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下乡十年（作者：冬至）

如云

难忘岁月│下乡十年（作者：冬至）                                                                               
2025-02-22 07:46                                        

发布于：山西省
   

文冬　至
下 乡 十 年

我饥渴般地从极为有限的文字中寻找精神源泉，让哲理和经验这一剂剂良药安抚我的心灵之苦，让几乎垮下来的精神重获力量。……宿舍旁通往无人处的小路边经常可以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的灰炭堆，横七竖八架着几根未烧尽的黑树枝，成为知青恋爱路上的特殊产物。……我之所以和二女子的关系那么亲近，是因为我们同有“天涯沦落人”的相似命运。她缺乏亲情，我远离家人。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上山下乡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回忆的镜头慢慢放大，遥远边陲的北大荒，晋北农村的黄土地又渐渐重现眼前，褪色的往事将我再次带入远去的故人旧事之中。
初识荒原　
1969年8月。
下乡的最终处是黑龙江省德都县五大连池。我们这一火车1000多人全部分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清晨在北安县下了火车，带队的公布了名单后，大家便又纷纷爬上卡车，继续前行。十几辆卡车一辆接一辆，荡起灰尘，拉着挤得满满的十五六岁年轻人，颠簸在高低不的泥路上，一路向北。晨曦中，我们一个紧挨一个站在车厢里，迎着曙光，怀着好奇和未知的心情，望着广袤、陌生、一马平川的东北大地，思想翩跹。

摄于1970年，右为作者

1969年是个多雨之年。到达团部后，还要坐挂斗拖拉机到连队。但从团部通行连队的石头桥全部被水淹没，过泡子必须靠小木船一批一批地将我们连人带箱子摆渡过去。等船摆渡时刻，我仔细地望着这个陌生的新环境。第一感觉是这里很空旷，满目皆是无尽的田野。天很高，地很阔。眼前一片汪汪池水，岸边枯草轻轻摇曳，让人感到一种宁静之美。不过，当时我已完全失去了在北京时的那种轻松感，心中有点茫然。
乘小木船过了泡子，我们又换上拖拉机开往连队。这一段路十分泥泞，坑坑注洼，拖拉机一路上溅着黑泥汤，摇摇晃晃地把我们拉到了连队。连里正在为我们赶建宿舍，一个大房间里，用木板间隔成小间，搭了上下铺，一屋住几十人。进屋不久，窗外很快就扒满了看新鲜的老职工和小孩儿。孩子们黑袄黑裤，瞪着好奇的大眼睛，木呆呆地望着我们。
北大荒新人　
连里除了20余名来自上海和哈尔滨的知青以及我们刚来的100多名北京知青外，还有100多户老职工。
初到时已近8月下旬，正是麦收的尾声。那几天，丝丝连绵雨下个不停，其他活儿不好干，连长便让我们到地里捡麦穗。置身在大地之中，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广袤，无垠。人到了地里，就像一个小黑点，渺小得很。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四周，都是苍茫茫一片，天地相连。在这天地之间，看不到树，看不到屋，也没有声音。唯一所见便是轻风掠过，庄稼微摇。除了人和庄稼，我每日的伙伴便是天上的太阳。从早上的红彤彤到午时的金黄耀眼，到了傍晚，又变成火球躲进山后。劳动时，我不时地望着它，时光也悄然而过。
第一任连长和指导员都是从军马场调来的复员军人，对我们管得很严，平日不许随便离开连队，不许让家人从城市寄吃的，不许谈恋爱。但从大城市来的知青经历过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理论一套套，很善论说，不太好管。刚来时，知青常对连长指导员的工作方法不满，七嘴八舌地和他们辩论的情况常常发生。连长曾在大会上指责，“你们不要牢骚满腹！”一次、七八个人把指导员团团围住，一个女生尖利地说，“毛主席语录244页写道：‘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可是，指导员，你很少下地，你的皮鞋比镰刀还亮！”
