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王稼祥当选为书记,毛主席谈话直接打断他:你为什么不能担当
2023-07-18 13:08
七十年代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总理当众说了一段话: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然而,事实上,这番话并非出自周总理之口,这是一段毛主席对王稼祥做出的高度评价。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特别是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王稼祥总是能够站在毛主席的身边,与毛主席同心协力,共同为了党的事业并肩战斗。从革命时期,到建国后的新时期,王稼祥为我们国家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而领袖毛主席,是切切实实见证了这一切的。 图|毛主席、王稼祥、邓小平 初识王稼祥 毛主席与王稼祥的初次相识,是在中央苏区。 1925年,19岁的王稼祥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莫斯科的时候,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30年他才回到上海,受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并于1931年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彼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蓬勃发展,并在十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甚至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调集部队,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尤其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更是敌人“围剿”的重点。 从1930年起,毛主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朱德领导红军队伍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图|王稼祥 1931年,王稼祥来到中央苏区时,红军取得了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的胜利,正筹划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 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央局扩大会议,也正是在这场会议上,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久闻其大名的毛主席。会上,毛主席对当前的作战形势、以及敌我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王稼祥在人群中听得津津有味。 就在会议间隙,王稼祥主动走到毛主席的身边,向他开口说道:“毛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 毛主席点点头,赶紧回道:“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两人就这样约定好了。会议之后,中央局和指挥机关离开所在的江西宁都县青塘,转移到五六十里以外的龙岗古镇,毛主席、王稼祥都住在这里,二人也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 图|毛主席旧照 王稼祥住过来没多久,就受邀前往毛主席的住处,两人再次见面,没有太多的客套寒暄,而是默契地交谈起来。 王稼祥诚挚说道:“毛委员,我早就看过你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真是得益匪浅。” “王稼祥同志,我也拜读过你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毛主席对王稼祥也充满赞赏。 二人聊了许多,从王稼祥过去的个人经历到他在莫斯科的情况,从毛主席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到一步步上了井冈山,从过去谈到如今的反“围剿”战斗,他们的意见不是完全相同,但能彼此倾听,坦诚相待地各抒己见。 图|王稼祥 谈话间,毛主席还兴奋地坐在桌前,写下两行字,他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写完之后他便拿给王稼祥看。 王稼祥反复看了两遍,不禁钦佩毛主席的思想,赶忙急着想要抄下来,毛主席阻止了他:“不必了,这张就是专门为你写的,不过不是请你欣赏书法,是为了便于你记得这几句口诀。我们苏区军民,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可算人人背得,并且就是靠这个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 王稼祥连声称赞道:“好得很!概括得简洁明了,言简意赅,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体,令人佩服!” 两人纷纷表示要向对方学习,毛主席还与王稼祥约定:“从今有什么说什么,还可以争论、吵嘴,不过,君子动口不动手。”他又拿出厚厚地一沓材料,与王稼祥接着讨论起来。 毛主席思考时爱抽烟,他一边向王稼祥介绍着手里的文件材料,一边从口袋里去摸烟,结果掏出来的只是一个空烟盒,里面是空空如也。王稼祥注意到这个,立马说道:“我这里还有一包好烟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名牌烟,那是他在上海秘密工作期间,用来掩护身份的。 毛主席看见好烟,面露喜悦的神情:“好,三炮台,真难得!” 里面只剩下两支烟,正好够两人各抽一支,谈笑间,天亮了,外面响起了红军的号音,毛主席感叹:“起床号,天亮了,我们畅谈了一夜,误了你的好觉,抱歉,抱歉。” “不,该道歉的是我,我影响了你的休息,实在惭愧。”王稼祥也有些不好意思。 毛主席很大气:“深夜长谈,我是常事,只要你有兴趣,本人乐意奉陪。”两人在意犹未尽的气氛中话别,这一晚,他们从过去的不甚了解,到言无不尽,无话不谈,如此敞开心扉的交谈也为两人未来几十年的战斗情谊打下基础。 在日后的许多个关键时刻,王稼祥总是站在毛主席身边,义无反顾地给予他支持。 图|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主席、王稼祥 王稼祥在许多个关键时刻的支持 1933年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博古对李德的到来十分欢迎。博古将主持军事工作的希望寄托到李德的身上,每每有前线的电报传来,都是率先送到李德的住处。 而这位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高材生,常常是对着墙上的地图比划,不考虑敌情、气候等条件,口述命令,让翻译伍修权翻译成中文电文,再转交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洛甫签署后执行。至于他的命令,也常常是朝令夕改,总是弄得前线的战士们手忙脚乱,甚至会贻误大好的战机。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李德的指挥带来的常常是败仗连连,可博古等人还是企图通过李德,来排斥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图|李德 虽然此时王稼祥来到中央苏区的时间还不长,但他深深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他公开地、勇敢地将站了出来,表明自己支持毛主席的坚定态度: “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 ,继续指挥红军作战。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毛莫属。” 他力排众议,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稼祥还强调了一点:“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但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主席的主张。”这些都足以证明,他最为信赖的,恰好是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正确领导。 