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诉衷情》真的是晚年毛主席写给周总理的吗？三大疑点值得商榷

华忠

这首《诉衷情》真的是晚年毛主席写给周总理的吗？三大疑点值得商榷                                                         2024-01-04 11:27                                       

    发布于：山东省
   
近年来，有一首词牌名为《诉衷情》的词作广为流传：

  当年（一作“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一作“竟”），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肯将夙愿，

  付与东流？

在一些文章中，言之凿凿的指出，这首词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他82岁高龄时写给周恩来总理的。
也有文章认为，该词创作时间为1974年12月26日，还给其加上一个题目——《给总理》，也就是说是毛主席在自己81岁生日那天写给周总理的。

这首《诉衷情》起初是以传抄的方式，在民间传播。而真正见之于公开出版物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十年后的1986年。
1986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舒群编著的《毛泽东故事》一书，书中舒群引录了这首词作。但他特意说明这首词“得之于传闻，无法查对核实”。
由于《毛泽东故事》一书的影响，以及近年来一些网络文章的推波助澜，让很多人坚信这首《诉衷情》确定无疑出自毛主席的手笔，甚至是垂暮之年的毛主席诗词创作的“绝笔”。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公开出版的许多鉴赏毛主席诗词的图书也收录了这首词，并进行了赏析。
然而，只要细细分析这首词作的传播发表方式、平仄格律以及其思想格调，基本上可以断定其并非出自毛主席的手笔，而是一首伪托之作。

首先，这首《诉衷情》的传播过程和发表方式令人蹊跷。 这首《诉衷情》最早是在1976年以手抄的形式广泛传播。
十年后的1986年，作家舒群在《毛泽东故事》中引用了这首词，并且由作家出版社公开出版，使这首词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中。
但是，无论是1976年的传抄者，还是《毛泽东故事》作者舒群，谁也没有见到过有关这首词的毛主席的手迹。
长期以来，有关毛主席一些诗词的真伪问题的争辩，从来没有间断过。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某一首诗词是毛主席的作品，显然都是不严肃和草率的。
一般而言，辨别毛主席诗词的真伪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经毛主席本人亲自审定确认，一种是根据毛主席手迹确定，一种是通过毛主席的战友及身边人来佐证。
满腹才华的毛主席一生的诗词创作活动丰富多彩，但是经他本人亲自手定正式发表的并不多。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的18首毛主席诗词，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所收录的37首诗词，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修订和确认的。这些作品毫无疑问都是出自毛主席的神来之笔。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刊物发表了毛主席创作于1965年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在这两首词的标题下，有着卧病中的毛主席笔迹颤抖的签名，可见这两首词是经过毛主席确认并公开发表的。

9日毛主席逝世后，报刊上陆续发表过毛主席生前创作的一些诗词，这些诗词之所以被确认为毛主席诗词，是以档案馆里保存的毛主席的手迹作证的。
1977年9月9日，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头版首次公开发表了毛主席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诗词作品——创作于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创作于1963年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和创作于1964年的《贺新郎·读史》。
为了确定这三首诗词作品是出自毛主席的手笔，《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毛主席亲笔书写的这三首诗词作品的手迹影印件，让人们在品读毛主席诗词的同时，一睹毛体书法的独特风采。

对于那些既非毛主席生前亲自审定、又无毛主席的手迹佐证的搜集到的，而又被认为是毛主席所作的诗词，该如何确定其真伪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对抄件的版本作深入研究，考察版本的来历、考察同版本相关的人和事，以求得佐证。
譬如影响非常大的毛主席所写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最早非正式地发表于1947年8月1日出版的由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上。编者在按语中只是简单地说： “这里搜集到毛主席在长征中所作的两首诗词”(另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 。至于怎么“搜集”到的、从哪里“搜集”到的，则没有具体说明。
《战友报》的注释里，还认为这首诗是毛主席在长征途中腊子口战役胜利之后所写，并通过电报发给彭德怀。
1957年2月，《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信，请他校阅并准予在该刊上发表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毛主席回信说：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 ，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

那么，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毛主席作的呢？
1983年，彭德怀传记组工作人员对其作了十分认真的考证。他们查阅了此诗的受赠人彭德怀的自述，查阅了黄克诚大将悼念彭德怀的文章，查阅了伍修权的回忆文章，并向杨尚昆、王震等领导人作了调查。在得到这些当事人和熟知内情的人的旁证材料以后，才确认这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确实是出自毛主席的手笔，并且也厘清了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和背景。
原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主席和彭德怀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以沉重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陕北根据地，电文中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击败马家军骑兵后，毛主席兴奋地写下了这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首句即用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一句，但改“沟深”为“坑深”。
彭德怀本人在《彭德怀自述》说，当他看到这首诗后，把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原诗送还了毛主席。
于是，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将这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收录其中。

