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铁未销：谈冷战时期中国的北方威胁

思雨

2015年末，俄远东赤塔空军基地换装了苏30SM战机。同时，俄军开始斥巨资修复远东的废弃空军基地，首先动工便是位于俄中边界地区的“草原”基地。这则消息在今天的中国并未引起轰动，但如果时光倒退四十年，情况则可能完全不是这样。本期出鞘，将谈谈冷战时期中国面对的北方威胁。                                       

• 在彻底走向对立前，中苏两国曾是关系密切的社会主义兄弟。在新中国的"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苏联对新中国工业领域开展了156个援助项目。这一系列项目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尽管在这前后涉及很多中苏政治恩怨，但“156项工程”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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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60年7月，苏联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破裂。尽管中苏关系因赫鲁晓夫希望获得中国支持而于1960年11月刘少奇访苏而出现缓和，苏联还于1961年向中国出口米格21战机，但终在1962年因古巴导弹危机中国未支持苏联而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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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雨

1969年，紧张的中苏关系一下从冰点爆至燃点，当年3月，中苏两国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3次大规模武装冲突，苏方损失惨重。不久，苏军《红星报》便以不指名方式称，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同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也提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口号。                                       

• 由于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强调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思想，中国全面转入战备，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处于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移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与苏蒙接壤的三北地区严阵以待，整个国家沉浸到严防北方威胁的氛围中。
  
  • 首先给中国带来直观威胁的，便是“珍宝岛”事件中缴获的T-62坦克。以其为代表的苏联装甲洪流，让中国意识到了自己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与假想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是自1970年代初起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战术的研究工作，打坦克成了当时中国国防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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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雨

69式火箭筒其实是于1970年定型，1970 年代中期取得设计认证并开始在解放军中服役。射程是“老40”（56式火箭筒，中国版RPG-2）的3倍，其破甲威力（基型破甲弹110mm/65°）足以击穿T62坦克车体前装甲（100mm/60°）。69式火箭筒在阿富汗战争时还曾输出给阿富汗游击队，与苏军交锋。                                       

• 1970-1980年代，“新40火”是我国生产、装备数量最多的步兵反坦克武器，总数达到近千万发（其中有部分数量出口援外），北疆装备到班（冷战期间我军北方步兵班编有两个40火小组作为核心），南国装备到连。连同之前退居二线的“老40火”，中国火箭筒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具的水平！
  
  • 而在反坦克导弹方面，中国最早的反坦克导弹是红箭-73，它是我国于1973年对从友好国家获得的苏联AT-3(9K11)“萨格尔”反坦克导弹进行测绘研究后开发的仿制型号，1978年设计定型，射程高达3000米，破甲厚度400毫米。与此同时，它的重量只有13千克，远低于任何反坦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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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雨

刚刚解决了打T-62坦克的问题，1970年代苏军又装备了T-72坦克，万幸的是1980年代初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访华时带来了一件意外的礼物——一辆当时罗军也才刚装备30辆的T-72M坦克！作为交换，中国向罗方提供了一套先进的等离子喷涂工艺设备，可大幅延长坦克发动机部分部件寿命。     为掩盖其真实身份，中国给这辆坦克起了一个特别的代号：“64式”坦克。“64式”坦克让中国深入了解了T-72坦克的技术性能，以此制定了新一代反坦克武器的技术指标，并指明了中国第二代坦克的发展路线，助推了中国88式主战坦克的研发（也就是今天96式坦克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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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雨

然而，当时苏联驻亚洲地区的陆军曾装备了1.4万辆坦克，其中2/3以上部署于中苏边界。只靠当时中国薄弱的地面装备显然解决不了，于是当时中国曾在强-5强击机基础上开发出了一种在机腹挂载一枚“狂飙一号”核炸弹的战术核攻击机强-5甲，据传计划用于对苏军装甲集群进行单程突击。                                       

• 在测试狂飙一号时，曾出现过因挂架故障未能投弹的情况，危急之中彝族试飞员杨国祥驾挂弹飞机成功着陆，1972年1月再次试验终于成功。不过完成核试验之后，改装的强-5甲却并未和“狂飙一号”氢弹配套服役，而是和普通的强-5强击机混编在一起执行常规任务，这是为什么呢？
  
