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从13岁学生到75岁老者，争相奔赴，它究竟有何魅力

华忠

抗战时期的延安：从13岁学生到75岁老者，争相奔赴，它究竟有何魅力                                           2023-12-14 12:10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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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万分：
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

陈云秘书刘家栋(1917~2012)：
整个抗战期间，约有二十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十万人次。
1、革命为何对学生有吸引力？
1937~1942年，延安先后创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接收未立即获准入延左翼青年)等17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平均支付10.5元/月。

1940年10月，中宣部、中央文委《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
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须知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相当声望、能有一艺之长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对内对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响。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地使用，使他们的写作和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
革命本身就是青年的盛大节日。
1848年蒲鲁东说：“让我们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好的、有实际意义的，那就是革命。”列宁引用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1948年北大女生乐黛云：“我喜欢念书，但更惦记着革命。”革命任何时候都比读书更吸引青年。北大中文系1948级27名学生，至1950年仅剩五人，其余全都参军搞革命去了。革命将未来涂抹得一片绚丽，这片绚丽沉淀在青年心中，成为磐石般的信仰支柱。他们将所有艰难困苦视为“玉成于汝”的前奏，看成对自己革命意志的考验。

正义、英勇、浪漫、新奇、神秘……延安青年最欣赏的诗句是：“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
抗大校歌“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一轮新阳将从自己脚下冉冉升起，最灿烂的黄金世界将由自己发放入场券。他们坚信革命前途，感觉胜利在望，不像大革命一代因“反革命力量还强大”，态度上尚有相当保留。1925年入党的谢觉哉，接家乡胞弟来信，托兄长谋差，谢觉哉回函：“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你不要来，免受牵累。”
2、朝圣的革命者
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知青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只有十二三岁。
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1984年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安；最则有75岁老头，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工程师……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锦衣玉食的上海小姐，南洋华侨。16岁重庆女孩何鸣：“听了丁玲的演讲，再看《新华日报》，当时觉得女孩子的出路，只有走革命道路。”她带了四十块光洋，走了两千公里，四十天后到达宝鸡，才坐上火车到西安。

“西安八办”同意她入抗大，她再与90多位同学走了九天，来到延安。这座小城顿时成为一座充满朝气的青年城市。即使是我党的领导人也入中年，延安“五老”——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均出生1880年前后，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大致也都40多岁。
江文汉记述：
“新的延安看上去真像一所学院城，前前后后挤满了学生。”“他们讲着不同的方言，男女之间显得很融洽，十分坦率和自然。”
陈学昭：
“走在延安街上，自南至北，一条短短的大街，挤着无数的人，同了无数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口音。延安是这样的挤满了人，简直是水泄不通。”
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
“胳膊碰胳膊的世界”、“延安的空间肯定要比华尔街的宝贵多了”。“延安是平津失陷后的一座学生城。在延安，最惹人注目的不是边区政府，也不是八路军，却是陕公（陕北公学）和抗大。”
1938年的延安：
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一批上海知青历时13个月，行程万里到达延安，“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许多青年走到南十里铺，哨兵告知从这里开始就算到了延安，有人跪地，捧土紧贴胸口：“祖国啊！就剩下这块干净的土地了!”
赴延知青王云风赋诗《奔向光明》：
“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1938，一些青年“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一位川籍教师激动地伏吻泥土，兴奋大喊：“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
1941年3月初，画家张仃与艾青、罗烽及严辰夫妇历经四十七次盘查，终于跨进“自己的土地”，见到手执红缨枪的妇童，张仃忍不住在黄土地上打了几个滚，高唱《国际歌》》。诗人侯唯动1993年还写有“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延河圣水。”
柯仲平(1902~1964)《延安与青年》(193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赴延青年一到延安，招待所，等待中组部谈话。然后领取介绍信去“陕公”、“抗大”或直接分配到某机关。

清华女生章君宜就是由青委副书记胡乔木直接从招待所领走，进青委任《中国青年》编辑。1938年秋，留欧八年的朱光潜博士致信同学卞之琳、何其芳，表达赴延愿望。因交通阻塞，1939年初朱光潜才收到边区教育厅长周扬的邀请函，此时朱已执教内迁川中乐山的武汉大学，未能去延安。“
3、延安的魅力所在
抗战初期，一位日本士官学校成绩第一的毕业生，国府各军事机关争着要他，他却赴延安当了抗大教员，甘愿每月只有五元津贴，许多同学劝他回南京当校官，月薪百余元，他一一拒绝。
白区青年党员如游子归乡，不必再为逃避搜捕东躲西藏，不必再为衣食奔波，原来负有为之才，处无望之世。如今一下子天高地阔了，可以“自由呼吸”，对比感强烈，通畅极了。“延安生活真痛快，在延安精神上真痛快!”
何其芳(1912~1977)抵延两月：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
1944年5月，老外红青马海德(1910~1988)对美国记者说：
这儿绝对没有职业上的妒忌。这都是由于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特别光荣恩惠的竞争的缘故。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就像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满意与失望彼此都有份儿。”
冼星海抵后，他的感受是延安的窑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

