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共“王牌特工” 五重间谍史上罕见 华一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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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共“王牌特工” 五重间谍史上罕见

1927年袁殊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相互刺探对手的战略方针、兵力部署、军事动态等各种情报，中日双方相互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情报战，各方各路人马轮番上场，高潮迭起、异彩纷呈。
早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派出了上千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并建立了规模极为可怕的在华间谍网，为日后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做了极为充分的情报准备。为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顺带为可能的反共作战等做准备，国民党当局也积极努力建设自己的情报系统。虽然捅出了许多幺蛾子，但也为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反情报战的同时，也在沦陷区，甚至日本军国主义的老巢东京积极建立自己的情报网，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特工”。这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不分出身，不分国籍，都在默默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文就要介绍当中的3名“红色特工”，以纪念抗战中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们。
袁殊：人类间谍史上罕见的“五重间谍”
在间谍圈里，双重间谍乃至三重间谍都颇为常见，但同时为五家客户做事的间谍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属于独一份了。这为名叫袁殊的“红色特工”除了是我党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之外，还同时有着中统、军统、侵华日军以及青红帮的五重身份。
正是由于这种奇特的五重间谍身份，这么多年来，关于袁殊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早在抗战结束时就有人说他是“民族败类”，国民党甚至一度还打算在抗战结束的时候以汉奸罪名起诉袁殊；解放后袁殊也因为卷入了潘汉年案而被捕入狱，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即便如此，近年来民间关于袁殊的争议都没有平息下来。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袁殊的多种身份是以为中国共产党服务为主的。
1911年4月，袁殊出生在湖北蕲春一户没落的官宦人家。在袁殊8岁的时候，他随母亲贾氏来到了上海投奔父亲袁晓岚。虽然当时正在和女学生打得火热的袁晓岚把贾氏冷落在了一边，但他仍然关心着袁殊的成长。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殊接触了各种思潮，参加了五卅运动，还改掉了自己的原名“袁学易”。
1927年，袁殊参加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18师政治部连指导员，还在他父亲的友人胡抱一的提携下加入了国民党，但这一关系并没有避免袁殊在“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清党的命运。1929年，袁殊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并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
由于袁殊与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表哥贾伯涛还拥有黄埔一期毕业生的身份，因此袁殊接到了打入了国民党特工组织的指示。在1932年进入系统后，“朝中有人”的袁殊可谓是平步青云，成为中统的一枚红人。后来他在吴醒亚介绍下，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通讯社之一新声通讯社的记者。
在新闻学学术领域，袁殊是一个标准的天才。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概念的人，还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纪录，而且袁殊善于交际的性格也为他做记者获得了极大的便利。期间袁殊团结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为中共的事业工作，还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正由于他拥有这一渠道，袁殊的涉日消息又快又准，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这自然得到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
但在1935年，袁殊暴露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被军统特务逮捕，这成为了他人生最大的污点，著名左翼学者夏衍还差点因此被捕。但在审讯中，袁殊除供出自己参加“中统”的内情外，几乎什么都没交代。考虑到吴醒亚的面子以及日本方面的反应，袁殊很快就被释放了，随后他再次赴日留学，继续为日本外务省工作。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袁殊1937年春回国，同时为中统吴醒亚，以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工作。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并开拓情报来源，袁殊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红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潘汉年重新回到上海，此时袁殊主动找到了他，认真汇报了自己近几年的经历，同时将一份从日本带回的军用地图作为情报资料交给潘汉年，表示愿意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袁殊在潘汉年的导演下，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与日方颇有联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
这样，袁殊获得了军统的身份——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来他还出面组织了“兴亚建国同盟”，俨然成为了一个汉奸小头目。这样，袁殊凑齐了共产党、国民党中统、军统、日本和青红帮的五方背景，成了“五面间谍”。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深入日军阵地侦察，把这些军事情报统统提供给了潘汉年，部分情报也在经过选择之后交给了戴笠；而在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率领军统特工成功炸毁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
此后，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国民党方面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另一方面，袁殊打着“岩井公馆”的招牌，利用岩井英一的钱为党组织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了中共的情报工作据点。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与此同时，袁殊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与对待国民党方面一样，袁殊交给日本人的情报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都可以通过公开途径找到，全都没有特别的情报价值。
但袁殊从日本人那里获得的情报有哪些呢？我们简单列举一下：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总而言之，袁殊获得并交给党组织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依靠着袁殊获得的战略情报，党组织建立了一系列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同样由于袁殊的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一言以蔽之，当时的袁殊虽然公开背着“汉奸”的骂名，但他却在隐蔽战线为抗战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袁殊与日伪、国民党、共产党都有联系；对此日伪、共产党、国民党等各方都是知道的，但在多种面目中，袁殊是以为中国共产党服务为主的。他担任日伪职务期间，没有做一件危害人民的事，而是尽量保护和营救被俘的抗日干部。虽然日伪和国民党对袁殊都不太放心，对他进行过调查，但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竟然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对此袁殊在建国后常常对人说，抗战期间我党的敌后工作，幕后指挥的是潘汉年、王子春，但在台上表演的是我——袁殊。
抗战胜利后，得知国民党将以汉奸罪名起诉袁殊，中共将袁秘密转入根据地，并于1946年在根据地重新入党，后任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建国后袁殊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负责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55年袁殊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1982年后随潘汉年彻底平反而获得平反，1987年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左起：张景惠七夫人徐芷卿、张景惠、张景惠二儿子张绍纪（张梦实）和侄子张绍维

