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劳” 作者：张弘

思雨

杨天石：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劳”   

        2015年12月16日 15:09
           来源：凤凰历史

核心提示：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肯定“蒋在抗战中有功劳”。1991年，由胡绳主编、经过胡乔木逐字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明确写道：蒋介石“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一看法和毛泽东1943年的电报中的看法完全一致。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丛书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历史，作者：张弘，原题：杨天石：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劳”

近日，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的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追寻历史的印迹》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一套七本的“杨天石评说近代史”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而杨天石则是蒋介石研究的专家，蒋介石从妥协、退让到奋起抗战，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蒋介石抗日是被西安事变所逼吗？就这些问题，凤凰网采访了杨天石。


中日实力相差太大，蒋想依靠外国
  凤凰网：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略中国，步步紧逼。蒋介石留学过日本，但他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早年如何看待日本对于中国的野心？
杨天石：这里有一个故事，当年蒋介石在保定军校念书的时候，有个日本教官在课堂上拿了一块泥巴，给学生讲课，说这个泥巴就代表你们中国，里面有四万万多个细菌，这是在骂中国人。蒋介石听了很生气，走到讲台上，从这个日本教官的手里把泥巴夺过来，掰成八片，指着其中一片说，这块泥巴就是日本，里边有五千多万细菌。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蒋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仇恨的，对于日本教官看不起中国是很愤怒的。
另外，蒋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这是1909年蒋介石23岁（1907年）在日本留学时寄给表兄单维则的一首小诗，是针对他的亲戚们存在的封侯拜相的观念做出的回应。当时蒋介石经陈其美引荐，已在前一年参加同盟会这首诗表现了当时蒋介石的革命意识和思想抱负。
所以我想，早年蒋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蒋晚年回忆他在日本所受到的教育，对日本有很多批判。蒋在日本进的振武学堂，是一个军官的预备学堂，不是正式的军官学校，很多中国的学生在这个学堂学习，但是日本的授课是有选择的，他没有把真东西讲给中国学生听，藏了一手。
蒋的日记从1915年开始，留学时还没有日记，我现在手头只有一个材料，叫《中华民国前七年的回忆》。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他往前追忆了七年。
凤凰网：蒋在1932年指挥上海抗战，1933年指挥长城抗战，知道仅仅是军事上两军的对抗，中方只能取守势，而且无法守得住。这也是他长期希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显然，这主要是出于抗战策略的考虑吧？
杨天石：对。中日两国在经济上，军事上的相差悬殊，有具体数字，譬如说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已经高达60亿美元，而中国仅为13.6亿美元；钢产量，日本高达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石油，日本高达169万吨，中国仅为1.31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年造舰能力52422吨，而中国尚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火炮、一辆坦克或汽车，除少量小型船艇外，不能造出任何一艘大型军舰。
国力是军力的基础。战前，日本总兵力为448万人，中国总兵力约为200万人；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仅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而言，日本每师21945人，中国仅10923人；步枪射程，日本3000公尺，中国仅2000公尺；轻机枪，日军每师配备541挺，中国每师仅274挺；重机枪，日军每师104挺，中国军队仅有54挺；野山炮，日军每师64门，中国军队仅9门。由于两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差距太大，强弱悬殊，所以蒋介石明白，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认为只能忍辱，忍耐，退让，另外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争取国际援助上，用胡适的话来说，叫苦撑待变，撑着，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用蒋百里的话来说，就是要拖。蒋百里对日的思想就是一个拖字，拖到什么时候？拖到东方的抗日战争和西方的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合流，这是蒋百里很明确的想法。还有，就是坚决不跟日本人谈和。蒋百里是最早提出拖延思想的人，蒋介石实际上是把蒋百里的思想贯彻了。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他说，战争爆发以后，沿海是守不住的，我将要在沿海做最坚决的抵抗，然后逐步后退，一直退到四川，在那里等待英美的参战。