连队常在晚上召开全连大会，就在食堂里，地上摆着一条一条的长木头，开会时我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木头上。连长让各排在会前拉歌，于是一阵阵歌声便在食堂里响起。常唱的有唱语录歌，和“兵团战士之歌”，歌词是：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
手拿镐，一手拿枪
战斗在边疆……
开会前，排长还常带领大家念毛主席语录，会议都是由连长指导员主持，主要传达上级的精神，讲评连队当前的生产情况。最初，大家还有精神听，渐渐地，一个个脑袋便开始耷拉下来，一点一点像小鸡吃米。
低谷之光　
知青宿舍一大排有400多平方米，男女各住一侧。每个宿舍南北两条大炕，每条炕上睡7个人，最边上放一溜手提包。木工组给每个屋做了一个脸盆架，放在进门处。推门进来，7个人睡一条炕，挤得满满的，每人只有不到一米的地盘，褥子搭褥子。每天收工后，大家非常麻利地把鞋上的泥巴用力搓掉，用套袖噼啪抽打干净衣服上的泥土，然后一溜儿小跑，到锅炉房打回两盆热水，洗脸洗脚洗衣服。
一屋14个人，每人两盆水，眨眼工夫地上就摆满了两大溜儿脸盆，几分钟后，满屋子充满了肥皂味儿，地上也到处洒着水。炕沿下，一溜黑色棉胶鞋七倒八歪扔在旁，臭烘烘的袜子在鞋里窝窝囊囊地塞成一团，脚趾头处是五个硬硬的泥印子，但谁都不忘把湿鞋垫赶快从鞋里抽出来，放在火炕上烘干，第二天好接着穿。
洗毕吃罢晚饭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大家开始在自己那块二米大小的天地上各行其是。有的聊天，有的写信，有的津津有味进行精神汇餐，有的一个劲儿乂唱又笑，也有的沉默无语独想心事。劳动一天后的疲惫，本应催人睡眠，但由于地上潮湿，炕上活跃着一群跳蚤，一闻血味儿，便肆无忌惮起来，咬得人根本无法入睡。后来有人想出办法，把敌敌畏加水稀释撒在褥子上，跳蚤果然少了好多。
东北睡的是火炕，下面用砖砌成火墙，烧煤取暖。引火柴是桦树皮，宿舍前边就是桦树林，取之不尽。但煤却供应不足，炕经常是冷的，很多个夜里我们冻得当“团长”。于是，有人开始戴着毛帽子睡觉，一时间，人人模仿，晚上，每人头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个狗皮帽子，整整齐齐地睡一溜儿。
生活向我们展现了真实面目。在严寒艰苦的现实面前，我的思想准备极为不足，特别是，对长期扎根没有丝毫考虑，情绪从下乡前一个月的理想主义高峰一下子降到冰点，内心深处常感到无比痛苦。每天上工的路上，或在从事机械性劳动的时候，脑子总是沉浸在万千杂乱的沉思遥想之中，各种意念忽而清晰，忽而模糊，飘向说不清的远方。
我最感困扰的是前途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档案里都有张薄薄的“北京市中学毕业生政治情况调查表”，上边有五项必须填写的栏目。如果任何一栏不是干干净净的“无”，它便是一块政治石头，沉如磨盘，压在人的心上。这五栏是：
如有被处死(包括畏罪自杀)，判刑，管制的，请注明时间，地点，原因，及刑满释放和解除管制后的表现。
如有其他重大政治问题(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请说明问题性质。
如有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亲属，请注明他们的出国时间，现在情况，政治而目，工作部门和职务，与学生及其家庭的情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无问题？如有，请注明问题的性质，处理情况和目前的表现。
学生的其他家庭主要成员(指和学生在一起生活的)和主要社会关系(指和学生过去和现在联系密切的亲友)有无被处死(包括畏罪自杀)，判刑，管制的？有无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有其他政治问题的？有无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与学生联系如何？对学生有何影响？
当时我的父母仍在审查中，档案在连队被列入另册。现实无情地向我明示，我的前途就是一辈子生活在这个荒凉寒冷偏僻的地方。面对现实，面对无边无际的苍茫大地，我曾经极度苦恼、失望，非常不甘心，又别无选择。
