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只有2000战士突围，全因这个叛徒搞鬼，后被新四军枪毙

志和

皖南事变，只有2000战士突围，全因这个叛徒搞鬼，后被新四军枪毙                                                         2024-06-07 10:31                                        

发布于：天津市
   
在新四军的历史上，有一场令人心生不忍的惨烈战役，那就是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当中，副司令员叛变投敌，导致9000战士只有2000人突围成功，后来这个叛徒被新四军击毙。

蒋介石的阴谋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谋已久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当局一向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日益背离全民族抗战立场，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打击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活跃于敌后战场、声威不断壮大的新四军，日渐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排挤打压的对象。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电报，即所谓“皓电”。
电报称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扩充军队等等，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对于国民党的无端指责，中共中央通过周总理表达了抗议。
11月9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驳斥了“皓电”的诬蔑，拒绝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同时为顾全抗战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又发出手令，限江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赴长江以北地区，八路军于次年1月31日前开赴黄河以北地区。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
其实，早在 1940 年初，国民党便开始酝酿“剿灭”新四军与全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计划。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介石，明白提出共产党虽在敌我之间，但是如果共产党实力继续膨胀，活动范围无限制，我们既不能消灭它又不能控制它，一定会引起大祸。
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指令顾祝同：“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轨行动，应严予制裁。”

进入194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已经白热化起来。
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自信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共产党不断扩张根据地,且决心继续扩军的态势,自然愈加引起国民党人的极度反感。
国民党内强硬主张用军事手段恢复权力者日渐其多。
鉴于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
他在日记中表明自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

1940年4月，蒋介石开始筹划将新四军调黄河以北的新方案。
当月，中共中央获知蒋介石这一意向，毛主席已经察觉到蒋介石目的不纯。
很快，蒋介石和顾祝同便制定好了剿灭皖南新四军的方案。
五个月后，顾祝同评定好了详细的扫荡江南新四军的计划，主要就是要围攻皖南的新四军，还将拟抽调部队的名单列于其上，蒋介石大喜，立马同意了这个计划。
10月1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向我军发出“皓电”，与此同时，为配合这一最后通牒式的通告，国民党这时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

军令部并且秘密拟具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批准。
白崇禧还口出狂言表示这次剿灭皖南新四军的军事行动绝对不可能失败。
到12月10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剿匪”计划，他还担心此事不能顺利进行，密电顾祝同一定要详细、妥善地精心布置。
表面上，蒋介石12月25日会见周恩来时还在表示，“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顾祝同此时也在与叶挺讨论新四军北上路线问题，实则国民党早已定下“解决”新四军的决心，对新四军的围击已“在加紧布置中”。
所谓以江北新四军进攻兴化为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的条件，完全是借口。
真正的目的是13日蒋介石在致顾祝同的电报中作出的明确指示，要将皖南新四军及军部“一网打尽”。
蒋介石下令之后，顾祝同便开始实施计划了。
此时上官云相就是这次围攻新四军的总指挥，一边派人刺探情报，一边召开均是会议，调集部队在皖南集结，准备给皖南新四军以致命的一击。
国民党就此一步步搭设好“堵击”新四军的陷阱。

叛徒妄图劝降叶挺
新四军训练有素，想要将我党的精锐部队一网打尽，国民党用的当然不是正常手段。
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得如此顺利，一切都是因为新四军内部出现了叛徒，这个叛徒的名字就叫做赵凌波。
其实，赵凌波不是唯一一个叛徒，但是他是团级干部，在叛徒当中职位最高，所以给新四军造成的破坏也是最大的。

也正是因为以赵凌波为首的这群将领叛变，导致了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除了两千多人突出重围之外，两千多人全都战死，四千多人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还有一千多人不知所踪。
赵凌波1908年出生在四川泸县，年纪不大就去参军了，早年的时候是川军出生。
红四军南下英山作战，赵凌波被当成俘虏抓了起来，于是就顺势加入了红军。
24岁的时候，赵凌波遇到了自己的贵人，红军25军的政委吴焕先。

吴焕先很喜欢赵凌波这个小伙子，于是就不停地提拔他，一路做到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的位置。
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赵凌波也变成了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的副团长。
没多久又被调任到了新四军，担任第三支队的参谋长。
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赵凌波是新四军一支队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职位不低。
1941年1月4日的夜晚，雪雨飘零，寒风凛冽。
叶挺将军率领新四军军部机关及其江南部队9000余人，告别战斗生活了三年的云岭，奉命北移渡江去打日本鬼子。

