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十一大： 结束“文革” 否定错误

海燕00

回首十一大：结束“文革” 否定错误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迈出了拨乱反正的一步。
本文内容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人民出版社出版。






粉碎“四人帮”非一时之功 集集体之力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党和人民迫切要求的拨乱反正的任务。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其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是多方面努力促成的。
第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特别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全面整顿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邓小平和叶剑英又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进行整顿。这就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尤其是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全国亿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同志、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毛泽东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和揭露，指出了“四人帮”的野心，这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从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十年内乱”后期，实际上很多同志都在为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而进行着酝酿和准备。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种酝酿、准备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当时有的老将军曾多次到叶剑英那里提议：“四人帮”祸国殃民，应当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病重，我们这样做了对他的病情不利。这就是叶剑英讲的“投鼠忌器”的情况。
第五，毛泽东病逝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反对“四人帮”，“四人帮”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这时，许多老革命家、老将军找到叶剑英商量，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最后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
02 五中全会解决大问题 邓小平战略部署眼光高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全会还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顺利解决了事关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刚刚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自己家里与一位朋友进行了倾心交谈。这是一则颇能反映当时历史情况的“珍贵史料”。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胡耀邦谈到，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7时42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映非常强烈。总的反映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
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03 小平强调废除领导终身制 华国锋提出辞职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讲话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事业的发展和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他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
华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感情十分真挚地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
04 六中全会：通过纲领《决议》 完成人事更动 根据形势发展和历史前进的要求，1981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会议之前，先举行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6月22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预备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正确总结建国32年来经验教训的时机已经充分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工作的需要，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经过这次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的作用。
对于选择胡耀邦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胡绳主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说。该书提出：“由于需要年轻一点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这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评价。
邓小平后来曾经强调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
胡耀邦自己对此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发表的讲话中强调：
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历威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
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