唯一能够安抚心中的郁闷躁动和茫然，让我对命运有积极态度的是那些抄来抄去的短文和诗句。在北大荒的小屋里，我和其他知青经常趴在炕上传抄着北岛、食指、郭小川、高尔基等人的诗文，
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便默念普希金的这几行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
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
知青中几乎人人都会背的孟子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而最能增加内心力量的一本书是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里面录有很多毛泽东年轻时的读书笔记。
我饥渴殷地从极为有限的文字中寻找精神源泉，让哲理和经验这一剂剂良药安抚我的心灵之苦，让几乎垮下来的精神重获力量。我默默地期望，眼前的生活只是-部长卷的开篇，烦恼痛苦会很快地随风飘去。
苦恼是年轻人的特征，寻找快乐也是年轻人的天性。宿会里一群十儿岁的青年人，没事儿就用歌声来宣泄情绪，排解心情。我们喜欢唱歌《江姐》，马玉涛的《老房东查铺》，郭颂的《乌苏里船歌》。《长征组歌》可以一人跟一人全部唱完。也有人偷偷唱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题歌：“流浪，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带我奔向远方………”，借曲诉说离乡漂泊的心境。一曲一曲的苏联歌曲，不由得让我们想象着另一种生活。但更多的时候，是全宿舍人扯起嗓门，一起大唱“样板戏”。　
知青婚恋　
最初，连队不许知青谈恋爱，随着知青年龄渐长，连队对谈恋爱也不再持强的反对态度，但从不鼓励。
青春豆蔻年华，男女间必有互相倾心者。有些知青用各种方式在暗地里谈情说爱。为了避人耳目，“秘密工作”大都发生在黑夜月下。有时他们隐藏在林中聊天有时会在拖拉机里看见一对头影。
一次，一台拖拉机往场院送粮，苫粮食的大帆布底下突然钻出一对男女，把司机吓了一大跳。如拖拉机开上去，后果可想而知。
住集体宿舍对谈恋爱的人很不方便，他们只能到室外说悄悄话。但是，一旦太阳下山，外面便是蚊虫世界，猖狂已极。于是，一对对恋人想出办法，捡些枯枝干草生起一小堆火，靠烟火驱赶蚊虫，他们好偷得几分情，坐在烟堆旁悄悄聊天。宿舍旁通往无人处的小路边经常可以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的灰炭堆，横七竖八架着几根未烧尽的黑树枝，成为知青恋爱路上的特殊产物。
我调到六师开荒营的第二年，连里有三对知青要结婚，他们自然要搬出集体宿舍，并要有自己的住房。连里给了每家20个工时，即两个人用十天时间盖完一间住房。这么短的时间里靠两个人盖一间房根本不可能，而我们又不能随便请假帮工，大家便在收工后，趁天还没黑帮他们紧干一阵。一个小时内，有人和泥，将切碎的麦秸和泥巴拌在一起，然后穿着长统靴在上面猛踩一阵；有人用三齿又挑泥，一叉子一叉子将泥直接扔上去，层层垒高。盖房顶时，将泥或装着泥的脸盆使劲扔上房顶，房上的人双手一接，哗地一倒，接着又一桶飞上来。几天下来，房子的模样就出来了，就差门、窗和直径一米长的大锅盖等木工活儿，是连里派木工做。但不知什么原因，在房子十天盖好之际，门窗却没做出来。可是，其中一对青年执意要如期搬进去。
这一对搬家的那天，门窗还是洞天大开。他俩便用麻袋把门窗堵起来，并在“十一”那天，把全连知青都请过来。我们都高兴地去了。一进屋，看到的是窗户上门上挂着黑乎乎拆开的麻袋片，墙上的泥还没干，炕头一点火，湿墙上便一股股的冒着白气。新婚喜日，谁都知道不能说扫兴的话，大伙一个个高高兴兴地和面剁馅包饺子，但心中却暗想，这难道就是知青扎根边疆的前景吗？
离开兵团　
1974年7月，一年一次的大学招生开始了，貌似沉默的连队开始骚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敏感紧张。招生的程序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我连120名知青分配下来三个名额。
