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始末

思雨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始末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楚人卞和献玉、以及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早已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在秦始皇的命令下，李斯将这块璧改成传国玺，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此后这方传国玺被历代王朝视为权力正统的象征物，一直传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然后不知所终。


但是，和氏璧与传国玺，说的是同一件东西吗？

史书称和氏璧出自荆山，但此后千余年中，荆山再无产玉的记录。近年来曾有人在湖北保康的荆山地区发现类似于石英、夹杂有彩色杂物颗粒的硅质岩石，命名为“荆山玉”。但是这种“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玉的温润含蓄的特点大相径庭。也有研究者认为和氏璧是湖北出产的绿松石，不过虽然绿松石在商代的文化中很受推崇，但从周朝时期起已经让位给透闪石、阳起石、蛇纹石一类的玉石。也有研究者认为和氏璧可能是独山玉。

和氏璧本身在传承过程中，曾经有过失窃的经历：楚威王时期，这块璧在昭阳令尹手中，有一次他率宾客游赤山，取出和氏璧供人观赏，不料宾客中有人突然起哄，和氏璧在混乱中不翼而飞。昭阳令尹为此拷打宾客张仪。张仪后来成为秦相，为此对楚国展开报复，但和氏璧此后一直下落不明。此后过了大约半个世纪，赵国宦官缪贤在市场上用重金购得美玉一块，经玉工辨别，认为这块玉就是和氏璧。然而这五十多年后出现在异国的第二块“和氏璧”是否仍是卞和所献的原物，恐怕很值得玩味。

除此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三十六年有使者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拦使者，说“为我遗滈池君”。后来经过鉴别，这块璧是八年前秦始皇南巡洞庭、封湘山时，遇风暴投入江中的和氏璧。这样算来则是其第二次失而复得了。但这个故事太过离奇，该璧是否仍为卞和原物，恐怕也有疑问。除此之外“卞和献玉”的故事本身也未必是真，清朝时期乾隆帝就曾亲自做过考证，最后认为“卞和献玉”只是韩非子所说的一则寓言故事而已。

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北魏崔浩之言，称“李斯磨和璧作之”，这是现存文献中比较早的把和氏璧做成传国玺的记录。同为唐代的梁肃《受命宝赋》和杜光庭《录异记》都主张此说，称李斯命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精细研磨，雕琢为玉玺。但是在秦代和西汉的历史文献中却找不到相关的记录。

不过，璧虽然也泛指“美玉”，但在古文中主要还是专指一种形状特别的玉器，即中间带有圆孔的圆环形扁平之玉，而且要“肉倍于好”，也就是说“肉”（璧身）的部分要大于“好”（中央的孔洞。如果孔的半径过大，则称为“环”）。而根据史料的记载，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曾经向其姑母王太后索取传国玺，王太后怒掷玺于地，摔碎了一角。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一块中间有孔的圆形玉器，怎么样才能改成一块方形的、能被摔掉一角的玉玺呢？一些古人，比如南宋史学家李心传，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称“以礼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则不得复刻为玺，（将和氏璧雕为传国玺）此说谬矣。”

玉璧

宋朝曹彦约在《玉玺本末》中说，秦始皇制作传国玺的玉料出自蓝田山，“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印钮为五条蟠龙，中有小窍，用以贯印绶。按照这种说法，秦朝传国玺是蓝田玉所作。汉元年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旁，献上秦始皇玉玺、符节，秦亡。

西汉初年除了从秦朝继承的传国玺之外，还制作了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天子行玺三方玉玺，均为白玉质地，印钮为螭虎。天子之玺由皇帝自佩，其余各玺则藏于符节台，用时才由尚符玺郎取出。后来又制作了皇帝之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合称六玺，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封命诸侯、三公用皇帝行玺，赐诸侯书信用皇帝信玺，发天下之兵用皇帝信玺，征召大臣用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用天子之玺，祭祀天地鬼神用天子信玺。秦始皇传国玺则藏于未央宫中，西汉末年则存于太后居住的长乐宫。