从大汉奸的公子变成“红色特工”
稍微了解抗战史的都知道伪满傀儡政权“总理”张景惠的大名，但很少人知道这么一个大汉奸竟然有一个为共产党做事的儿子。这位原名张绍纪，后改名为张梦实的红色间谍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正义事业，毅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了一名“红色特工”。
虽然张绍纪是张景惠的第二个儿子，但由于长子不成器，因此张景惠待张绍纪如同独生子一般娇宠，甚至他到了九岁还不会系裤子。与此同时，张梦实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原本住在哈尔滨的张景惠举家迁往长春，出任伪满“参议长”和“军政部长”。当时张绍纪的堂兄张绍维（又名丁非）正在上中学，回家后就经常给年幼的张梦实介绍民主、自由、反封建、反剥削、共产主义等各种进步思想；同时因为汉奸儿子的身份，张绍纪在校园里经常受欺负，被同学无缘无故地针对。正因为如此，虽然张梦实从小锦衣玉食，但他的童年却过得十分压抑。
1940年，张景惠把张绍纪送到日本，与张绍维一道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就在留日期间，张绍纪接触并喜欢上了马列主义著作，还加入了堂兄所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就这样，在堂兄的引领下，张绍纪走上了一条在他看来满眼光明的道路：革命。对此张绍纪曾这样描述过他当时的心情：
“我就感觉着我眼前一亮，亮什么呢？我也找着出路了，出路什么呢？抗日。就是你有一个真正的奔头，你就是要为这个努力，人活这一世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为点什么，应该为自己的信仰。”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局已经明显，本土不断遭到美军轰炸。此时的张绍纪接到了党组织的命令：结束留学生活回到父亲身边，他从此也正式开始了跌宕起伏的“潜伏”生涯。
从表面上看，伪满的执政形式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制订政策法令的草案，提交给伪满皇帝溥仪批准后，再由总务厅交由下设的职能部门执行。但这一套执政形式是公开的也只是名义上的，对实际操作的程序，溥仪曾形象地比喻道：“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溥仪自己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而吉冈安直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但这个“强力高压电源”的具体运作是如何呢？此时的张绍纪接到了中共上级组织指示——尽快摸清伪满政权决策过程。
当时张绍纪被分配在长春情报小组，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获取日军情报，安插我党同志。一次，伪政府次长谷次亨在聚会中自我吹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重大情报：长春有一个秘密的“火曜会”，是日本关东军对伪满傀儡政权实施监控决策的机构。
张绍纪清楚地了解谷次亨爱吹牛的性格，因此他便经常有目的地奉承谷次亨，和他聊天闲侃。渐渐地，张绍纪摸清了“火曜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和决策内幕。此外，张绍纪还通过特殊途径，陆续刺探到了伪满以及关东军兵员编制、武器装备、秘密军事部署等信息，甚至还搞到了伪满主要城市、要塞、港口设施、机场基地等详细地图。

谷次亨

据说，当东北情报完整、准确地陆续送达延安时，毛主席曾经兴奋地说：“东北并不是铁板一块啊，伪满洲地下工作看来大有可为！”然而当时毛泽东却并不知晓，这些绝密情报竟来自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公子之手！
日本战败后，根据党的指示，张绍纪与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对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张绍纪被混在伪满大臣和高官等汉奸里，一起抓到飞往苏联伯力的飞机上，被关在伯力监狱。作为一名“囚徒”，张绍纪心里十分难受，度日如年，他多次反映申诉，要求立即回国，但苏方管理人员回应说：“这么大的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事情太多了。哪里能有时间专门甄别你一个人？等你们的政府一成立，马上送你回去。”
1950年5月，张绍纪作为第一批被遣返回国的战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被关押在沈阳监狱，让他苦闷不已的是手头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正在这时，监狱下发了一张个人简历表，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何种反动会道门？”张绍纪眼睛一亮，机会终于来了，他用笔勾掉了“反动会道门”，填上了“没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并注明了证明人。恰巧，张绍纪填写的一个证明人此时正在东北公安部工作，并管理着这个监狱。表格交上去了，东北公安部在了解情况后很快将他释放，重新分配了工作。张绍纪百感交集，向组织申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实，寓意着梦想实现了。
1950年8月，当父亲张景惠随同溥仪等人作为第二批遣返战犯回国时，张梦实已经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看守。为了安抚溥仪等人的恐慌情绪，我党和政府特意安排张梦实和溥仪、张景惠等人见面。父子相见，百感交集。1959年1月，张景惠病逝。若干年后，张梦实在档案馆中看到了父亲的自白，其中有一句话写道：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而张梦实在1956年正式入党，担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中西功

