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劝好友戒色，写下一首词流传千古，男子读了笑，女子看后气

兰天

苏轼劝好友戒色，写下一首词流传千古，男子读了笑，女子看后气                                                             2026-07-22 17:19                                        

发布于：山东省

《——【·前言·】——》

公元1101年，一个老人走在北归的路上。

他刚从海南流放归来，身体已经垮了，但还是绕道庐山，去见一个"堕落"的道士朋友。

见完之后，他留下一首词。

三个月后，他死了。

这首词，叫《临江仙·赠王友道》。

那个曾经"天下第一"的年轻人

公元1056年，一个19岁的四川少年第一次进京。

他叫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和弟弟苏辙，从四川出发，进京赶考。

这一家三口谁也没想到，这趟进京，会在整个北宋的文坛掀起多大的浪。

第二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直接打动了主考官欧阳修。

欧阳修当时读完，拍着大腿说——这文章写得太好了，但他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硬是把苏轼排到了第二名。

后来真相大白，欧阳修说了一句流传下来的话："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这不是客套，这是北宋文坛领袖的正式认证。

苏轼随后参加"制科考试"，也就是俗称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

要知道，制科的一等和二等从建国以来就从来没人拿到过，第三等就是最高等级。

整整一百年，没有人拿到过这个名次，苏轼拿到了。

那时候，整个汴京城都在谈论这个名字。

前来拜访苏家的人踏破了门槛，官员、文人、学子，络绎不绝。

苏轼站在那个时代的起点上，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但历史从来不是直线的。

就在苏轼春风得意的几年后，父亲苏洵病逝了。

按照宋朝的礼制，苏轼必须回乡守孝三年。

他离开京城，回了四川。

就是在这三年里，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宋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

苏轼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朝堂换了一张脸。

他认识的那些人，一个一个不见了。

欧阳修被排挤出京，老师们、朋友们，那些曾经与他把酒言欢、指点江山的人，都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被贬出了京城。

留下来的人，则变得小心翼翼，轻易不敢开口说话。

苏轼站在这个陌生的朝堂里，心里只有一个感受：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大宋吗？

他不明白，也不愿意沉默。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没有错，但执行的过程出了大问题。

新法推行之后，各级官吏在执行中层层加码，原本是为了便民的政策，到了底层百姓那里，反而变成了新的负担。

苏轼在地方上亲眼看到了这些，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说出来。

于是他两次上书神宗，直接表达对新法弊端的反对意见。

这两封信，写得言辞恳切，有理有据。

但在王安石和新党眼里，这就是公开对抗。

苏轼意识到自己在朝廷里已经待不下去了，主动请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这一走，是他主动选择的退出。

但他不知道，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等着他。

乌台诗案——一场差点要了他命的文字狱

公元1079年，苏轼已经42岁了。

这一年，他调任湖州知州。

按照惯例，新官上任要给皇帝写一份谢表，走个流程，表表忠心。

这种东西，一般人写得四平八稳，说几句感激圣恩的废话就完了。

但苏轼不是一般人。

他在谢表里，夹了几句自嘲的话。

大意是说自己"不合时宜"，没有本事跟上改革的步伐，人也老了，在地方上当个父母官就挺合适的。

就这几句话，被御史舒亶和李定看到了。

这两个人不是在读文章，他们是在找把柄。

他们翻出了苏轼已经出版的诗集，逐字逐句地盯着找问题。

找到了。

比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本来是说自己书没读通、无法辅佐皇帝，他们偏说这是讽刺皇帝没能力管束臣下。

比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本来是苏轼写自己生活清苦，他们说这是讽刺朝廷禁盐政策。

断章取义，曲解到了极致。

御史何正臣率先上疏弹劾，御史中丞李定随后列出苏轼"四条可废之罪"，监察御史舒亶亲自摘录"反诗"，说苏轼的谢表已经"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天下人都在读、都在骂皇帝。

这一番联手操作，直接把事情推到了神宗面前。

神宗下令，派人去湖州抓人。

1079年7月，朝廷特使到了湖州，苏轼当着同僚的面被捕。

押解进京，关进御史台的监狱。

御史台外面的柏树上常年栖着乌鸦，所以御史台又叫"乌台"。

这案子，就叫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关了将近五个月。

他以为自己要死了。

他给弟弟苏辙写了诀别诗，准备好了最坏的结局。

李定等人确实想要他的命，他们说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罪在当诛。

但有人出手了。

病中的曹太皇太后传出话来："不须大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王安石，这个苏轼曾经正面对抗过的政治对手，也说了一句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张方平、范镇等一众老臣联名上书。