徐懋庸(1910~1977)：
对延安的一切非常满意，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启发，我观察在延安的那些上海的熟人，绝大部分在精神面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至少都是愉快的。
1938年秋抵延的何方：
他们(三八式干部)当年离开国统区、走向解放区，就是因为虽然国共都抗日，但国民党却专制腐败，共产党讲求自由民主。现在想起来还使人感兴奋和怀念。特别使人留恋的还有一点，就是思想解放，敢想敢说的风气，无论是开讨论会，还是平时谈话，经常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一些批评和争论在报刊上也可以经常看到，更不用说街头的和各单位的板报了，从国民党地区来的知识青年，对这种自由民主空气感到可贵是很自然的事。
抗战时期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真是生龙活虎，劲头十足。自由空气和平等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1939年何方抗大毕业，原调他去军委三局通讯学校，何不同意，也没勉强，“那时还比较民主，注意征求个人意见。””错误在延安起来……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1940年，何其芳：“我们没有见过另外的国家可以这样的自由呼吸或者我们生来要把童话变成现实”。

“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多开心多痛快!胡绩伟抵延时正好赶上1940元旦会餐：
真是想吃多少就给多少，敞开肚皮吃肉，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尝到了一点“各取所需”的味道。…..到了延安，马上就有工作，马上就不愁吃穿住，当时，对这种“铁饭碗”的供给制，真是“山呼万岁”!民主圣地的延安就像磁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我。
1980年代，李维汉无限怀念延安时代：
没有人认为做了自我批评，就是丢人。也没有人听了别人的批评，就脸红。这是多好的同志关系!”
八十年代，冯牧等鲁艺同学去中组部招待所周扬，回忆起延安时代，大家非常激动，流了眼泪。
冯牧(1919~1995)：“如果再回到那个时代该多好啊!”周扬：“是啊!那个时候想的都是如何革命?为了一个目标，无忧无虑。还有什么能比亲身参与改天换地更激动人心，还有什么能比双手托起新社会的红太阳更富有诗意，更值得兴奋自豪?”
一切因理想而升华，延安传唱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符合青年性格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甚异于国统区的社会氛围，来自各大城市的文化青年，体验斯巴达式生活，感觉新鲜强烈。

大批知青赴延，当然出于现实与理想的双重价值取向，抗日救国，马革裹尸、何其壮烈!从长远看，延安乃“民主中国的模型”——鼓励学术研究、保证言论自由、革除封建陋习、主张男女平等、高扬革命道德、倡导平等友爱，可实现人类最高理想。
延安竖旗：
“我们既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也决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包办。一切都使赴延青年觉得来对了，党正率领大家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崇高的道义使他们拥有巨大价值自信，这份自信又转化为对革命信仰的坚决护卫。
延安依靠抗日民主这两面大旗获得最强固的凝聚力。
从终极价值角度，我党对自由的允诺才是大批知青赴延的最大驱动力，如果仅仅为了抗日。他们不一定要赴延，完全可以就近参军。

大批知青赴延还有一个“历史必然”的原因：反感国民党，就只能选择拥抱共产党。
4、他们缘何放弃优渥的生活环境？
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不仅出现“不肖子孙”，还有全家加入我党，投身革命的“满门忠烈”。河南滑县大地主兼世代名医聂元梓家，拥田几百亩，兄妹七人，六位1933~1937年入党。父母捐出土地随军行医，一路跟进北京城；惟二哥从医，亦为烈属。
淮安工商地主家庭的清华生杨述，将母弟妹五人带人中共，母亲哥嫂不仅入党，还变卖全部细软交了党费。国会议员、大地主家庭出身的李锐，姐弟三人，他与二姐夫妇加入中共，大姐也是心向革命者。
北洋外交官家庭出身的王光美五兄妹先后加入我党。1925年秘密入党的无锡大家子弟严朴，其妻将四个女儿(严慰冰等)带入中共，“一家女八路”。
张瑞芳之父早年参加孙中山政府，1928年捐躯疆场，母亲乃著名“八路军老大姐”，带张瑞芳兄妹五人加入中共。1940年代加入中共的国府高级人士：续范亭中将、范龙章少将、陈瑾昆司长(曾任最高法院院长)、张冲军长。
出身知识世家的钱理群(1939~)，父亲为国府农业部常务司长(相当副部长)，家中两党杂陈。父亲、三哥是国民党，二姐与哥哥是共产党。