王莽篡位时，派堂弟安阳侯王舜向姑母王政君（西汉太后）索要传国玺。王太后大怒，对王舜说：“你们父子宗族承蒙汉家之力，才能富贵累世。你既不能报答汉室，又趁托孤之时趁机夺取国家，完全不顾恩义之道。为人如此，真是猪狗不如，天子怎么会有你们这种兄弟？而且如果你们自以为得到金匮符命而成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就应该自己制作新的玉玺，传之万世，何必要得到这个亡国的不祥玉玺？我是汉家老寡妇，早晚会死，要拿这颗玉玺陪葬，你们终究是得不到的！”但是王舜苦求不已，王太后被逼无奈，将传国玺取出，砸到地上，并说“我已经老死了，有你们这样的兄弟，王家今天是要灭族了！”王舜连忙捧起已经崩碎了一角的传国玺献给王莽。王莽大悦，在未央宫的渐台置酒款待王太后，并命人用黄金将缺损的一角补上——这个“金镶玉”的角后来成为后世判断始皇传国玺真伪的一个主要依据。

王莽覆灭前夕，带着传国玺逃往渐台避火，被商人杜吴所杀。杜吴把王莽首级和传国玺送给王宪，四天后绿林军将领李松、邓晔入长安城，王宪被杀，传国玺为校尉公宾所得，献给李松。李松又将其送往南阳，献给更始帝的大司马谢禄。更始帝后被赤眉军所掳，传国玺落入刘盆子手中。建武三年，刘盆子降于刘秀，传国玺遂再入汉室。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争夺权力，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不料事机泄露，张让、段珪等人先下手为强，杀掉何进，袁绍随后又带兵入宫大杀宦官，宫中大乱。公元189年，张让、段珪劫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汉献帝）出逃，仓皇间不及携带传国玺。后来张、段两人被杀，少帝返回长安，得天子、皇帝等六玺于宫中，但传国玺自此灭失。

之后关于传国玺的去向，有史料说董卓将汉帝劫往长安后，袁术命破虏将军孙坚拆洛阳宫殿、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一日孙坚见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气，令人入井，发现有一位投井自尽的宫女，颈上系一匣，匣中便是传国玺。孙坚后来作战身死，其妻子吴氏扶椁归里，被袁术抑留，传国玺也落入袁氏手中。袁术称帝不成、抑郁而亡，荆州刺史徐璆从袁妻那里夺来传国玺，献于曹操，曹操又将其交给汉献帝。曹丕篡汉后传国玺归魏，一边被刻上“大魏受汉传国玺”七字。西晋篡魏时，司马炎依样而行，并将传国玺与刘邦斩蛇剑定为西晋两大国宝，存于洛阳武库之中。

西晋永嘉五年（311年），王弥入洛阳，捕获晋怀帝，并夺得传国玺，献给前赵刘聪，随后又相继落入后赵石勒、魏王冉闵手中。石勒在传国玺的另一边刻上了“天命石氏”四字。冉闵死后，其大将军蒋干向东晋求援，传国玺被东晋的濮阳太守戴施骗走，交给安西将军谢尚，护送到建康，这是晋穆帝永和八年的事。后历经宋、齐、梁三代，侯景之乱时被侯氏夺走。侯景死前对平原太守赵思贤说：“若我死，将其沉入江中，勿使吴儿得之”。赵思齐携传国玺走至京口（镇江）遇到强盗，将传国玺丢入草丛中，过江后告知侯景的党羽郭元建。郭派人过江寻得传国玺，将其献给北齐高氏，之后又传给北周和隋朝。

隋朝灭亡时，隋炀帝萧皇后携传国玺逃奔突厥。贞观四年（630年）萧后返归中原，并将玺献给唐太宗。唐亡之后，传国玺又为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所得。公元936年，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自此彻底毁灭（玉遇到高温火焚时会被烧成白垩、石灰一样的物质）。

“鸟虫文”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实为后人假托之作

以上为史籍中最常见的传国玺传承次序。但是宋人曹彦约在《玉玺本末》中对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评论说，“自（西晋末年）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元朝脱脱在修《辽史》时也评论说“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

南宋李心传在梳理了传国玺的传承脉络之后，认为真正的传国玺失踪于东汉末年，徐璆献给曹操的并非原物，因为魏朝成立后自刻传国玺，玺文同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顺序是从左至右，而非秦玺的从右至左。西晋代魏后，也自制传国玺，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经过前赵、后赵、冉魏而落入东晋手中的，乃是这方晋玺。东晋得到这枚玺之后，宰相王导的侄子王彪之曾经仔细辨认，最后也不认为这是始皇之玺。