在急剧变化的战争年代，特别是长征时期，毛主席的手迹可能会遗失，因而他写给彭德怀的这首六言诗没有手迹佐证是可以理解的。让人欣慰的是，幸亏有那么多人见证了这首诗的存在，从而让毛主席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一首六言诗没有遗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的二十多年后，毛主席的文稿和手迹早已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和保存制度，如果《诉衷情·给总理》是毛主席创作的，如此重要的诗稿，怎么不会保存手迹呢？既然是毛主席赠给周总理的，也应当有严格的传送过程，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理应看到和读过这首词；但是，至今为什么没有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到过这首词作呢？
其二，这首《诉衷情》平仄押韵上的“硬伤”，不符合毛主席对旧体诗词在格律上的严谨要求。 毛主席不提倡在年轻人中推广格律诗词的创作，1957年他写给《诗刊》编委的信中说的“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 贻误青年”;但同时他也强调既然要写格律诗词，就必须符合平仄押韵等格律方面的基本要求。
1957年，毛主席在与著名学者冒广生的谈话中，对冒广生所提倡的“词体的解放”，表示了不同意见。毛主席一面说“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花偌大精力去搞”，但他又强调“老一辈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

1965年，毛主席在给陈毅元帅的著名的谈诗的信中，委婉指出陈毅的五言律诗不合格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毛主席一贯认为，既然作格律诗词，就得遵守平仄押韵对仗等诸多方面的规则。
毛主席在诗词创作中，是比较严格地遵守诗词格律规则的；由于娴熟地掌握了格律，他也达到了作诗填词信手拈来而不逾法度的自由境界。
由于对格律上的严谨态度，因此在自己的诗词作品公开发表前，毛主席都要先让在格律诗词上造诣颇深的“行家里手”如郭沫若、臧克家等人过目，让他们“不吝赐教”，以确保每一首诗词不存留平仄押韵上的瑕疵。
那么，对这首《诉衷情》详细解析一番，其平仄押韵如何呢？

从这个检测结果来看，这首《诉衷情》存在平仄问题达九处之多，存在一个押韵问题，可谓“遍体硬伤”，简直不忍直视。
很显然，对自己的诗词要求严格的毛主席，不会将这样一首粗糙的作品赠送给周总理，更不会让其任人传抄，广泛流传。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逝水年华》提到，他曾就传说中的毛主席赠给周总理的这首词《诉衷情》的真伪请教过钱钟书。钱钟书的回信直截了当地说：“非真笔，不合词律，即可知必出于生手学作”。
其三，从思想格调上分析，这首基调消极、悲凉甚至有些绝望的《诉衷情》，不符合毛主席诗词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风格。 开国领袖毛主席一生充满豪情，充满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这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克服数不尽的艰难困苦，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他创作的诗词中，从而形成了积极乐观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
万里长征，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然而，毛主席在《七律·长征》中,豪情满怀的咏唱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初到陕北，只剩万余红军，外有强敌环伺，内有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毛主席却对未来充满了无比自信，他在《沁园春·雪》中，振聋发聩的高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充满睥睨古今、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

在亲手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毛主席的万丈豪情和坚定的革命自信，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更是得以酣畅淋漓的抒写。他在《念奴娇·井冈山》中写道：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面对西方的围堵、苏联“老大哥”的打压，他毫不畏惧，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藐视道：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七律·冬云》中，他高歌：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在他的眼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困难终将克服：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对自己身后的未来的中国，更是寄予了无限的憧憬：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如此乐观，如此自自信，如此豪情的毛主席，怎么会在词作中发出“江山靠谁守？” “你我之辈，肯将夙愿，付与东流？”如此消极悲观之问呢？
毋庸讳言，在毛主席生命的最后几年，特别是1971年9月13日他亲自确立的接班人林彪，在异国他乡机毁人亡之后，他亲手发动的那场革命造成的国内局势的某些混乱，着实让他忧虑，让他伤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就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就对中国的前景充满悲观。一生乐观豪迈的毛主席一贯认为困难是暂时的，一贯主张“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彼时，他虽然年迈体弱，重病缠身，但他仍然从容不迫的应对各种危机和乱象，高瞻远瞩的对他身后的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和战略布局。
1972年，毛主席带病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破冰”中美关系；他确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为他身后的历史性大转折和改革开放已着“先鞭”。

毛主席还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不断超越，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下一代人会胜过前代。他认为自己有生之年不能解决的难题，后世会成功破解。毛主席曾形象地说： “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基于这种历史的自信，很难想象他会在自己的生命尽头写出“你我之悲，肯将夙愿，付与东流”这样的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悲观的词句。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功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如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了毛主席《卜算子·咏梅》中的词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如果毛主席在天有灵，当他看到如今盛世中国的繁花烂漫时，定会欣慰地“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