部队行进不久，受到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的大规模突然包围袭击，
叶挺、项英率领部队仓促应战。
尽管各纵队指战员作战十分英勇，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经过7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全军损失惨重。
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叶挺热泪潸然，仰面长叹“苍天啊！苍天灭我啊！”
之后,他准备拼死赴难，作最后的决战。
他要报务员向延安发报：“此次失败，挺应负全部责任，现已酿成如此后果，我只有拼死赎过了……”随后，他遵照中共中央命令组织分散突围，并有部分突出包围。
早前，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也率部顽强抵抗并寻找机会突围。

在1月8日，纵队党委会决定部队突围到苏南与江南指挥部会合。
开完会之后，傅秋涛率领着部队在梅树岭激战，战士们咬牙坚持，绝不后退一步。
行军打仗都知道士气非常重要，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凌波却没有带领着将士们一鼓作气地攻上去，而是突然发下命令，要求部队撤退。
团长熊应堂知道了赵凌波的命令，立即阻止了他，告诉他梅树岭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能后退。
谁知道赵凌波根本不管团长的命令，居然让手下的兵吹起军号，铁了心要部队往后撤离。

傅秋涛知道之后，也顾不上眼前的敌人了，解决赵凌波这件事要紧。
于是他马上叫警卫员把赵凌波给他叫过来。
傅秋涛此时还不知道，赵凌波早就不和我党一条心了，他之所以下这样违反战斗实际的命令，就是因为他早就投敌叛变了！
赵凌波不仅自己投敌，还带上参谋长赵希仲，二人狼狈为奸。

14日上午，叶挺组织手枪队向国民党军第108师644团阵地猛烈冲杀，仍然未能冲出坑口。
下午四点的时候，108师指派了一个营长上山，目的为的就是请叶挺去师部谈判。
因为有党的指示，叶挺带着叶钦等十余人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谈判。
叶挺本不想下山，但为保存尚未突出包围的部队，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山。
可是，一到山下顽军108师师部，却不见该师师长、原东北军的戎纪五，接见他的竟是52师副师长朱惠荣。
叶挺发现上当受骗，但来不及撤走，就被带到52师师部，被师长刘秉哲扣押。

刘秉哲迅即报告了上官云相。
刚刚在姨太太那里吸足了鸦片烟的上官云相，听说叶挺被扣押，兴奋极了，迅即按顾祝同的旨意，要25军军长张文清当日将叶挺及随员8人送到32集团军军部，1月17日，迅即转移，羁押到上饶集中营李村监狱。
此地离上饶市30华里，而离三战区长官司令顾祝同驻地的皂头村仅3华里，近在咫尺。
蒋介石派顾祝同做叶的劝降工作。
但顾祝同却没有立即审讯他，除了每日总有几名一般长官、集中营的头目和社会上的达官显贵光顾叶挺的监牢游说劝降外，一切都似乎很平静。

当时，叶挺为了明志，已经蓄须留发，身穿新四军旧军装，形似囚徒，而志坚如钢。
他一看这阵势，就知道顾祝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待顾祝同讲完，他就厉声质问:
“新四军是人民抗日的军队，共产党是人民抗日的党派，你们那么多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不上前线打日本，却专打艰苦抗战的新四军？我们按你们指定的路线北撤,怎么是不服从军令?为什么是‘叛变'?你们干出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又把责任推到项英身上，岂不是伤天害理！？”
叶挺的一连串问题振聋发聩，问得顾祝同没脸再说下去。

顾祝同亲自劝降失败后，又逼迫在皖南事变中同时被扣的叶挺侄儿叶育青、叶天流到狱中，妄图以叔侄之情“感化”叶挺。
不等侄儿们开口，叶挺早已明白了来意，立刻教育他们要站稳立场，坚持斗争，要对得起共产党。
两个侄儿表示没有给新四军丢脸，没有屈服。
叶挺这才高兴起来。
计不成又生一计，顾祝同再派叛徒赵凌波来以所谓现身说法，“规劝”叶军长。

赵凌波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脱离我党，摇身一变成为了上饶集中营的政治教官了。
为了演得像那么一回事，赵凌波还费尽心思寻到了一套新四军的军服穿在身上去见叶挺。
赵凌波是有点小聪明的，他走到关押叶挺的囚室，还想装腔作势来博取叶挺的信任，他说自己就关押在隔壁，是再三请求之下才能够有机会见叶挺一面的。
赵凌波还不知道叶挺早就得知自己叛变的消息，还洋洋得意地演这一出戏。
叶挺冷笑地看着他做戏。
想着如今见到他居然还有脸来“规劝”自己，不禁怒从中来。
还没等他说话，叶挺便怒目而视，问：“你来见我干什么？”