凤凰网：西安事变还没发生。
杨天石：对，可见在那个时候，蒋对于未来的中日战争，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划，所以蒋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但是，这个妥协退让不是卖国投降，而是为了等待时机，争取国际援助。开始蒋蒋选择苏联。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就决定恢复中苏邦交。此前，中苏邦交在1929年因为中东事件断交，1932年，蒋介石将恢复中苏邦交看成是对日本的最大的打击。后来又企图得到德国的帮助，曾经把孔祥熙派到德国去。有几个目的，一个是买军火。当时达成协议，德国人向中国提供军火、武器，中国人用钨砂交换。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邀请德国顾问到中国来训练中国军队。抗战爆发前，中国军队的军事顾问是德国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法肯豪森。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其中最精锐的两个师就是德国人训练的部队。德国人后来承认“满洲国”，蒋介石就跟德国断交，改为主要依靠苏联。
凤凰网：从依靠德国转变为依靠苏联，后来又依靠美国。
杨天石：蒋介石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日本人最害怕的是中苏合作，这就是我首先要做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以后，蒋派颜惠庆和苏联谈判，恢复邦交。中国跟外国缔结同盟条约最早的是苏联。按照蒋的意思，是要订一个《中苏同盟条约》，但是苏联怕得罪日本，所以后来这个条约叫《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字面上解释，不是针对第三者的，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条约。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就签字了。根据这个条约，苏联才能够向中国派军事顾问，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飞机、坦克、大炮。蒋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他首先争取的外援并不是英美，当时，英美对日本一开始都是妥协的。英国是采取绥靖主义，就怕得罪日本人；美国是采取的中立主义，孤立主义，也怕得罪日本人。倒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批评了英国，批评了美国，可以说，英美改变对日政策有蒋介石批评、斗争的作用在内。
我举个两个例子，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有个谈判，英国要向日本妥协，承认日本侵华是正当的。蒋介石先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在英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你们英国这样做是愚蠢的，英国应该站在正义的方面，和平的方面，不能够跟日本人签什么协定，不能够背弃中英友谊。1940年6月，英国和日本签订了天津协定。中国在天津英租界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存了很多白银，总额高达4000余万元，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将这批白银交还，可是英国政府居然把这部分白银的主权出让给日本。所以整个的抗日战争里，蒋介石对英国没有什么好印象。
日本是个资源小国，之所以能发动侵华，它的钢铁、石油、战略物资主要靠从美国进口。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给罗斯福打过一个电报，说你们美国人这样不行，你们要想办法把日本的战斗力削弱，要把日本的经济力削弱。在蒋介石打了电报以后的第六天，美国政府宣布对日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一条是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存款，大概是1.3亿美元，第二中断日美的贸易，石油不卖，钢铁不卖，也就是说，罗斯福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这个政策一实行，日本人没有钢铁，没有石油了，受不了，所以就派了两个代表到美国谈判，要求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美国居然妥协了。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比较严重，不愿意卷入战争，而且特别不愿意在大西洋支持英国和法国跟德国打，又在太平洋跟日本打，所以罗斯福和美国的国务卿共同起草了一个妥协方案，准备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最重要的是卖石油给日本。蒋介石通过胡适和宋子文批判了美国的政策，认为美国的这个政策是不讲正义，不讲道德，不讲国际公义。在胡适、宋子文对美国政府的妥协政策提出抗议以后，罗斯福决定改变这个妥协政策。罗斯福讲，我们以前想跟日本妥协，这是个愚蠢的事情，我们决定把这个愚蠢的事情抛弃。所以，美国之所以对日从妥协改为强硬，是中国政府反对的结果。日本就说美国政府已经成了蒋介石的代言人，因此进攻珍珠港。这件事可以证明，不是美国让蒋介石抗战，恰恰是美国想妥协，蒋介石批评，结果美国才变得强硬起来。
我的看法是：蒋介石对中日之间的国情差距的认识是正确的，这个差距是存在的，他采取苦撑待变的政策，采取拖的政策，以便争取国际援助，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了，中国抗战就不再是孤立的了，就有了取得胜利的最大保障。


