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日子有多苦？他们是怎么撑下来的

高山

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日子有多苦？他们是怎么撑下来的                                                                    2026-04-18 12:57                                        

发布于：天津市
   
       在我党革命历史长河中，有三个时期尤为艰难险峻：一是家喻户晓的长征岁月，二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三是抗日时期的东北抗联。这些历史片段，不仅是战火与血汗的见证，更是无数共产党人信念与忠诚的印记。

今天，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一切要从1934年秋天说起，当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从江西苏区踏上漫长的长征征途时，南方红军的游击战也悄然展开。虽然中央主力离开江西，但党在江西一带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留守江西的红军人数约有一万二千人，福建红军约四千人，而无法随主力长征的红军大约三万余人。于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下令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区，由项英任书记，陈毅担任中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将留在江西福建的红军以及未能参加长征的部队，整合为南方游击队。

留守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由此踏上了艰苦卓绝的征程。他们的生活极度艰辛，几乎每一天都在与敌人周旋中度过。滞留南方的红军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并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进行游击作战。陈毅与项英领导留守党政机关，短短时间内，就在会昌附近歼灭敌军一个旅，震动了国民党军心。蒋介石为此恼羞成怒，他深知南方游击队的存在威胁不小，遂调集大军对中央苏区实施铁桶般包围，步步蚕食。

为了抓捕陈毅与项英，蒋介石开出了五万大洋的悬赏令。陈毅面对这一厚礼，反倒微微得意，觉得自己颇有身价。蒋介石为了彻底铲除共产党革命火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同时实施严苛封锁：军力上，他用绝对优势对中央苏区进行清剿搜剿驻剿；政治上，他施行连坐制，恐吓百姓不敢接触红军；经济上，严格限制粮食购买与物资流通，意图把革命根据地逼成贫瘠荒地。

面对敌军层层围困，南方红军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为若干小队，在江西、福建、广东山区展开灵活游击战。美国军事观察团在1944年视察延安时，陈毅回忆那三年的江南游击生活时，用野蛮的生活来形容，足见生活之艰苦。衣食住行，每一环都考验着红军战士的耐力。衣物短缺，制服破损无法更换，只能从敌军缴获布料，甚至撕棉被、穿民妇衣物，朴素如广东农夫般的装扮，使国军难以辨认。直至1937年9月，陈毅下山与国民党协商组建南方抗日游击队时，才得以定制军服。

粮食同样紧缺，红军常被困于深山老林，食物供给断绝，野菜野果成了充饥主食。河里偶尔的鱼虾、野鸡、蛇笋成了难得的山珍。缺粮时，只能啃青草、树枝充饥。风餐露宿、昼伏夜行，陈毅、项英等高层领导都与普通战士一样，过着如野人般的生活。

住所方面，1935年进入最艰苦阶段，游击队搭建竹棚、杉皮棚或茅草棚，十多人共睡一张通铺，一条破毯子三五人共盖。大雨天，用伞或布加油纸搭成简易住所，晴天则在野林露宿。

尽管条件艰苦，红军严守纪律，依靠群众支持与敌人周旋。闽浙赣交界山区的百姓，哪怕省吃俭用，也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粮送盐、提供情报和掩护。有的群众甚至与红军并肩作战，或提供简陋住宿。国民党为了压制红军，施行保甲制度限制民众行动，强迫青壮年上山修碉堡，陈毅则通过群众工作号召他们自觉抵制，同时阻止战士擅自行动。

红军游击队还面临背叛与间谍的威胁。部分干部群众因战局艰险而动摇意志，甚至出卖红军。如中央苏区参谋长龚楚战败被俘后，将红军隐蔽地带泄露给国军，造成重大损失。面对困难，红军没有颓废，反而化危为机。陈毅与项英多次率队，抓住敌人防守空隙，实施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争取贫农支持，对中小地主采取教育与团结方式，使游击队逐渐壮大。

三年的南方游击战争，陈毅、项英率部坚持在敌人包围圈中作战，直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部队才得以出山改编为新四军，历经扩编达到一万人规模，为南方抗日活动立下赫赫战功。陈毅的顽强不仅令敌人懊恼，更为中央红军长征争取了宝贵时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若非皖南事变与黑茶山空难，叶挺与项英本可获元帅军衔，开国十大元帅或可增至十二位。

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困境中展现出的坚守、忠诚与勇气，成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亦应继承这种忠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