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何了解历史的妙法被斯大林夸赞聪明？

zxcvb

毛泽东有何了解历史的妙法被斯大林夸赞聪明？核心提示：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他讲：“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5年1月16日07版，作者：陈晋，原题为：《毛泽东与“西学”》
自觉地接受西学
社会上有一种印象，觉得毛泽东喜欢研读中国古书，不大愿意读西方著述，对西学不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对西方著述不仅有兴趣，所读在他那个时代并不算少。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是从1910年秋到东山小学堂读书开始的。1912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后来谈到自学的内容，给他印象最深的，主要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孟德斯鸠、卢梭的法律学和政治学著作，约翰·穆勒的逻辑学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等，基本上是严复翻译的。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一次比较系统地对西学的接触和了解。特别是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属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是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成因的必读之书。毛泽东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政界人士时回忆说：“我那时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更加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信中，他说自己“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指柏格森、罗素、杜威）起，渐次进于各家”。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也主要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
毛泽东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对西方各种政治主张和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后才得以确定的。
从延安时期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谈西学，比较从容和宽泛。1949年访问苏联时，他集中看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他讲：“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到了晚年，毛泽东还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写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
毛泽东读西学著述，并非漫无目的。比较起来，他更感兴趣、更为注重和读得更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这样三类。
对西方哲学的认识
对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
1964年2月9日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哲学的认识：
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说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关于毛泽东对近代德国哲学的了解，有个实例值得一提。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了海克尔的代表作《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时，对他讲：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还有海克尔的书感兴趣。接着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结果只有施密特说看过，其他外宾有的说没有看过，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中文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
施密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中也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
注重阅读西方近代史
毛泽东1970年5月1日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毛泽东看来，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比如，如何解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问题，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总是从弱到强的问题，等等。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不可磨灭的印象》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延安同他谈话时，“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他又进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国情况同一位外国记者在瓦利福奇会晤华盛顿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情况相比较。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他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
毛泽东阅读西方近代史，不仅从政治角度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必要对照，还注意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和经验。
1962年7月15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时谈到东西方社会的差距，毛泽东说：我们都读过西方国家的历史和西方国家的小说。西方国家在17世纪、18世纪还是落后的。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百多年的事。
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在经济上，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上，我们亚非国家比他们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
在西方近代史中，毛泽东最注重了解的是法国革命史，这方面的著述读得比较多。毛泽东还经常同法国以及非洲的法语国家外宾，讨论法国大革命史中的一些细节。他同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详细谈到法国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全欧洲进攻法国的事情。谈到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乡下小律师，初到巴黎时说话结结巴巴，他就依靠那个长裤党干了起来。谈到拿破仑一战成名的土伦战役；谈到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但后头犯了错误，政策不大对了；谈到拿破仑的战略失误在于第一不该去占西班牙，第二不该去打俄国；谈到为什么不该打俄国的原因，是那里不能过冬，而选择打莫斯科而不是彼得堡，没有一下子把沙皇抓住，这也是失算；甚至谈到拿破仑究竟是死于胃病还是被人下毒，等等。毛泽东喜欢读谈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从哲学角度理解西方自然科学
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正道提出的宇宙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工夫去阅读和了解。
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哲学角度来理解和发挥。1974年5月30日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当李政道解释他和杨振宁1956年提出的宇宙不守恒理论时，毛泽东的理解是：就好比我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好比我的眼睛，一个好一个不好。意思是事物在对称中有不平衡。李政道现场演示了物理学上的平衡和对称不是一个意思后，毛泽东还发挥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三元宇宙它是不动的，物体是不动的。它是专讲空间，不讲时间。时间是运动的。时间是空间的属性，没有空间是不运动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毛泽东始终承认西方走在了前面，并力主向他们学习。 （据《党的文献》）

zxcvb

斯大林曾用什么话存心激怒毛泽东核心提示：有一次，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大老板甚至存心想激怒毛泽东，于是就说了句搞不清是玩笑还是认真的话：“在中国，共产主义具有民族主义的特征。虽然毛泽东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他还是有民族主义倾向。”

毛泽东与斯大林

本文摘自：《法制晚报》2015年10月8日A22版，作者：潘佐夫，原题为：《15份俄文绝密档案中的毛泽东》，为节选。
他只回敬了一句：“现在所说的一切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斯大林对中国事务卷入得越深，他的胃口就越大。他对毛的疑心也在相应地增加。据赫鲁晓夫回忆，在结束了与毛的会谈之后，斯大林“脸上毫无喜气”，在提到毛的时候，口气也不那么恭敬。“你不难察觉到他对毛的那种傲慢态度。”赫鲁晓夫评论道。有一次，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大老板甚至存心想激怒毛泽东，于是就说了句搞不清是玩笑还是认真的话：“在中国，共产主义具有民族主义的特征。虽然毛泽东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他还是有民族主义倾向。”斯大林还说，出现一个“中国的铁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根据毛自己的说法，他只回敬了斯大林一句：“现在所说的一切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毛显然不理解斯大林的这种举止，而斯大林则拥有某种特殊的幽默感。用康斯坦丁·谢苗诺夫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使人似懂非懂的、对与他谈话的人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幽默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他请求斯大林派一位“苏联同志”来华帮助评阅和编辑他的著作。
签署了条约和协定之后，毛和周于2月17日离开了莫斯科。到车站送他们的还是那个做起事来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莫洛托夫。虽然同来的时候一样，毛坚持称苏联官员为“同志们和朋友们”，但这时的他举止已经相当形式化了。在登上车厢前，他发表了如下感言：“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实际上，他的内心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