西安事变之前蒋已经开始抗日
凤凰网：此前，大陆的教科书一直说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今天我们知道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蒋介石的名言“攘外必先安内”，很多人以这句话来斥责蒋介石。从历史学的角度，这句话在当时应该怎么样理解？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
杨天石：安内这两个字，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是消灭共产党。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当然是要镇压共产党，另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反对地方上的反蒋派系和各地的军阀。
譬如说两广，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第一，安内并不是专门针对共产党，还包括地方的军阀。第二，从道理上来讲，要攘外，要抗日，内部不统一，不安定，分裂，互相动枪，对打，你的对外战争怎么可能胜利？要对外，自然内部要安定，要统一。内部不安定，不统一，那么你的对外战争一定要失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要维稳，这个是攘外的一个基本条件。蒋介石这句错在什么地方？错在安内的方法。
安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武力去消灭异己，你反对我，那么我把你消灭，这是一种方法。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说采取谈判的方法，采取妥协的方法，采取团结的方法，求得内部的稳定和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蒋介石讲攘外必先安内有一定的合理性，他错在安内的方法，就是武力镇压，消灭异己。
对待地方军阀，蒋介石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采取的是妥协的办法，拉拢的办法。比如说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搞“六一事变”，说蒋介石不抗日，两广要派部队北上。蒋介石首先把陈济棠的空军收买了，广州的空军飞了到南京。然后，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谈判，最后两人表示要团结抗日。蒋介石错在坚持用武力消灭共产党，但是，两党之间最后还是谈判解决。
为什么中国最后能抗战？对中共，蒋介石没有采取打到底，杀到底的办法。而是在西安事变中，国共谈判，接受条件，使内部安定了，才一致抗日的。这一点，好多人没有看到。
凤凰网：过去我们经常的提法是逼蒋抗日，认为蒋介石不抗日，他之所以抗日，是西安事变把他逼出来的。
杨天石：这个观点到现在似乎还是主流观点，实际上不完全正确。西安事变的功劳在什么地方，是逼蒋停止内战，但是蒋要抗战，在西安事变以前，他已经做了。比如绥远抗战，傅作义在绥远打百灵庙，这个事情在西安事变之前，西安事变是1936年的12月12，可是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把百灵庙打下来，那是1936年11月23日，在西安事变之前。
也就是说，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已经下令进攻占领百灵庙的日军傀儡（当时叫蒙伪军，关东军培养的）。蒋要抗日的意志早就有了，其他如长城抗战等，那都是，但是最突出的例子还是绥远抗战。