苏辙主动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

神宗最终没有杀他。

但惩罚已经够重了。

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意思是去黄州待着，但什么事都不能干。

与他书信往来的曾巩、黄庭坚、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九人全部受到牵连，被贬的被贬，罚铜的罚铜。

苏辙被贬到江南路筠州当酒监。

苏轼走出监狱的时候，是1079年12月。

他活下来了，但那个在京城意气风发的苏轼，已经死在了乌台。

去黄州的路上，苏轼写下了一首诗，有这样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苦涩是真的，但说完这句话他没有崩溃。

这三个字，后来成了他人生最重的勋章。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彻底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锋芒毕露的天才少年，也不再是那个手握奏折、直言进谏的朝廷官员。

他在黄州的山水之间开荒种地、酿酒煮肉，号"东坡居士"，这个名号就是从黄州的一块东坡上来的。

黄州四年，他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出了《定风波》。

那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黄州写的。

后来的苏轼，接连被贬惠州、儋州，越贬越远，远到了海南岛——那时候的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流放地"。

但他始终没有垮。

最后的庐山——一首词，一场告别

公元1100年正月，一件事改变了苏轼的命运走向。

宋哲宗驾崩，弟弟赵佶继位，就是后来那个写瘦金体书法的宋徽宗。

垂帘听政的是神宗的妻子向太后，政治风向急速向旧党倾斜。

二月，朝廷颁布大赦。

苏轼收到诏令，终于可以离开谪居三年的儋州，北归了。

岛上的土著朋友们得知消息，纷纷带酒带菜来送行，执手泣涕，不舍分别。

苏轼在渡海的那个夜晚，一夜未睡，看着天色和海面，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是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总结，苦是苦，但没有怨。

北归的路走得很慢。

正月到虔州，二月过吉安，一路走走停停，到处拜访旧友，重游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地方。

苏轼似乎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那时已经64岁，从海南回来的身体早已不是年轻时的那副骨架，经年的流放、潮湿的瘴气、简陋的饮食，把他磨得很薄了。

四月，他到了庐山。

庐山对苏轼来说不陌生。

元丰七年（1084年），他曾来过，那次写下了《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一次来，他的目的更私人——去找老朋友。

他见到了刘安世，字器之，也是一个因党争受过打击的旧臣。

两个人一起登庐山，访旧友，走的是那条走过很多次的山路。

苏轼问起了一个名叫王友道的道士朋友，问他现在隐居哪里。

刘安世的回答让苏轼沉默了片刻——这个王友道，早就不隐居了，整日流连酒肆，美酒美色，哪还像个修道的人？

苏轼没有当场发表评论，他只是跟着刘安世往前走。

走到一家酒楼前，刘安世说，这就是王友道最常来的地方。

话音刚落，王友道走了进来。

见到苏轼和刘安世，王友道赶紧上前拜见，但随即又匆忙离开，说包间里还有人等着他。

苏轼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

第二天，苏轼和几位友人一同游览了栖贤寺，又转去开先寺。

根据古诗文网和百度百科收录的词作背景资料，苏轼在栖贤寺附近的柱石上题了"激玉亭"三字，这是他留在庐山的最后一个印记。

临别之时，苏轼要给在场的每个人留下一点什么。

轮到王友道，他提起笔，写下了《临江仙·赠王友道》：

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

瑶林终自隔风尘。

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

省可清言挥玉尘，真须保器全真。

风流何似道家纯。

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

这首词，没有一句责备，但每一句都是话外有话。

上片，苏轼在夸王友道。

"谁道东阳都瘦损"，这里的"东阳"指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沈约，字休文，人称"沈东阳"。

沈约晚年想辞官回家，皇帝不让，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诉苦，说自己年老体衰，腰围一圈一圈地缩，撑不了多久了。

苏轼用这个典故，反过来说：谁说你像沈约那样虚弱？你眼神炯炯，精气神十足，还是那个仙风道骨的人。

"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谪仙人"这三个字是贺知章对李白的称赞，意思是被贬到人间的神仙。

苏轼把这个最高的文人称谓给了王友道，你看你穿着道袍，还是当年那个谪仙人的模样。

夸得真诚，夸得用力。

但随即，下片的劝诫来了。

"省可清言挥玉尘，真须保器全真"，这句是说，你既然能谈玄论道，就更应该保全真气、爱护自身。

"风流何似道家纯"，这一句是关键——世间的风流，哪有道家修行来得纯粹？

最后一句，"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司马相如是蜀地人，故称"蜀客"。

《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到卓文君家做客，见卓文君貌美，以琴挑之，两人私奔而去。