西晋传国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352年燕王慕容儁攻克冉魏首都邺城后，宣称冉闵之妻已献出传国玺，于是宣布成立大燕国（史称前燕），并改年号为“元玺”。实际上冉魏手中的“传国玺”（即晋玺）早已送入东晋，于是慕容儁伪造了一枚传国玺，方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字与始皇玺相同。前燕灭亡后，慕容氏“传国玺”先落入前秦手中，随后慕容冲攻打长安，苻坚出逃五将山，该玺被西燕取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年），后燕攻打西燕，西燕武桓帝慕容永求救于东晋，将该玺进献，后来历经宋、齐、梁朝，侯景之乱时流入北齐，历经北周、隋朝，均以其为始皇传国玺，至隋朝平陈后得知不是，乃更名为“神玺”。

385年，后秦姚苌攻打前秦，俘获苻坚。姚苌向苻坚索要传国玺，但前秦手里的传国玺已落入西燕手中。于是姚苌把苻坚绞死之后也自行伪造了一枚传国玺，方四寸，高二寸，文字同始皇传国玺。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得之于关中，后来亦历经宋齐梁三朝，侯景之乱时被投入建康栖霞寺井中，为寺僧永行所得，永定二年（558年）献给陈武帝。至陈朝灭亡，为隋朝所得。当时隋朝曾以此为真传国玺，遂将继承自北周的慕容氏传国玺改名为“神玺”。但是后秦姚氏传国玺的印文“隐起而不深刻”，也就是说属于阳文印（文字凸起，高出平面）而非阴文印（文字凹下）。秦汉的玺印绝大多数都是阴文，用以钤印封泥；汉以后的玺印多为阳文，用以钤印绢纸，而从资料来看，始皇传国玺也是阴文，所以这枚传国玺也被后人鉴定为伪造之物。

隋朝末年，隋炀帝携带慕容氏、姚氏两枚传国玺巡幸扬州，后被宇文化及缢死。宇文化及兵败后，萧皇后携带二玺，与元德太子逃入漠北，投奔突厥。贞观四年萧皇后回归唐朝后，唐太宗虽然得到了这两方“传国玺”，但都不认为是秦始皇原物。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下令制作“受命玺”，印文为“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唐玄宗时改名为承天大宝。朱温灭唐时得到的所谓“传国玺”是这一方；后唐末帝李从珂携而自焚的也是这方唐玺。至于慕容氏和姚氏二玺的下落，则自唐太宗之后即晦暗不明，有可能遗失于唐朝中世或末叶的几次大乱之中。

北宋初年继承了后周的“皇帝神宝”和“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宋太宗制作了“承天受命之宝”，仁宗制作了“镇国神宝”，除此之外并未制作其他玉玺（北宋每代皇帝即位时要制作一方“恭膺天命之宝”玉玺，但死后殉葬陵中，不传世）。直到元丰年间，宋神宗才依据古制，用白玉制作了天子、皇帝六玺。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咸阳农民段义从地中掘得古玉玺两方，奏闻朝廷，哲宗下令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诸官加以辨别。

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上奏说，这方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最后得出结论说这方玉玺便是秦始皇传国玺。宋哲宗大喜，下令在翌年五月大朝会时举行受宝礼。但是始皇玺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被西汉王太后摔缺了一角，而这方蓝田玉玺却没有这一特征，于是被蔡京之子蔡绦偷偷凿去一角。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枚“传国玺”很快就弃之不用。

宋徽宗即位后，曾大量制作宝玺。他在大观元年得到一块品质极佳的羊脂白玉，于是下令罢黜仁宗的“镇国神宝”和哲宗的蓝田玉“传国玺”不用，改用白玉制作“受命宝”。其尺寸、玺文完全仿照始皇传国玺，专门用于皇帝封禅。除了“受命宝”外，徽宗时期还制作了“镇国神宝”（玺文为“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和“定命宝”（玺文十六字，“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蔡京所撰），与天子、皇帝六玺合称“九宝”。后人对徽宗此举有“画蛇添足”之讥，但徽宗制作如此之多的宝玺，恐怕也有冲淡始皇传国玺地位的用意。因为自汉至唐，始皇传国玺均被历朝开国帝王视为得到天下正统的象征。东晋诸帝渡江之后，因为没有传国玺，因此被北方诸政权讥讽为“白板天子”。