钱先生：
历史就是这样∶在二十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
蒋介石特赐“黄埔三期”出身的韩练成(1908~1984)，中原大战救蒋有功，蒋绝对信任的中将军长，居然是我党党员。
张治中问周恩来：”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跟着共产党走?”周恩来答：”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1944年6月延安大学教育处统计，该校及分校学员家庭成分中农以上84.5%，出身学生或教员77.6%。抗大学生出身中产以上几乎占一半，如第四期第四大队1017名学员，工农出身561人，占55%；官僚、资本家、地富家庭194人，19%；年龄23岁以下677人，66%；24~30岁293人，29%；30岁以上47人，仅5%。

据统计：1938年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1939年发展到二十七万人。至1940年底，发展到近四十万人。
彭德怀：
八路军抗战第一年从不足三万扩至二十五万。第二年，华北成为中共最大根据地——党员六十万、军队二十余万。南方的新四军由最初的1.02万人发展为1938年10月的2.5万人，至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已由初到苏南的四千余人扩至1.4万余，吸收了大量知青和医务、技术人员，不少来自沪宁等大城市，提高了全军的文化素质。
清华哲学系才女章君宜(1917~2002)，1934年曾同时考取清华、北大、燕京，但她决定从政——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

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5、贫穷的革命朝圣者
穷则思变，贫穷固然是革命的天然元素。
1925年秋，湖北送11名团员留苏，自行解决从汉口到上海的路费及服装。贫家子弟伍修权拿不出这笔钱，靠武昌高师附小老师慷慨解囊四十元，才得以成行。而熬度西伯利亚寒冷的那件短大衣，由同学相赠。
各地赴延红色青年，光凭革命热情与青春决心到不了延安。“一二·九”入党的李锐、范元甄没有经济来源，衣食住行、婚嫁病残都需要家庭亲友资助。

赴延知青何方：
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花钱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钱。路费和行李要自理。……所以那个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穷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二是即使听说过，一时也不容易筹到路费和准备好行李。”
1937年9月下旬，上海战事危急，朝鲜青年郑律成(1914~1976)想去延安，苦无路费。姐夫杜君慧带他去见李公朴，李立即拿出三十银圆，再由成行，送给他日记本、毛巾牙膏等日用品。
1938年9月1日谢觉哉日记：
“要往抗大的青年多数是瞒过家庭，筹不到旅费。虽然学校方面能于西安接收，但兰州到西安仍需二十元以上。”
陈企霞五弟陈适五靠朋友资助四十元，得赴延安。因此，赴延青年绝大多出身不佳，均为地主、资本家、官员、教师等有产或中产家庭，无产阶级家庭本身很少出读书郎，更不可能送赴延安。

1938年3月，中共中央电示东南分局：
步行每日路费至多五角，四川学生多由成都步行，走三十天，路费十五元。坐车则费六十元，淮北由汉口步行，恐亦不过此数。
1938年夏，陈荒煤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除了拿到吴奚如开给董必武的介绍信，还得到阳翰笙20元资助，这才乘火车赴西安转延安。
川东党组织为资助穷苦学生赴延，说服《万州日报》总编，空出两个编辑名额，工作由其他编辑顶替。腾出两份薪水专门资助缺少路费的赴延学生，0~50元不等。
1941年初，艾青、张仃、罗烽三人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安排赴延，临行前周恩来致送盘缠。贫苦子弟赴延安一般只能步行，山西夏县工人之女侯波拿走全家仅有的四块银圆，一路乞讨走到延安。就是有钱，西安至延安不通客车，得自背行李步行。据江文汉的数据，西安至延安约290英里，即481.18公里。就是有车，土石公路坑坑洼洼，路况甚差，要走三天。
1939年11月下旬，胡绩伟搭乘军车，走了一个多星期，才从成都到达宝鸡。这位23岁川大生，第一次见到铁路。

章士钊(1881~1973)多年后评析：
盖当时论家好以将来之未知数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逻辑直犯倒果为因之谆，而论者不顾也。卒之此类论点，往往助长少年人之朝气，于革命里程有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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