我报了名。在第二阶段的群众推荐中，我所得票数最多，心中既高兴又忐忑不安，因为还有领导审批最后一关。果然，情况出现了意外。第二天，连里宣布的结果与群众推荐的三个人完全不同。得知消息后，我高高悬挂的心“咚”的一声落了下来，失望极了。一整天，我默默无声，思绪杂乱。
我决定到团部的招生委员会反映情况。
那天一直下小雨，我穿双雨鞋，在泥泞中一步一滑。因下雨，一路上一辆车也没碰上。由于心中憋着一团火，我不管不顾，只是埋头一个劲地往前走。八九个小时之后，在雨中走了90多里路，终于在天黑前到达团部。
我径直找到招生办公室，把情况如实讲了一遍。接待的同志态度很好，他说，如果我讲的属实，那么连里不顾群众推荐结果，又找不出我的问题，自换人是不允许的。听到这一番话，我甚感安慰，心中总算吐出了一口污气，这才意识到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的重。再看看雨鞋，鞋底几乎全从帮那儿裂开了。这双鞋跟着我一天跑了近100里路。
几天后，团里让我连重报上学人名单。连长坚持不改，仍把自己定的三个人重报了上去。绝的是招生办一个也没批，结果，1974年，我连三个上大学名额全部作废，我的上学梦也彻底粉碎。
告了连里的状，我便无心在兵团再待下去。如待下去，恐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为前途考虑，我需另辟出路。因户口问题，我只能转到农村插队，因为兵团吃的是商品粮，允许户口迁往农村。
晋北插队　
1975年4月，我转到山西插队。
最初几天忙于安顿住处。我买回口粮，又从农具店买了筐、扁担、水桶、铁锹、锄头等劳动生活用具，并让铁匠打了副锄草的小铲。阴历三月十八是赶集唱戏的日子，又在集上添置了些农具，还买了7只小鸡回来。第二天，开始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太阳一竿子高时，人们一个个从院门走出，来到饲养院旁的墙根处，等待小队长派活儿。队里有50来个劳力，其中一半是妇女，有十六七的大姑娘，也有结过婚的婆娘。来到集合点后，人们靠着墙根，或蹲或坐，聊扯几句。穿着黑衣服蓝衣服的男人们，把烟袋锅慢慢从腰间摘下，粗糙的手指将烟叶轻轻揉搓碎，装进烟袋锅，吧哒吧哒抽起来。女人们穿着素花的衣裳，叽叽地聊天，间或一阵大笑，有人便露出镶着的金牙。这儿的人认为黄色的金牙很美。
队长分配女社员到村北的地里平整土地。我们用耙子把大块的土疙瘩敲碎，将残留的玉米根刨出，然后将地一耙一耙细细楼平。太阳在头顶一点点移动，我们屈伸着身体，一下一下地摆弄着耙子，精心地侍弄着脚下的土地。我发现，队里的农民对土地很有感情，活儿干得很仔细，不像在东北兵团干活时呼啦啦风扫残云的作风。一天下来，我们整出十来亩地平土细的地块，远远望去，像柔软的地被，让人有一种成就感。
善良农家　
我独自一人在村里插队。很快半年过去了，村里的人也大部分都认识了。我觉得农村人十分淳朴。第一个感动我的是邻居粉粉的娘。当粉粉把我带到她娘家时，老太太马上热情地把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她挪动着三寸小脚，忙碌着把盘盘红枣、杏干、加了红糖的开水端上炕头，然后又坐在风箱旁，呼呼地拉起风箱炒开瓜子。老人家边拉风箱边问这问那，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她拉起衣襟边擦眼泪边说：“你一个城里人来这里受苦，不容易啊。”看到初次相见的老人，竟为自已下乡过苦日子而泪流涟涟，我在农民身上深深地感受到了善良。
我们小队的二旦，家有四个儿子，15岁到25岁。在穷地方，儿子多便意味着粮食不够吃，没钱娶媳妇。二旦家是小队里最穷的几户之一，常常半饥半饱地度日。一年夏天，他难得杀了一头四五十斤的羊，肉还热着，便割下一块最好的给我送来。然而，不久他家丢失了多年来一点点攒起来的粮票后，家里人急得嘴上起泡，却坚决不要我给他们的全国通用粮票。当老二一双钳子般的大手把我挡在门外时，我不知该怎么办，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村里的农民只愿给予我帮助，却不接受我的任何回报。

左为粉粉，右为作者。

摄于1978年9月县照相馆。

第二天获通知，高考初选有名。

