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忆党史最凶险一夜：若非毛主席力排众议，党史就要改写了

华忠

张闻天忆党史最凶险一夜：若非毛主席力排众议，党史就要改写了                                                                                 2024-09-14 11:36                                        发布于：天津市
   
                          在张闻天先生的夫人刘英女士撰写的《刘英自述》之中，她生动地回忆道，在1943年那个特别的时刻，她与爱人张闻天一同前往医院探望病榻上的友人王明。在那个时间段内，王明凭借他那独特的挑拨离间策略，借此攻击张闻天并对其说道：“40年前，恩来同志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向大家转达了曼努伊尔斯基（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关于您的评价--您乃是我们党的卓越的理论家。然而，毛泽东主席却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你只是背回了几麻袋的教条而已。”

面对王明的指责，张闻天并没有选择跟随附和，相反，他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说：“的确，回顾过去，我们存在不少错误，这些失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不断修正。”
让我们将时间倒回至1935年夏秋之际，在中央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之后不久，他们却因为“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分歧。这个纷争随着两河口会议的召开而变得越发明显。

杨尚昆老将军深情地回忆道，在两河口会议热烈的讨论环节中，博古等几位同志因缺少策略意识和办事方式，采用了带有讽刺意味的言辞讥讽张国焘的观点--就像是“麻雀误入阴沟，进退维谷，只有步入绝境”的谑称。
听到这个极其令人气愤的讥笑，张国焘怒火中烧，毫不留情地质疑博古：“你竟然唾弃我为麻雀，难道你博古真的懂得什么吗？你们丢失了中央苏区那么广阔的革命根据地，要不要你李德这个外国人负责呢？责任究竟应该怎么划分呢？”

尽管张国焘最终妥协，同意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但是这次会议的紧密进行，使得之前早已深植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随后，又陆续出现了诸多令人担忧的事件，包括张国焘欲索取党的实权，欲被选举为红军总政委的野心勃勃，甚至提议撤销博古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强制中央批准任命四方面军九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会成员等等。
正当8月份的骄阳高挂，右路军历经艰辛终于成功离开草地之后，他们在潘州等了足足两周，只为了等待张国焘和左路军的到来。在这个难熬的等待过程中，张闻天与陈昌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

具体来说，在必须等候张国焘和左路军决定北上方向的那段艰苦时光里，总政治部创办了一份名为《干部必读》的优秀期刊，该刊物的主编正是张闻天。某次机会下，张闻天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上南下乃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斗争》的深度文章。该文精辟地阐述了坚持北上的正确性，深入挖掘践行南下决策的不可行性。不过尽管表述明确，在某些地方使用的词汇似乎过于犀利。
按照当时的规定，每篇《干部必读》的文章在上架前，都需要先经过编委会的深度审查。于是，心怀对文章质量的高度期望，张闻天把自己倾尽心血撰写的这篇文章带到编委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然而遗憾的是，文章尚未宣读完毕，编委会的一员陈昌浩老先生便激动地猛烈拍打桌子，破口大骂。他的言辞无比粗糙，甚至夸张扬言倘若张闻天胆敢公开发表这种文章，他必将发动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积极反抗。面对如此激烈的批评，张闻天只好无奈地搁置这篇文章，最终未能发表。

这件轰动一时的事件传到了毛主席耳畔，毛主席对于张闻天的行为勃然大怒，发泄出强烈的不满和严肃的批评：
“你实在太过书呆子气了！这样的做法太过幼稚，如此不合时宜。现在为何要执笔撰写这样的文章呢？它丝毫没有实际效用。”
毛主席的肺腑之言强调，在当前残酷的形势下，忍耐冲突，争取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才是最优先的任务。撰写此类文章，不仅无法化解纷争，反而进一步加深矛盾，使局面更加严峻，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有百害而无一利。
就在九月八号那一日，张国焘突然发出紧急密电给陈昌浩以及徐帅，命令他们立即带领所有右路军南下。这封电报显然违背了中央多次重申的坚定而明确的北上。
在叶剑英将那封关键性的电报告知党中央以后，党中央不得不面临着两位互相对立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忍辱负重，放弃之前坚定的北上策略，如此一来无疑是任由张德牵制左右，最终丧失我们应有的权威与地位；
然而另一种选择同样不容忽视，那便是分道扬镳，各自踏上不同的道路，尽管北上的方向是光芒闪烁的，但是我们仍无法预估，独自前行的路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惊涛骇浪，任何人都无法对此作出明确的判定。
当时正在领导全局工作的张闻天在面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内心深处充满了纠结，可以说是情有可原地挣扎。尤其在考虑到当前的形势--两支军队已经进行了混合编制，伟大的朱德元帅以及刘伯承将军带领着一方军队的红5军团和红9军团在左路军，与张国焘共同前进，而四方面军的红4军和红30军则在右路军与党中央共同行动。如果选择各行其是，是否会引发与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之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酿成“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壮场面呢？再进一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要与朱德元帅、刘帅带领的其他一方面军士兵分道扬镳，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张闻天作为一名饱受“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理论体系熏陶的党员，深感这样的做法“似乎是背离了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同时由于无法承受预想中无法预测的后果，他一度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必须强调的是，在那个时刻，能够果断做出此类决定的，唯有毛泽东主席！据记载，若非毛泽东主席深入剖析利害因果，成功说服全体同志采用“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率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毅然决定单独北上，只怕后来的党史发展将会变得无比不堪想象。
在中央领队率领仅存的“陕甘支队”踏上前赴陕北的征程后，张闻天同志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确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战略方针等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刘英同志所言：“在诸多重大事件中，张闻天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身后，与其共同奋斗。”

然而，历史和实践最终证明，毛泽东主席才是那位能够引领党和人民走向胜利彼岸的伟大领导者，在此过程中，张闻天天性豁达，深感自己应该甘当无名英雄，甘心情愿辅佐毛泽东主席为党和国家事业献出力量，并因此得到了广大同志的交口称赞。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张闻天是个“清心寡欲，不与世人争夺权利的人”，而张闻天却坦诚地表示：“只要真理掌握在谁手中，我便跟随谁前进。”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年10月至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正式被公认为党的领导人。这段时间内，两人联名签署的电报高达286份，几乎占据了张闻天所有电报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对于自己在以往工作中因经验不足而犯下的错误，张闻天一直以谦逊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弥补自身存在的短板。1941年9月之后，张闻天自愿请求离开中央，前往基层进行深入调研，并在次年3月离开了书记处。
在党的七大上，王稼祥同志未能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主席特意在大会上向全体同志发表演说：“诸位务必铭记于心，倘若没有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位同志的宝贵意见分化出来，遵义会议恐难顺利召开。我们应当把功劳归于我，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人的巨大贡献。”
而张闻天则在此次会议中如愿获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更在不久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足以证明毛泽东主席给予他无与伦比的信任与厚爱。
经过抗战胜利的洗礼，张闻天先生有幸奔赴东北，先后荣任合江省（现位于黑龙江省）党委书记、辽东省（这是一个曾位于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地域）党委书记、及东北局部组织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共和国创建以来，张闻天同志转战外交前线，出任驻苏苏联大使，然后升任外交部首席副部长。

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