靖康之变时，藏于宫中的一青一白两枚“传国玺”连同其余十几枚玉玺全被金人劫走，只有藏于龙德宫的“定命宝”幸免。宋高宗在绍兴和议之后也曾命人制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受命宝，南宋灭亡后归于元朝。率兵灭南宋的元朝太师伯颜曾下令将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南宋受命宝可能也毁于此时。

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年）出兵讨伐后晋，后晋末帝石重贵投降，献上传国玺一枚、金印三枚。保大二年（1122年），金军攻克辽中京，天祚帝闻讯从燕京经居庸关西逃，以躲避金兵追击，慌乱之中将这枚“传国玺”遗于桑干河中，后来被人发现，献给元朝太师木华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木华黎曾孙硕德去世，其妻因家贫，令家人持玉玺出售，被御史中丞崔彧购得，进献给阔阔真皇太后（忽必烈皇太子真金的正妻，元成宗之母）。后经鉴定，众人认为这就是始皇帝传国玺，于是纷纷上表祝贺。但是这个传国玺实际上是后晋太祖石敬瑭自制之玺。

明朝成立后，朱元璋曾经感慨说“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少传国玺；未擒王保保；元太子无音问”。1370年明军横扫漠北，攻克应昌，俘获元顺帝出逃时携带的一批珠宝，但其中没有元朝玉玺。此后明朝大量制作玉玺，以冲淡传国玺的重要性。明朝初期皇帝宝玺有十六颗，除了传统的天子、皇帝六玺外，还有皇帝奉天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等等。

明代建文帝制作的“凝命神宝”

明成祖即位后，重新制作了被建文帝焚毁的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敕命之宝，并增制诰命之宝，统称为“国初十七宝”。到明世宗嘉靖年间，又制作了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合称为“二十四宝”，各自用于不同的用途。

弘治十三年（1500年），陕西鄠县人毛志学在泥河滨掘得玉玺，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传国玉玺复出，但后来被鉴定为伪，弃之未用。这枚玉玺可能是唐朝失踪的慕容氏或姚氏“传国玺”之一。

1628年，后金皇太极汗与多尔衮、多铎出兵攻打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林丹汗带着部众渡过黄河，前往甘肃大草滩避难，1634在大草滩永固城因病去世。皇太极得知林丹汗病故的消息后，于1635年派多尔衮等人前往鄂尔多斯寻找其子额哲，并于当年4月找到了他。皇太极随后迎娶了林丹汗的遗孀囊囊福晋，并封额哲为亲王。囊囊福晋将林丹汗手中的一枚“传国玺”献给了皇太极，次年皇太极据此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但是这枚玉玺实际上是元朝的“制诰之宝”白玉玺。到乾隆年间，紫禁城交泰殿一共贮有三十九颗玉玺，放在正中的一方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相传为传国玺。但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时，把它定为膺品。

乾隆二十五玺：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天子行宝

乾隆二十五玺：皇帝之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

乾隆二十五：大清受命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奉天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

乾隆二十五玺：广运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制诰之宝、垂训之宝

乾隆二十五玺：  敬天勤民之宝、敕正万邦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制驭六师之宝、讨罪安民之宝、表章经史之宝

宣统三年清帝退位时，隆裕太后在退位诏书上钤印的印章是“法天立道”四字汉文印，这枚印是慈禧太后留下的闲章，而非清朝法定的“制诰之宝”满汉文玉玺。隆裕太后此举似乎有非正式意味，以示不甘心之意。

晚清时制作的“大清帝国之宝”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时，曾经成立了一个未挂牌的“大典筹备处”，处长为朱启钤，负责筹划宫室、宝座、龙袍、御玺等一系列物件。其中龙袍是以80万元代价请北京最大的绸缎商瑞蚨祥制作的，共有两套。袁氏的御玺包括“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两方金玺，以及另外三方金玺（印文不详，有可能是封策之玺、荣典之玺和陆海军大元帅之印），总价60万元；此外又仿照历代传国玺的尺寸，制作了一枚四寸见方的白玉玺，玺文是“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造价高达12万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枚帝制“传国玺”，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其最终下落也无人知晓。

袁世凯玺印

                                                                        

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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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雨

浪淘沙 发表于 2015-10-14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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