当时村里人做饭都是用玉米根、高粱根，或捡来的柴禾，此外队里还分些玉米竿做引火柴。春天平地的时候，我们也时不时地刨出些玉米根、高粱根。在惜柴如宝的农村，这些谷物根都是好东西。刨出来后，大家把根上连带的土磕打掉，聚成一堆，收工时用衣服一包，背回家去当柴烧。这些半湿不湿的根子，背在身上很重。几里路走下来，我的步子就变成歪歪扭扭的了。在回家的路上，经常是吃力地走在后面。但一天中午，我忽然看到院子里的玉米竿多出来儿捆，不知是哪个好心人悄地把自己家的拿来送给我，好让我少从地里背回那一包包又湿又重的玉米根。
从很多点滴的小事中，我都能感受到村里人的关心和友善，这来自农民们特有的朴实和善良。而在许多人当中，那几年里和我同住一院的二女子跟我结下的感情最深。
二女子刚生下就给了山上的一户人家。但这家没两年又把她卖给别人，之后她又被转卖到几户人家。后来这事被公社知道了，卖人的在公社大会上被批斗，女子则被送回生母家。那年她12岁。
二女子回来后，和我同住一个院，她住正房我住下东房。二女子不上学，成天挎个大篮子，四处挖野菜给猪吃。每天我一收工不到十分钟，她一定会跑到我屋里来串门。她还很爱说话，村里七大姑八大姨的鸡毛蒜皮的大小事儿，无一不知。我独自插队异乡，常感孤寂，有人来说话做伴儿真是一种安慰。很快，我俩处得非常密切。每天收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做饭，二女子很有眼力见儿，见我忙着，就主动来帮一把，抱柴，点火，拉风箱。她人虽不大，可很有力气，拉起风箱来呼呼响。
一年夏天，我突然病了，高烧下，终日昏昏沉沉，快怏地躺在炕上。那两天，二女子来得更勤了，她虽是个没读过一天书的农村小丫头，没有任何医疗知识，但每次她来，对远离家乡病中的我都是极大的安慰。当她看到水缸快见底了，便不声不响从一里多远给我挑水送来。她才十二三岁，个子刚刚一米五，两个沉沉的大水桶把扁担压得一弯一弯。
我躺在炕上，看着她那小小的身躯把70多斤重的水颤悠悠地担进屋来，非常感动，也在一闪念中，想给她几毛钱，但我知道，她是绝对不会要的。同时，我深深地知道，她在我生病时给予的无私帮助，远远超过了几毛钱的意义。
病后第三天，我的烧退了，但仍没食欲。快中午时，二女子又来了。一进门，便诡谲地一笑，然后放下手里的篮子，扒开最上面的野草，从最底下拿出两个又红又大的西红柿。这两个圆滚滚的西红柿，鲜红光亮，一看就是刚摘下来的。很快我就猜出了二女子的好心意。她见我生病，想弄点儿好吃的，但又没有钱，便在拔草的时候顺手偷了别人园子里的西红柿，悄悄地送来。病中的我对二女子的这一片善意深为感激，牢牢地存在心之一角。
现在我想，我之所以和二女子的关系那么亲近，是因为我们同有“天涯沦落人的类似命运。她缺乏亲情，我远离家人。二女子虽又被送回了生母家，但和他们并不亲，晚上常听到她挨打后抽抽搭搭的哭泣声。我虽家有亲人，却远在千里，难得团聚。二女子几度被非法买卖，没有真正的家，而我却像一棵无根浮萍，四处飘零于是，在寻找温暖，寻找同伴的共同需求下，我们俩渐渐变得互不可少。
担任大队干部　
我们村算个大村，普通民兵有200多人，年龄在16到25岁的基干民兵近100名。平时活动主要是基干民兵参加。这年村支书让我当民兵营长，管几百人，还负责十支步枪和二箱手榴弹，武器房的钥匙放在我手里。我对枪产生了兴趣，也学会了拆枪，擦枪，每月亲自擦一次。臭小还从公社武装部长那要来些子弹。
我和臭小商量了一下，每周组织基干民兵学习一次。恰巧，公社医院刚刚在别处买了房子，大队便把原有的九间旧房买下，并把其中三间打通，作为民兵活动场所。我们新铺了屋顶，做了十几条长板凳，还做了个乒乓球案子，并计划办个图书室，买200本书。这时我感到生活充实了，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村里的人做些事情，心情很舒畅。每次晚上搞活动的时候，我常常先教大家唱个歌，然后读段报刊上的文章，讲讲当前的工作。我们民兵还为春节“闹红火”准备文艺节目，参加县里组织的民兵比赛，其中之一是比拆枪装枪的速度。我们还搞过一次“赛诗会”。村里有些高中生，水平很不错。
1976年6月，我开始负责大队所属的生产。为了多积肥，大队计划发展养猪事业，同时建个粉坊，做粉产生的粉渣用来做猪饲料。养猪，首先要盖猪圈，这件事由我来负责。不远的原平具有个先进养猪场，我决定和几个人先去参观一下。
参观回来后，我按照当时画下的图样，照葫芦画瓢，规划起我们的猪圈：先盖一排，8个圈，每个圈3米宽，四米长，2米深。每间有一处一米长3米宽有顶的地方，用水泥预制板铺顶，是猪睡觉的地方。其余处是石头铺底，坡度25度。附近粉坊的废水通过地下管道流进猪圈，和猪粪一起沤肥。
