时站在哪一个阵营，在为哪一个意识形态所服务，单从军人职责的角度来讲，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的。

郭勋祺
土城战斗之后，红军官兵们都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他是一个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而当时重创红军，对于郭勋祺来说，也算是作为一名军人的职责所在，共产党并不痛恨他，反而十分尊重这位强劲的对手。
二十年后，一直都反对内战的郭勋祺将军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了我军的俘虏，刘伯承和陈毅得知后立即前往接见，并对这位过去的强劲对手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郭勋祺在见到刘伯承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刘伯承把手一挥说道：“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也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陈毅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深陷国共内战的郭勋祺并不愿与我军为敌，但却在蒋介石的胁迫下不得不前往襄阳。

陈毅
土城战役虽然打开了红军成功四渡赤水之门，但终究是一次失利的战斗，所以毛泽东在肯定了它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在时刻做着深刻反思。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第八届中央全会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又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
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这场战斗，并且在类似这些错误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
或许，这便是我党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