赵凌波不敢正视叶挺，谎称：“军长，您不要误会，我若有半点对不住军长的地方，天诛地灭。”
看着赵凌波这么不要脸的样子，叶挺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猛地站起来，伸手照着赵凌波的脸就是几个耳光。
随后还觉得不够解气，又端起火盆边的茶壶，照着叛徒的脑袋砸去，怒斥道：“你满身污臭，滚！马上滚开！”叛徒赵立波被叶挺的威压震慑住，没敢再说话，立刻夹着尾巴逃走了。

叶挺愤恨地痛骂顾祝同之辈：“与秦桧无异，在日本人面前尽吃败仗，干起陷害忠良的勾当，倒是满有手腕的。”
1942年5月，赵凌波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想要打探我军的消息。
当时他还谎称自己是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俘虏的我军将领，最近才好不容易逃出后来。
他碰到了57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

董南才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个事件。
董南才说，当时，他在七师五十七团当连指导员。
他们连队活动在繁昌县境内的湖阳冲、阴山冲、小阳冲、周冲、朱冲一带山区。
为了应付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剿共”与“肃奸”，五十七团不得不频繁地转移驻地。
有一天，部队正隐蔽休息在周冲山上。
群众跑来报告说:“湖阳冲来了一个人，自称是新四军干部，说是从国民党大牢里逃出来的，来找部队。”

董南才听说，就马上带了通讯员下山去。
“走到村口，我望见一个身材瘦长的人，身上穿的是夹衣, 脚上着的是布鞋，都已经破旧不堪。他坐在一家屋门口，探头探脑地向着村子四周环顾，我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原来认识他。”
董南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赵凌波。
董南才说：“你是军部参谋处的赵处长吗？”
“你是……”他两眼盯住董南才，像是感到意外，神色显得有些慌乱与不安，“是……是的，你怎么认识我？”

董南才说：“你在军部任参谋处长时，我曾在全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上见过你。当然，你不认识我。我那时是见习参谋，是跟粟司去参加参谋工作会议的。”
他听着董南才的解释，仍盯着他看，两只眼珠骨碌碌地不断转动着，那副神态象是在努力思索和回忆什么。
随后，董南才又问他：“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我吗？”他嗫嗫地回答说：“我是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关在国民党的大牢里，多次想逃跑，捞不到机会，这一回被我逃了出来，听说这里有新四军，我就找来了。”

董南才又说：“我是在皖南事变巾突围出来的，现在在这里带部队打游击。你来了，很好，快跟我上山去！”
就这样，董南才把他带到部队里，给安排了住处，让他休息。
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一支部队，突然向连队所在的驻地湖阳冲进犯。
幸而，我军占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激战了一天，终于将进犯的敌人打退了。
当时，董南才不但没有怀疑赵凌波的突然回来，也没有把国民党军队的这次进攻与赵凌波的回来联系起来。

倒是由于敌人的进攻，使他们深深地为这位“处长”的安全耽心了。
因此，到第三天，董南才带一个通讯员，把赵凌波护送到团部去。
那时，五十七团团部驻在无为县的白茆洲，离连队活动的地区有三十多里路，中间还要跨越长江，一路上总算平安无事。
到团部后，董南才将赵凌波交给团长梁金华同志，第二天，董南才从原路回到周冲。
过了很久，董南才才知道后来的事。
原来，赵凌波到五十七师团团部后，团长梁金华立即向新四军七师代师长傅秋涛司令员报告，傅司令员已经知道赵凌波是叛徒，即命梁团长带将赵凌波押送到师部。

傅司令还特别嘱咐路上要看管好。
梁团长专门派了一个侦察班负责押送赵凌波在押送途中，赵凌波作贼心虚，见这么多人押送他，路上又把他看管得牢牢的，就知道事情不妙。
在中途休息中，他乘人没有注意，逃跑钻进路旁的荆棘丛中躲起来，但很快被侦察班的同志发觉，搜寻到他藏身处，喊令他出来。
谁知道赵凌波他死赖在荆棘丛里不肯出来，侦察班一个同志举枪向他瞄准，追令他出来，想不到手指正扣上扳机，一枪把他打中了，叛徒赵凌波就死在荆棘丛中，落得可耻的下场。
事后，侦察兵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师部，师里就派人去实地验尸报告给了军部。
死的确实是赵凌波没错，这个新四军的叛徒最终也被新四军的战士给亲手枪毙了，以慰藉在皖南事变中死去的几千名战士。

背叛革命的下场
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除了为革命英勇奉献的国家栋梁之外，也有一些心智不坚定、立场不坚定、革命理想不坚定的蛀虫。
但是背叛革命就是背叛人民，站在正义的对立面，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就像赵凌波一样，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参考资料
《皖南事变三大叛徒的下场》
《皖南事变》

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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