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并非事先“预谋”
凤凰网：蒋介石对抗日早有准备，西安事变是一个突发事件，让蒋介石的日政策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杨天石：蒋介石之所以不能够下决心马上抗战，他最重视还不是共产党，而是西南派--所谓西南派就是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当时最大的反蒋派系。1936年6月份，蒋有一个计划，就是两广事变解决了，就下令要全面对日。他对空军司令周至柔讲，说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对日了。而且，蒋在1936年已经做了在上海进攻日本驻军的准备，这个事情很多人不知道。八一三抗战是在1937年，但是蒋介石1936年就有一个计划，要派黄绍竤，还有其他几个将军，进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而且命令南京要准备迁都，南京的钞票，上海的保存的金银要搬，蒋是准备在1936年上海战争打响以后，就派兵北上打日本。可见，在1936年，就有了这个准备。
就是说，蒋认为，两广问题解决以后，安内的最大的问题解决了，抗日的条件就具备了。蒋当时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后来，蒋当然还是想消灭了共产党再抗日，所以他跟张学良讲，你要坚持最后5分钟。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跳不了多长时间了。西安事变改变的，只是蒋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战这个想法，迫使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西安事变的功劳--至于抗日，蒋介石是早就有决策了。
凤凰网：有人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之后，蒋介石跟苏联有一个交换协议，苏联保证蒋经国的安全，蒋介石放共产党一条生路。美国的郭岱君认为，蒋介石追击共产党的军队，迫使他们进行长征，是故意放红军一条生路，以此把地方的军阀收服，把四川、重庆作为抗日基地。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杨天石：蒋介石不可能答应交换条件。共产国际的间谍牛兰夫妇被国民党抓获以后，宋庆龄当时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就是让蒋介石把牛兰夫妇放了，苏联就把蒋经国送回来，但是，蒋介石拒绝接受宋庆龄的意见。蒋介石当时做了准备，即使苏联把蒋经国杀了，我蒋介石绝后也不在乎。所以，蒋不可能因为蒋经国的问题而给红军放开一条路。
郭岱君教授的文章我没有见到过，有无理解错误，我不知道。应该说，这两方面都是真实的：蒋既要追剿红军，消灭红军，同时也想把地方军阀收服。他既要想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也想解决地方军阀的问题。但是，地方军阀，刘文辉，包括龙云，陈济棠等人很狡猾。。陈济棠就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的名义把中央的势力伸展到地方上来。所以有意放共产党一条路，不是蒋介石，而是陈济棠。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与国民党的部队打了湘江之战，结果红军惨败，然后就向广东撤退。按说，陈济棠不能让共产党过境，但是陈济棠的人和共产党的何长工他们谈判，为红军放开了一条路。所以红军经过广东，没有受到广东地方部队的阻拦。贵州军阀王家烈当然不欢迎共产党，但是他更害怕的是蒋介石借这个名义进贵州，所以说王家烈也没有真正的打共产党，让共产党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四川的刘文辉也是这样。红军长征之所以那么顺利，不能够仅仅看成红军很勇敢这一方面，而是所有西南军阀都不想跟红军打仗。因为跟红军打仗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真打起来，这些军阀都要受损害；第二，真打的话，蒋介石的部队就趁机进来了。
蒋介石希望把红军消灭在西南，但是，在蒋介石进军追剿红军的过程中，他发现，西南可以作为抗日根据地。特别是1934年、1935年到了四川以后，蒋介石觉得四川可以作为抗战的根据地，所以确定要建设四川。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很想找一个抗战的根据地，最初的根据地是想设在洛阳，但是洛阳四周都是平原，无险可守。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西安，但是想来想去也觉得不理想。蒋介石找到了四川根据地以后，他的抗战的决心就下了。，
所以只能这样说，蒋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发现了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良好条件，下定决心建设四川，而不是说他事先就已经谋划好了
凤凰网：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他一面抗战，同时跟日本也有外交的接触。到那个时候，显然已经谈不下来了，那个局面，要么你死，要么我活，他为什么没有放弃谈判？
杨天石：我想这个只能这么解释，就是蒋介石一方面抗战，另外一方面对于和平解决中日两国的矛盾存在着希望。蒋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最后关头，也绝不放弃和平。中日大战毕竟对两国，特别是对中国是一个不利的事情。打一场倒是很痛快，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所以，在能够和平解决的情况底下，不能放松和平的争取。
在抗日过程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跟日本有多次谈判，情况很复杂。我讲一件事情，南京沦陷之后，当时国民党里边绝大部分人是主张要谈判的，孔祥熙、居正、汪精卫、甚至于右任都认为要跟日本谈判。在那个时候，坚决反对谈判的是蒋介石。蒋介石跟于右任谈话，跟孔祥熙谈话，跟汪精卫谈话，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够谈，如果谈判只能够是城下之盟，受日本人的宰割。台儿庄胜利之后，蒋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载，说现在可以跟日本人谈判了。为什么上海沦陷，南京沦陷不能谈，因为那个时候谈一定丧权辱国。为什么台儿庄打胜了，蒋介石觉得可以谈了？因为打胜了，那就有条件跟日本人去讨价还价了。所以我觉得，蒋介石在跟日本人谈判的时候有多种策略性的考虑，如果有可以和平解决的可能，那么这个可能就不要放弃。


