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刘伯承为何投赞成票？多年后他十分后悔

华忠

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刘伯承为何投赞成票？多年后他十分后悔                                                           2024-07-23 14:16                                      

发布于：天津市
   
       1932年9月，在江西宁都小源村召开了著名的宁都会议，在这场会议里，中央局的领导人对毛主席展开了从未有过的的反倾向斗争，对毛主席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后方工作展开了投票，然而有一个人的投票，对毛主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是决定毛主席的关键一票，他是谁呢？他为何会做出如此的选择？

宁都会议导火索
1932年6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福建省长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极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这个决议承认了苏区中央局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的作物，认为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反革命力量过分估计，对目前两个世界与中国两个政权的对立和不了解与估计不足，对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中巩固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忽视—这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于是决议中提出：“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必须都最高度的积极化，必须与其他苏区红军更加配合，相互策略，相互牵制敌人的行动以达到给你个战争在全线上的一致和继续的胜利。”
但是由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心的中共临时中央对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此举并不满意，7月21日，临时中央对中央局写信，信中批评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上面，应该迅速提高红军的编制和军事技术，要加紧军事技术的训练，阵地战，做工事，组织特种兵的部队，炮兵，骑兵甚至飞机队，”当时红军根本没有与敌人进行阵地战的条件，不要说飞机队，就连炮兵都很少，中共临时中央的请求，简直就是脱离实际。

于是周恩来就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前往中共临时中央，后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书记。当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已经恢复，朱德任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委员的位置空缺，周恩提出要毛泽东担任这个职位，他随军行动，没有个名分不行。致电苏区中央局之后，决定将毛泽东任命为总政委。

8月中下旬，红一方面军发动宜黄、乐安战役，攻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座县城，歼灭国民党一个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并且从战略上直接援助了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8月24日，红一方面军占领南丰县城之后，准备攻打南城县城，但是却发现国民党已经在这里集结了三个师，于是毛主席立刻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寻求战机。然而后方的中共苏区成员并不赞同这个决定，认为不应该休整，应该迅速北上。

可现实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收复乐安、宜黄的据点后，并未如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预料的那样，向南进攻苏区腹地，所以任弼时等人也就放弃了自己方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方再一次因为军事问题产生了分歧。9月初，中共湘鄂分局书记夏曦忠实行分散路线，将部队划分为三个部分，导致敌人进入根据地中心，红三军不得不放弃洪湖根据地。湘鄂西的反“围剿”刚刚失利，张国焘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中盲目自信，认为敌人不堪一击，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武汉，却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中惊慌失措。然而这种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局为援助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战争，要求红一方面立即北上出击，给剩余两地红军直接配合。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北上出击有着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认为不要机械地固守一地，应采取诱敌深入之策，在运动中疲劳敌人。而中央政治局与毛主席等人再次产生了分歧，于是朱德、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意见：认为应该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做一时期争取群众、发展苏区以及加强本身训练的准备工作，消灭敌人的零星游击力量，争取附近的群众和游击队，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夺取大城市。
宁都会议
这个虽然也是夺取大城市，但是和中央主张的“积极进取”相左，引起了后方中央局的不满，并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因为毛泽东的“机会主义路线”，他常常忽视党的领导，于是就决定将毛泽东回到后方工作。中央局的意见引起了临时中央的不满，为了统一工作方针，在江西宁都小源村召开了著名的宁都会议当时参加这场会议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列席了会议，后方中央局成员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举手表决时，投票的数目出现了尴尬的持平现象。两方的人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候，人们将目光看向了列席成员刘伯承，列席本来是不参与投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必须需要一个人来打破这个现状，刘伯承就被选中了，他摸了摸头上的汗，看了看周围的人，刘伯承举起了反对的一票。周恩来等人看到票数变化之后，内心非常郁闷，好久都没有说话。

刘伯承当时在党内算是新人，刚到苏区没多久，就参加了这次宁都会议，看到这次党内批评毛泽东，由于自己对毛泽东也不算了解，想了想，只好在会议投了反对毛主席的那一票，宁都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就被派到了后方。但是周恩来一直都坚持毛主席的军事策略，一直在给中央局写信，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同意毛泽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回到前方。
10月8日，共产国际代表埃维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曾提到了宁都会议的争论及中共临时中央的态度。报告写道：“关于我的策略问题在江西省的领导中引起了重大分歧，毛泽东主张防御策略，反对目前发动任何进攻，面对敌人的优势，他认为应该退到山里去”，而江西党的领导人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实行进攻策略，我们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保证对敌人进攻的反击，必须撤掉毛泽东前线的总指挥职务，并对他进行公开批评。

这场会议无疑是对毛主席的一次集中的批判，之后毛主席不得不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红军，这对于毛主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毛主席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遭遇呢？
那是因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多数成员都是由中共中央派来的，对苏区的工作并不了解，与国民党之间的交战也并没有经验。在他们看来，毛主席的主张不但是错误，而且也是违背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解除他对红军的指挥权，是为了贯彻临时中央正确方针必须采取的组织措施。但是毛主席等人自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之后，就一直在江西地区，有着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他的主张更有现实意义，是正确的。中央局再次犯了一个没有经验的错误。

这次会议之后，刘伯承开始对毛泽东有了新的印象，觉得他和别人不同，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同时他也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中的投票，感到有一丝丝羞愧，在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下，居然随大流选了反对票，之后在和毛主席一起共事的时间里，刘伯承很担心毛主席会不会给自己小鞋穿。
然而毛主席在经历这次宁都会议之后，虽然有些消沉，但是很快就恢复了，乐天派的毛主席认为，真理一定是属于他的那一边，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对于那些当年在会议上给他投反对票的人，他也都忘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毛主席这个方式是正确的，特别的是后来刘伯承和毛主席二人之间共事之后，刘伯承慢慢看到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独到之处，在刘伯承提升为参谋长，和周恩来、朱德一起协助作战的时候，他慢慢看到了毛泽东当时所坚持的真理。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之后，刘伯承也慢慢理解了当初毛主席为什么不被大家所理解。特别是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观点开始被大家认可，开始慢慢意识到，博古、李德那一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每当刘伯承想到当时给毛主席投的那一票的时候，心中就更加羞愧了。
13年过去了，刘伯承内心还是有这个疙瘩，于是就在中共七大的会议上，做了一份批评报告。在这封批评里面，刘伯承在谈到自己的军事主张的时候，表示了当年对毛泽东同志投反对票一事表示歉意。会后，毛主席表示并没有对这件事抱怨过他。

反而在抗日战争中，将刘伯承任命为八路军的129师长，和邓小平一起，奋战在太行山地区，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刘伯承也并没有怯懦，而带着自己的士兵冲向了敌人，他先后指挥部队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垣村等等，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任中原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陈毅邓小平、粟裕一起指挥中原，进行了淮海战役。在建国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等等。没有辜负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可见毛主席对于刘伯承当年的投票并没有放在心上，肯定了刘伯承的军事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心胸十分宽广的人，不会拿别人的错误来做文章，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毛泽东的脾气性格也是分不开的，倘若毛主席的性格像蒋介石那样小气，我们恐怕就会很难看到天下英才汇聚中共的场面了。
故事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从宁都会议里，我们知道了中国的革命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行走的道路里，我们会经历误解与争论，这些是对真理问题的追寻，都是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每一个在历史留名的人，对历史都是贡献意义的，只有坚持真理，不忘过去才是新时代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