  • 据美国国防部情报局（DIA）的中国历次核试验资料，1972年强-5甲挂载核武器甩投的当量是8千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聚变核爆，而是一次核“扳机”试验。强-5甲作战半径600km（高低高任务，且为常规挂载）还要求采用地形匹配系统规避苏联防空武器，这对当时的中国是不现实的。
    
    • 而在冷战后期，使用武装直升机执行反装甲任务已形成风气。1980年代，为在低空对付苏联装甲洪流，中国决定采购一批反坦克用武装直升机，当时招标的有3种——麦道的MD500，梅塞施密特的BO105，法国宇航公司的SA 342"小羚羊"。最终，中国选定了法国SA 342“小羚羊”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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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雨

法国厂商为此乐开了花，如果按当时中国日夜提防的苏联装甲洪流的规模来看，法国人猜想中国怎么也得采购几百架，于是法方以高规格款待中方，哪知当时中国还处于兜比脸干净的阶段，无力大批引进，最后仅仅象征性的购买了8架小羚羊和配套的霍克反坦克导弹，让法方空欢喜一场。                                       

• 中国这边囊中羞涩，苏联对武装直升机可是不差钱，苏军的米-24直升机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国装甲力量和防空力量雪上加霜。于是中国在苏制SA-7防空导弹的基础上，于1970年代开始研制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对付速度小于260米/秒的飞行器，作战距离800-4400米，作战高度为50-2500米。
  
  • 不过，低空的威胁虽然缓解，高空的威胁却仍然在。当时苏联图-22M“逆火”轰炸机、米格-25等战机的服役，使中国空军感到来自北方的空中压力日益沉重。1970-1980年代，无数地空导弹和高炮被部署在北京周边，中国军队大量军事资源被用于防御“逆火”轰炸机的高空高速突击。
    
    • 面对这种危急形式，中国开发了两种武器用以对“逆火”进行防备。第一种即大名鼎鼎的“和平典范”计划，为了提高歼-8II战机的作战性能，1986年中国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同美国格鲁曼公司合作改良歼-8II战机，美方计划为其安装以APG-66火控雷达为核心的全套美制航电系统。
      
      • 这次合作的重点在于使歼-8II雷达电子系统拥有中程拦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对付苏联空军的图-22M等飞机，这一点在外刊关于“和平典范计划”的评论中也都有说明：“这是中国为了防御苏联的高速突防目标的举措，中国将把它们部署在靠近中苏边境的黑龙江，以防御苏联可能的袭击。”
        
        • 第二种用于防范“逆火”的武器，是红旗-2号乙型防空导弹，该型导弹于1979年开始研制，旨在减少整个的系统的车辆，改善可操作性，提高抗干扰和打击类似图-22M轰炸机一类的高速机动目标的能力，扩大作战空域及缩短战斗准备时间。为增强野战防空能力，还新研制了机动发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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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雨

而对于当时苏军的米格-25战机侦察型，中国空军的回忆则更显苦涩。当时苏军曾经驾驶米格-25侦察型数次往返于印度和苏联境内，途中穿越中国西藏全境，甚至抵达青海和新疆等周边地区，而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空军却没有任何有效手段能遏制其入侵活动。                                       

• 而在海军方面，面对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太平洋舰队，中国海军在舰艇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只是战时力保老铁山水道不失，防止苏联海军从水路直取京津。中国当年还曾开发过核水雷，用以在关键航路防止南下的苏联海军登陆渤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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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世事难料，随着苏联末期与中苏关系的恢复和苏东剧变红色帝国的彻底分崩离析，中国顾虑多年的北方威胁顿时缓解，当年用以防御北方威胁的武器，也多改作他用或干脆无用武之地。而当今天，俄罗斯远东空军开始进行换装与机场现代化时，已难如当年一样对两国关系掀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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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国际大背景下，中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处于“合作大于分歧的状态”，这就让双方在保持应有的戒备之余，依旧将手握到了一起。中俄间谈不上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至少双方都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冷战的胜利者。本期的出鞘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责任编辑：王静宇 SN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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