虽然王稼祥的这一番勇敢发言最后并没有改变毛主席陷入低谷的命运,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见并肩战斗的真心。 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主席、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红军反“围剿”战斗的结果显而易见,由于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也不得已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编在同一个长征队伍中。 毛主席经历过低谷,王稼祥在战斗中受了伤,历经苦难后的二人再度相见,王稼祥不仅感叹:“我们是不能离开部队的。” 毛主席也坚定地回答他:“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争取胜利呀。”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毛主席与王稼祥时常相互关心,那时王稼祥由于受伤还在休养,毛主席又在行军过程中不幸患上恶性疟疾,两人每每相见,便是互相关心彼此的身体,并一起讨论当下所面临的严峻的军事形势。 那时毛主席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只是受博古、王明等人所挟制,毛主席的正确主张难以实行,但不妨碍王稼祥还是乐于与毛主席商议这些重要的军事问题。 当毛主席哀叹:“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王稼祥劝他:“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图|长征中的毛主席与王稼祥 王稼祥在为此努力着,他找到张闻天交换看法,毛主席也得到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1935年1月红军行至贵州遵义时,在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促成下,一场会议在遵义召开,这,便是后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这场会议上,王稼祥再次态度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他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终于结束了王明等人的错误领导,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毛主席终于从低谷中站了起来,终于重新拥有了话语权,这对革命事业而言,是十分关键且重要的一步。 这个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少不了王稼祥的一力促成,毛主席后来也常常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图|遵义会议会址 从抗日烽火,到解放战争期间,王稼祥即使在身体负伤的情况下,也始终全力支持着毛主席的领导。值得一提的是,到今天几乎家喻户晓的“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当年就是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次提出的。 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民族解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理,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而今天,“毛泽东思想”五个字背后蕴含的无限真理,成了人们奉为圭臬的箴言。 他一路走在革命道路上,与毛主席等领导人一起迎来革命胜利的这天,迎来新中国成立的这天。 图|毛主席与王稼祥 1949年,在选定首都时,毛主席考虑了北平,也考虑了哈尔滨,在他犹疑之时,选择了与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一起商议,最终确定了将首都定在北平。 建国前夕,宣传工作和外交工作都格外重要,毛主席再次单独接见王稼祥,将这一重任交托给他:“有两项工作,中央想让你去做,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是出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间紧迫,两个工作都很重要,都适合你来担任。” 在深思熟虑之后,王稼祥选择了主任苏联大使,他也因此成为我国驻苏联首任大使,身上肩负着祖国,还有毛主席交给他的伟大使命。 图|毛主席访问苏联,右四为时任驻苏大使的王稼祥 历经多年革命风霜,以及几十年来的并肩战斗,毛主席总是会给予王稼祥极大的信任。就如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王稼祥被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他自觉自己难以当此重任,在收到任命的当天,王稼祥便找到毛主席,他表示:“主席,这次全会选我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这是个重任,我有愧接受,请党中央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比我对党更有贡献的同志来担任。” 毛主席微微一笑,当即反驳了他:“你为什么不能担当书记处的书记?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不要谦让了!” 尽管听到毛主席如此认可,王稼祥还是很犹疑,他仍然坚持表示:“主席,以我的资历和能力来说,我的确不能......” 他的这句话甚至还没有说话,便被毛主席直接打断,毛主席避过他的话,问道:“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找我吗?” 王稼祥回答:“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主席挥着手:“那不必谈了,接受任务吧!”他不愿再听王稼祥说下去,就这样,王稼祥成为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王稼祥又任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会委员、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等职,参与了许多重要活动,日子在忙碌与此充实中度过。 然而,他也有闲下来的时候,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伊始,王稼祥的人生走入了另一段“低谷时期”...... 图|王稼祥 王稼祥去世 “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毛主席从未忘记王稼祥做出的贡献。 但这个战斗了大半生的人后来在特殊的时期里,过上了十分悠闲的生活,他身体不好,每天除了读书,就是出门散步。 他始终惦记着国家大事,希望能再为祖国做一些事情,即使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高龄。 图|王稼祥(左五)、周恩来(左三) 1972年,王稼祥夫妇与王震夫妇、廖承志夫妇一同来到朱老总家中,朱老总告诉王稼祥:“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这让王稼祥特别高兴。 他主动写信,向周总理、毛主席提出申请,表达自己想要工作的愿望,这也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批准,毛主席亲自向周总理作出指示:“他是有功劳的人,很快让他出来工作。” 之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更是当众发言,点明王稼祥同志做的贡献,也证明,毛主席从未忘记过这位老战友。 1973年,年事已高的王稼祥被分配到做中共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原本中央计划接下来让王稼祥进入一个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班子,结果还未等到他正式走上这一岗位,王稼祥就先离开了我们。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 图|王稼祥 在他离开后,毛主席每每谈起他做出的许多贡献,哀伤不已,只能将这些情怀都转化为无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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