盖猪圈是大队工程，每个小队出一个人，我领工。首先要挖出一个25米长，4米宽，2米深的地基，工程很大。一天黎明，我们搞了个紧急集合，召集所有基干民兵马上起床，挖猪圈。两个小时左右，地基基本挖好，剩下的就是一石一石的建猪圈了。我是领工的，怎么干，这几个人全听我派活，他们的态度最初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很快我知道他们已把自己定位于听从分配的角色，我只好拿出副样子，分配他们干这干那。
那时我才认识到，农民很听话，但也有惰性，说一下，干一下。不过，我们几个人合作得不错，五队派出的李补生很聪明，也能干活，还常说笑话，大家在一起挺开心。补生30多岁，仍是个单身，原因是穷。他一人要抚养两个丧失劳力近80岁的父母，没有钱来娶媳妇。但他看上去总是笑呵呵的，一张脸永远通红。劳动时，从他们的闲聊中，我渐渐感到，山西农村男女之间比较随便，红杏出墙头的事情经常发生，村里人管这叫“跳墙头”。他们并不太忌讳，常在说笑中议论此事。
凡属大队的工程，都由一个大队干部负责。我先后负责过盖猪圈，打井，拖拉机耕地等活儿。不过，大队的拖拉机给外村耕地，向他们收回现金非常困难。因我负责拖拉机耕地，催债的事情也在我的职责之内。一天，拖拉机手马四小带着我去十几里地外的李家寨催债。李家寨是个小村，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路坑坑洼洼地来到村里。大队部里放着一张桌子，几条长凳，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一会儿会计被找来了，四小和他各卷起一支草烟，边抽边说起耕地欠款的事。会计苦着脸，连说眼下没钱，实在没办法还。我看要钱的事马上要泡汤，赶快接过来说，我们队也在欠着别人的账，人家也催得紧。你们的钱已拖了一段日子了，还是想想办法付给我们，不然三角债永远还不清。
大家磨了好一阵，会计最终同意先付一部分。他拿张纸写了个条子，递过来让签下字。我拿给四小，让他签名。四小愣了一下，说我两眼一抹黑，不会写字。我暗吃一惊，没想到四小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替他把名字签上，然后数好60元现金，和四小一路高高兴兴地返回。真不知农民拿到点现金竟是这么难。
我每天晚上都要到队部开会，讨论生产，解决民事纠纷，做计划。一个村就像个小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管，要处理。那段时间，我学到很多东西，晚上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轻闲，看书看报的时间很少，自学英语也停了下来。每次开罢会回到屋中，已是夜半时分，四周静极了。但这时我的头脑却往往特别清醒。在尘埃荡尽的深夜里，宁静使我思想活跃，让我感觉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生灵，感到自己的灵魂与广袤的自然浑然融成一体。
我独自躺在炕上，也时常想着自己的将来。今后的出路有两种可能，一是上大学：二是参加工作。但在兵团上学被顶替的事情深深地刺伤了我，使我渴求上学之心大大冷淡，也感到读书的最佳年龄已过，学不出最好的成绩来。另一条路是参加工作。可我不喜欢当工人，成天与机器绑在一起，不自由。六年的乡野劳动使我成为一个散漫的人，不愿受拘束。思来想去，我决定先在农村安心待几年，扎在社会最底层，体验人生，将视角落在农民身上，落在每一个最细的民情民俗上。我自觉在人生旅途上，这种机会也许并不多得。
参加高考　
1977年10月25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拿起扁担准备去挑水，院子里的喇叭滋啦啦地响开了，播音员正用清脆的嗓音播送大学恢复考试招生的消息。敏感的几个字顿时把我定在院中，静心屏气地认真听完。我的脑中马上浮现出一幅年轻学生夹书包，戴眼镜，朝气逢勃的镜头，并由此联想到他们的前途。但因种种原因我决定不参加高考。特别是听到广播里说，要具有高中水平。我想，我连初中都没正经上，就更别提高中了。