中西功
在抗战中，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还有着一群特殊的“敌国战友”。在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反法西斯反侵略志士，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反法西斯的战斗，在情报战线上冲锋陷阵。中西功就是这些日本同志的代表。
1910年，中西功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学习勤奋的中西功在19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公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1930年的日本，全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军国主义氛围，“东亚同文书院”这所学校也是日本豪门近卫家族为训练侵华骨干而建立的特务学校。当时的中西功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在日本质朴善良却受过许多对华歪曲教育的他，到沪后发现周围的中国人常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开始时他认为是“支那人”对日本的固有敌意，经过中共地下党员、书院教师王学文的讲解后，再认真了解历史，中西功才知道这是日本的侵华政策造成的。
随着不断的学习，中西功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日益加深，他抛弃了军国主义的祖国日本，坚定站在了中国人民一边，还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0年，当他发现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来沪参观是为了熟悉侵略战场后，中西功立刻赶印了反战传单加以宣传；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西功又立刻以“撤出侵略战争”为口号组织斗争，迫使领事馆同意包括中西功在内的一大批被强制送上战场的日本学生回国。
在回国的轮船上，中西功遇到了尾崎秀实这个改变他一生的人。那一年，中西功22岁，尾崎秀实31岁。当时，尾崎秀实的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
1934年，中西功进入日本在华最重要间谍机关“满铁”调查部工作。由于中西功深谙中国国情，他于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公室调查处主任。同年日本“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中西功借调来沪，没想到这个“支那通”从事的却是相反的工作。
中西功这次到达上海后，通过同文书院同学、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色特工”。此后，中西功把日军特务部的绝密资料，如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秘密发往延安。
对于中西功的工作，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曾回忆道，当时日军的重要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而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则都是发生在中西功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战略动向成为了反法西斯国家关注的焦点。在了解到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后，苏联将大批部队西调，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而这个情报的获得，中西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1941年10月，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这份非常简单的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从速避往解放区。当时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均已经被日寇逮捕，而日本决策层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具体日期尚未最后拍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西功相信尾崎不会供出自己，又考虑到这一岗位他人难以替代，便以高度责任感，决定冒死也要“向东去”返回东京。经过中西功的努力，他终于获得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确日期，向中共组织作了报告。
1942年5月，日军为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发动了浙赣会战。期间中西功搞到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战场后出走，前往根据地。但在中西功发出日军将发动中途岛海战情报的第二天，他在杭州被“特高课”特务逮捕，被直接押往东京。中西功被捕后，他一度被拷打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但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只坦然承认为了信仰曾向中共提供过情报。
在中西功不幸被逮捕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愤怒地批判中西功，称他的行为“出卖了日本国家利益”。如果说军国主义者对反法西斯战士的愤怒可以理解，但在今天的中国国内，竟然也有个别人附和日本右翼，称中西功和他的同志们是“标准的日奸”。对于这样的声音中西功是如何回应的？
在接受审判时，中西功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日本国家和日本人民将因为侵略战争而万劫不复，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证明了在二战期间，反对侵略战争就是日本最高的国家利益所在。在东京法庭上，中西功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中西功不仅是一个英雄的国际主义者，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把“日奸”的名头按在昭和军阀而是扣在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的头上，是一种极为荒谬的观点。
1944秋，日本法庭判处中西功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
但幸运的是，死刑并没有马上执行，据说是因为中西功在被判刑的同时开始写《中国共产党史》。中西功在书中展示了他极高的知识水平，翔实的资料和严格的逻辑分析让“特高课”十分感兴趣，于是准备让他写完了再处决。谁知中西功越写越多，还点名要求同判死刑的西里龙夫合作撰写。虽然《中国共产党史》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还是没写完，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却因此亲眼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最终失败，两人也于不久后出狱。
出狱后的中西功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1946年6月，他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同年参加设立中国研究所。1947年4月，中西功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参加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并当选。随后，中西功还担任过日共神奈川县委员长。
1973年，63岁的中西功患胃癌去世。据中西功的夫人回忆，中西功在弥留之际，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岁月。他在临走前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去（今天的中国）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除了这些“王牌特工”，抗战期间还有无数青年在隐蔽战线上奉献青春甚至牺牲。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白夫妇，1942年9月就曾被日军逮捕。日寇对李白施以酷刑，但他坚不吐实，坚称自己是私人电台，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事迹都已难以考证，笔者只能谨以此文作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