苏轼用这个典故，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一个修道的人，不应该整天像司马相如那样，沉迷于女色之中。

整首词，褒中有贬，劝中有情。

苏轼没有当面指责，没有拉着朋友长篇大论，他用的是文人之间最体面的方式——留一首词，你自己去读，自己去想。

这才是苏轼的方式：说硬话，但给对方留足了面子。

值得一提的是，词中所有的典故几乎都有一个"王"字——沈约字"休文"，历史上与他同时代的另几位典故人物，研究者发现苏轼选典极其用心，选用的人物都与"王"姓相关，这被学者认为是苏轼在强调王友道"姓王"这个符号背后的文人期许。

词写完，苏轼交给王友道，踏上了继续北归的路。

三个月后——一个时代的落幕

离开庐山之后，苏轼的身体已经撑得很勉强了。

他还是一路往北走，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去游金山龙游寺，看到寺里挂着李公麟为自己画的一幅画像。

看着画像，他写下了那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把自己的功业总结成三个地名——三个流放地。

有人说这是自嘲，有人说这是坦然，有人说这是某种深刻的和解。

但不管怎么解读，这三个字，是他一生颠沛的全部压缩。

六月，苏轼决定在常州落脚。

他早就看中了常州。

从1071年第一次途经这里，他就觉得这座城市有种说不清的亲切感。

这一次北归，弟弟苏辙在河南颍昌，几度来信劝他去颍昌共度晚年，但苏轼最终还是选择了常州。

他在写给苏辙的信里说："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

六月十五日，他到了常州。

《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他到常州那天的场景：苏东坡坐在船中，夹运河两岸，千万人随观之。

这位从海南归来的大文豪，万人空巷迎接，常州城里的百姓把运河两岸站得水泄不通。

苏轼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人群，说了一句话："莫看杀轼否？"

语气是调侃的，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咳嗽了，已经在发热了。

六月初三，他吃了些生冷的东西，夜里开始腹泻，连续数日，止不住。

他把这些都写进了给米芾的信里，字迹还是清朗的。

但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不一样了。

他给苏辙写信，交代后事，说的是："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

这句话后来被苏辙一字不漏地写进了苏轼的墓志铭。

此后一个月，苏轼的病情时好时坏，时而清醒，时而沉重。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在常州孙氏馆病逝。

他临终前面对围坐的儿孙，说了最后的遗言："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慎无哭泣以怛化。"

我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死后必不会堕入恶道。

不要哭泣，不要惊扰这自然的化去。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他六十四岁。

苏辙后来在墓志铭里写道，苏轼死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

太学生数百人聚集慧林佛舍，为他饭僧祈福。

四方震悼，山河同悲。

次年，苏过遵照父亲的遗嘱，将灵柩运至汝州郏城县，葬于嵩山脚下。

南宋孝宗时期，朝廷追赠谥号"文忠"。

再说回那首《临江仙·赠王友道》。

苏轼死后，这首词被收入《东坡乐府》，与他的两千多首诗、三百多首词一起，流传下来。

它不是苏轼最有名的词，甚至在他的词集里，算不上最出色的一首。

但它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它是苏轼在生命最后阶段，专门为一个"堕落"的道士朋友写下的。

是劝诫，也是不舍。

是规矩，也是情义。

苏轼一生历典八州，行程万里，从眉山到汴京，从黄州到儋州，最后在常州停下。

他集儒释道于一身，写诗、填词、作文、书法、绘画、治水、煮肉，什么都干，什么都干得好。

他被贬三次，每一次都变得更通透一点。

他骂过王安石，后来又承认王安石的某些政策有道理。

他反对过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被旧党排挤，又被新党打压，一生都夹在两党中间，谁也不讨好，偏偏谁都离不开他。

这就是苏轼的麻烦——他不肯昧着良心说话。

在庐山写下那首词之后，他继续往北走，继续看山看水，继续在路过的寺庙里题字，在路过的驿馆里给朋友写信。

他没有停下来等死，他只是走着走着，走不动了。

那首词里最后那一句——"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说给王友道的，也说给所有在世俗里打转、忘记了自己本来面目的人。

苏轼自己，用整整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的本来面目，是那个永远在出发的人。

不管被贬到哪里，不管身边剩下几个朋友，不管身体还剩多少气力，他都在出发，都在写，都在看。

庐山那次，是最后一次出发。

他把词留给了王友道，把名字留给了庐山的柱石，然后走了。

三个月后，常州的运河边，千万人送行的那条水路，成了他最后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