缅甸战场，蒋介石的主张是正确的
凤凰网：你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里面提到，说蒋介石对日本军队的实力估计过高，对中国抗战力量估计过低。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在中国战场，日军基本上是想打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想占领哪里，就能占领哪里，中国军队在实力上确实跟人家差得很远。无论武器装备，粮食供给，还是士兵的体质，军队的技战术素养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杨天石：差距很大，是事实。不过，中国军队也打了许多胜仗。日本人原来估计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他并没有如愿以偿。仅仅淞沪战役，就打了三个月嘛！整个抗战，就打了八年嘛。而且，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军队在缅甸、滇西就打得很好。第一有美国枪，美国炮，美国的空军，所以不是中国的军队根本不能打，而是要有足够精良的武器，有良好的训练和足够的粮食，有正确的指挥。
凤凰网：我曾经细读齐锡生先生《剑拔弩张的盟友》，他的研究显示，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初战失利，打仗失败，主要是因为史迪威失误，而且作战失败后史迪威还当了逃兵，大概有十几天跟远征军没有任何联系。后来，他又想篡夺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抗战的权力，差一点就成功了，这导致蒋介石向美国下最后通牒，美国必须把史迪威调走。美国才把史迪威调回去，后来的继任者魏德迈就跟蒋介石合作得很好。但是，章东磐先生坚持认为，史迪威的指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蒋介石和中国军队。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杨天石：这个问题我在美国和齐锡生教授讨论过，那时我们俩都在斯坦福看蒋介石的日记。
我发现，史迪威在缅甸战场的前期指挥是错误的，史迪威要求中国军队到了缅甸以后脚步还没立稳，就要进攻南方的仰光，这是错误的冒进。为什么？第一中国军队不熟悉缅甸，第二，缅甸是个港口城市，没有海军空军的配合，打不下仰光。另外，英国跟中国两条心。英国是想利用中国部队，掩护英军向印度撤退。在这个形势下，史迪威急于立功，急于表现，而蒋介石主张先站稳，不能够马上去进攻仰光。蒋是正确的，而史迪威是错误的。我同意齐锡生的看法，史迪威在缅甸初期指挥错误，而且史迪威擅自决定向印度撤退，没有经过蒋的同意，他一个人带了几十个人跑了。
凤凰网：把电台都丢了，实际上是指挥官抛弃部队，当了逃兵。严格说，这样的指挥官是应该送到军事法庭去审判，甚至可能枪毙的。
杨天石：蒋有过这个意见，要送史迪威上法庭，他的日记写了，只是没有真这么做。对史迪威，我也不主张全否定。史迪威训练军队还是有一套的，中国的军队退到印度以后，这支部队第一是美式装备，第二是美式供应，训练不错。所以在缅甸后期作战成功了，缅北战役打得不错。
还有就是，史迪威不太懂中国国情，他以为中共会听他的话，跟着他进攻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但是，中共怎么可能放弃游击战，跟着史迪威去打正面战？这是不可能的。
凤凰网：现在的日本一直在回避侵华战争的责任问题，这跟中国战后的一些决策可能有关系，中国在抗战胜利以后，为什么没有派军队去占领日本？
杨天石：本来中国可以在日本驻军。原来美国人划给中国的驻防范围比较大，中国派不出那么多兵，后来决定派一支大概是8千人的部队。但是因为内战，国内战场用兵，那支部队后来在苏北作战中被中共消灭了。
凤凰网：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如何看？
杨天石：这个问题很大，非一言可尽。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了动员蒋介石抗战，曾经和朱德、周恩来等19名中共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人，以及20万红军将士的名义致函蒋介石，动员蒋介石停止内战，和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保证，中共将承认蒋介石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肯定“蒋在抗战中有功劳”。1991年，由胡绳主编、经过胡乔木逐字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明确写道：蒋介石“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一看法和毛泽东1943年的电报中的看法完全一致。
凤凰网：听说你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曾经受过极少数人的攻击？
杨天石：是的。2002年，我的第一部研究蒋介石的著作《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经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的华夏英才基金会审读，决定资助出版。2003年，有人捏造谣言，化名向胡锦涛同志告状，检举和控告我，借机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和改革开放路线。这几个人，既写文章，又在网络上批判了我三个月。此事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得以平息。2014年，当年参加批判我的个别人又借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之机，再次撰文严厉指责这本书。不过，就在此后，有关部门再次审读此书，批准再版。2015年11月，此书已由重庆出版社再次印行，一字未改。因此，有人称这本书“屡打而不倒”。我的另一本书《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一辑也经过增订，再版发行，欢迎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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