尽管我不打算考，心情还是不平静。当晚，照旧要到大队开会。但是，同样坐在会议室里，却感到不同往常。我闻着充斥全屋的兰花烟，看着淡蓝的烟圈缓缓地蔓延扩散，默默地想心事。一晚上，我没怎么说话，只是坐在墙边，望着各种姿势坐在凳子上的队长们，端详着那一张张淳朴的脸庞，那晒得黝黑的皮肤和褪色的旧棉衣。队长们一边吐烟，一边谈工作。我听着，看着，心中隐隐感到，今后的生活可能要发生变化。我知道，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身上已有一种东西在我心中深深地留下了痕迹。
冬天，照例回北京。从火车站到动物园的电车上，我听到两个乘客正在议论1977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所有关于高考的话题对我都是刺激。
到家后，妈妈不时提到高考，我也时不时地看看初中代数。但对要不要考大学始终没下决心。
3月初我又要重返农村。临走时，妈妈问：“你今年考大学吗？”我想，马上要离家了，如果说不考的话，妈妈恐怕要失望。我没多想就说了声，“考。”
似乎是这一个考字改变了我的命运。自从我答应考试的话说出口，就像给自己下了道指令，一切都朝着高考行动起来。
考场是在县中学，考试前一天，我带上房东做的干粮，借了辆自行车，来到县城，考试这三天我要在中学住三个晚上。晚上，我们就在地上铺个草垫，一屋睡几大排人。我县共有800多名考生，考文科的有300来人，参加外语考试的只有10人。
考最后一门英语时，不到2点，我便来到考场。一个年轻人站在教室门口，他先看了看我的准考证，又仔细地查对了一下手里的名单，然后严肃地对我说：“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不能进去。”听到这句话，我顿时了，无数个问号瞬间变成无数个圆圈在眼前上上下下地晃动。一个月前，我明明亲口对负责报名的杨老师说，我要参加外语考试。为什么今天这里却没有我的名字？
这时手表听起来分外刺耳，滴答滴答一秒一秒毫不留情地置我而去。2点，2点5分，2点7分……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毫无头绪的转来转去，一筹莫展。7月的骄阳，照在我的头上，烧在我心中，汗水如注，从头流到脖根儿。
2点10分左右，一个工作人员过来说，有两个人没来考试，现在还剩下两份卷子，但我必须证明我报了考外语专业。一时问，我心中又好像升起了太阳，然而很快便发现我的志愿栏里并没有报考外语系，因为考外语专业有年龄限制，而我已超龄。
失望再次啃啮着我的心。但我不甘心。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杨老师，让他作证我报了要考外语。可是村子在城西18里之外，现在何以找到他？我一身一身冒汗，嗓子眼儿全是火，恨不得一下子生出十张嘴把事情说清楚。忽然，旁边走过一位小伙子，告诉我杨老师今天正好在县里开会，他主动要带我去找杨老师。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一下子坐上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的自行车，飞快地朝县城骑去。幸好，杨老师真在招待所，我急急地将大概情况讲了一下，请他赶快去考场给我做个证明，救我一把。
回到县中时，考场外已有七八个人围在那里，有教育局长，副局长和几位代县中学老师。“杨福中，她到底有没有报考外语？”教育局郝局长首先问道。杨老师猛地听到局长在问，抬起头迅速地望了局长一眼，然后又用眼角扫了周围的几个人，停顿片刻，肯定地说：“没报名。”
天哪！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这话是从杨老师嘴里说出来的。平时我们在村里遇见，他对我总是很温和，很客气。一时间，我感到心在抽搐，血在倒流。我呆呆地望着杨老师，双眼充满了苦涩的希望和恳求。渐渐地，力量重新从心底升起。我想了一下，极快地对杨老师说：
“您再想想，我是跟您报名了。现在，只要您证明一下，我就可以进去考试了。这里还有两张富余的考卷。”
一下子，杨老师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忽然明白了他的作用和事情的厉害。他望了我一眼，略想片刻，对局长说：“噢，我刚才说错了，我记错了。她报过名。”我长呼一口气，万般感激地望着杨老师。
