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智慧精髓，让李白消失无影，却让杜甫金句出名

潇潇雨

《资治通鉴》智慧精髓，让李白消失无影，却让杜甫金句出名                                                                            2026-05-26 10:30                                        

发布于：天津市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朝代的文学作品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汉代有雄浑华丽的赋，唐朝有浪漫飘逸的诗，宋代有婉约典雅的词，元代有诙谐灵动的曲，明清则有波澜壮阔的小说。这些文学符号不仅是文字的呈现，更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它们让那个年代的文人名声远扬，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唐诗三百首》几乎是每个中国孩子少儿时期必读的书籍，通过它，李白的潇洒、杜甫的沉郁，以及初唐四杰的风采都深深刻在了读者心中。在这群才情横溢的诗人背后，承载着的是唐朝那个诗人层出不穷、才华竞放的辉煌时代，这也是中国诗歌史上黄金般的辉煌岁月。盛唐的诗歌影响力横扫亚洲，沐浴中华文化的国家与民族，只要提起唐诗，总会想起那个灿烂的盛唐。  

各种史书对唐朝诗人的记载都非常详尽，从生平到作品，无不重视，唯独宋朝大文豪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显得格外例外。在这部浩大的历史著作中，唐朝诗人几乎少有提及。难道司马光对唐朝诗人不感兴趣，所以刻意回避？仔细看《资治通鉴》的篇幅，它全书共294卷，而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81卷，比前后两汉加起来的400年还要多，可见司马光对唐朝关注甚深。但讽刺的是，这81卷中，诗人却几乎无踪可寻：李白未被提及，杜甫仅被引用了一句。这无疑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研究的切入点，自然是从杜甫入列的那句金句开始。  

《资治通鉴》中引用了杜甫《蜀相》中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表达了诗人对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深切怀念。诗中写道：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通过这些文字，杜甫不仅讴歌了诸葛亮的爱国精神，也流露出自己赤诚而不得志的心绪。彼时，杜甫定居成都草堂，离武侯祠不远，想想自己未能如愿的仕途，再对照诸葛亮的典范，不免生出自怜与叹息之情。  

《蜀相》开篇即以疑问引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用这种不疑而问的方式，将感叹化为自我追问——这些疑问无需真正的回答，正是他心中希望通过诸葛亮寻找的精神寄托。接着诗句写道：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杜甫通过春景的描写，寄托对诸葛亮功业的景仰，同时在自春色空好音的句尾，透露出深沉的情感：诸葛亮天纵才华，却仍难保家国无恙，而自己的苦楚，与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悲切之情古今相通，唯一区别在于杜甫看到的是景，而诸葛亮亲历了风华。风华是宝贵的经历，而未曾经历只能凭想象的杜甫，只能将情感寄托在诗句中，于是有了：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短短十余字，却概括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没有三顾茅庐，哪来三分天下？没有三分天下，哪来老臣遗恨？表面写诸葛亮，实则也是杜甫自伤：未遇明主、未逢天时。最后，杜甫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收束，将诸葛亮的悲情放大，也将壮志未酬的自己融入其中，想必书写此句时，杜甫泪水盈眶。共情，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当一个人能为他人故事而动容，才算真正理解生活的真谛。此时的杜甫，正是这样一位共情之人，他将愤恨、不甘与壮志未酬之感写入《蜀相》，成为永恒的心声。  

遗憾的是，时代未能赐予他理想的明主与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份遗憾既是政治家的无奈，也是杜甫与李白乃至唐代无数诗人不同的格局所在，更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看杜甫一眼的原因。当杜甫满怀壮志却未酬的心声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中倾泻而出，他的境界已超脱文人诗人的范畴，进入政治家的视野。这句诗也成为后世无数政治家铭记于心的千古名句。不得志时，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成了文人政客们的习惯，其中就包括司马光本人。  司马光的一生，看似光彩照人：少年聪慧、砸缸闻名，科举顺利，仕途坦途，但他同样有许多遗憾。这份遗憾源自：自认学识无双，却无用武之地。正因如此，他投身修书，以文字影响政治，期望用自身学识影响变法方针。当时的宋王朝，建国近百年，已经积弊丛生：冗兵、冗官、冗费，犹如催命符。外患虽轻，但地利不足，不得不维持大量禁军。内忧虽小，但科举官僚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压力骤增。一个看似民殷国富的朝代，却深陷危机不可自拔。  

年轻的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令司马光深感打击，他开始反思人生目标。在深怀家国情怀却壮志难酬的心境中，他决定转向著书立说，将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思考凝聚成一部旷古烁今的巨著——《资治通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他写道：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这段话蕴含两层深意：其一，中国古人历来重视历史，但史书浩繁，连布衣之士也难以通览，更何况日理万机的帝王？所以《资治通鉴》必须简明精炼，兼顾时间线，使帝王能反复阅览。其二，书的目的不仅是记录历史，而是将历史经验教训汇总，形成政治百科，全方位提供给政者启示。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核心是通与鉴——通晓与鉴别，旨在指导政治实践。如此逻辑，自然使诗人无立足之地，名篇佳作亦未必入选。  汉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辞藻华丽却歌功颂德、与治国无关；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文采出众却不涉政治；李白纵然气势磅礴，也难入《资治通鉴》的视野。正因如此，《资治通鉴》显得纯粹而精炼，同时也让杜甫的名句在历史的政治视野中闪耀，映照出司马光思想的绵延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