可是，一分钟过去了，人群中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到底让我考，还是不让？我的自制力和耐心已近极限。我经不起这残酷的时间拖延，终于忍不住大声对局长说：“郝局长，你们快让我进去考吧。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呀！”人群中有了些动静，几个人互相望了望。终于，郝局长发话了：“你进去考吧。”
我看了下手表，2点55分。考试已经开始了整整55分钟。我什么也顾不上，扭头快步奔进教室，一屁股坐在第一排上。
1978年7月22日下午4点30分，我结束了全部六门考试。
告别农村　
9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正磨镰刀准备出工，公社来了个小伙子通知我，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成绩过了初试线，马上到县里检查身体。
是真的吗？我简直高兴坏了，马上借了辆车，飞快地骑到县城。到县里后我了解到，1978年山西的101个县再加上市区，共计划招8000多人，其中招文科生1000多名。1978年全省考试理工科及格率为11%，文科为5%。文科初选2000多人，但实际录取1000多人。
另外我得知，山西省的外语成绩考得不好，而我的外语分比数学高出30多分。初选考生可重报专业，我可以报外语系。9月12日，录取工作开始。最初五天先由重点学校挑人，然后是一般学校录取学生。录取工作在9月底要全部结束。
山西省初选人数：理工科8000多，但最后只取6000多。文科初选2456人，实取1200，将要刷下一半。十分残酷。
几天后，我又得到通知，到专区参加英语口试。我的英语完全是在兵团和插队时自学的，从未说过。考试的老师倒很和气，我也不知当时答得对不对，唯一的感觉是满脸火辣辣。
在等最后通知的日子里，心情不安，但似乎觉得有希望，每日仍照常出工。
1978年10月10日这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中午我去供销社买盐，路过邮局，邮递员二旦对我说，有一封山西大学寄来的信。我连忙跑进邮局，急切地打开那封印有山西大学红色铅字的牛皮纸信封，真是兴奋极了。万万没想到那场险些没能参加的外语考试竟使我被外语系录取。一瞬间，我的心好似秋菊怒放，眼前突然绽开了一片金灿灿的世界。
我靠着土墙，再次打开信封，泪水模糊了那一行行铅字。虽然这是迟到的喜讯，但长久的等待与几千个日夜的梦想，终于，终于实现了！
那天送我的有长生、粉粉和二女子。在村口等长途车的时候，大家都默默无语，空气像冻结了似的。忽然，二女子抽抽搭搭大声地哭了起来。她的哭声将我一直强忍着的泪闸哗地冲开了。我流着泪登上了汽车。车子缓缓开动，在秋天的日子里，在晴朗的天空下，我探出身子，伸出双臂用力地向人们挥手……
一路上，我心潮滚滚，浮想联翩，随着咣啷咣啷火车轧铁轨的节奏，不禁酿这样一段诗句：
起长风，
骄阳艳碧空。
挥手满目高粱红，
迈足书斋墨香浓，
惊喜亦非梦。
离别难，
殷殷却无言。
万里金秋望飞雁，
十年宿愿今朝圆，
人生莫等闲。
从1969年8月15日到1978年10月19日，我在北大荒和晋北农村整整待了九年零两个月。这是一段蹉跎岁月，一段刻骨铭心的难忘岁月。这十年的下乡生活有劳动的残酷，有岁月的无情，流逝的时光交融着我对它的种种感情。斗转星移记忆的年轮不断增长，渐渐模糊，而知青的黄棉袄，年轻人的欢笑与眼泪，低矮的土屋，农民的善良与慈蔼却深深地刻在了心中，永永远远挥之不去。
───────────
作者：冬至，本名兰缙
1969年初中毕业后，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五年后又转到山西雁门关插队。1978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6年赴美留学。曾任美国某大学助理教授。喜爱阅读，偶尔也写点短文，或记最生活或感慨人生，同时享受着写作的快乐。
冬至不幸于2013年6月11日16时35分在美国马里兰州因病去世，此文为她的遗作。

───────────

注：《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

由北京九洲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