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里什么让乾隆分外反感大力批判？

兰天

台湾大学教授：宋学里什么让乾隆分外反感大力批判？   

        2016年03月27日 08:34
           作者：夏长朴

【导言】3月中旬，应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之邀，台湾大学教授夏长朴先生初次来到长沙，开始为期一周的讲学。夏长朴教授的本科、硕士、博士均在台湾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退休，即便是现在，仍在台大兼课。

3月14日，他登上岳麓书院讲坛，以“《四库全书总目》对宋学的观察与批评”为题，分析了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为何批评宋学与宋儒，认为“真正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会如此一面倒的‘崇汉抑宋’，根本原因在于修书期间清高宗（乾隆）本人的学术态度有所转变”，并指出四库馆臣的学术立场与编纂思路，受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重“汉学”而轻“宋学”的影响。

凤凰国学获夏长朴先生独家授权并亲自审定，摘录发布讲坛部分内容，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台湾大学教授夏长朴（图/周家琛）

《总目》评宋学：宋学的最大流弊在各立门户，党同伐异，攻讦不休。

通读《四库总目．四书类》各书提要，可以发现馆臣在撰写或修改提要稿时，最明显的作法，是有意无意之间强调宋学学者论学有门户之见，因而失去论学的公正性，以此来批评宋学家不够客观，没有是非，从而贬抑宋学。类此文字，在各书提要中经常出现。

（一）直接在提要中批评宋学学者有门户之见。

如：宋孙奭撰《孟子音义》二卷的提要后按语云：

案：考赵岐《孟子题词》，汉文帝时已以《论语》、《孝经》、《孟子》同置博士。而孙奭是编，实大中祥符闲奉敕校刊《孟子》所修。然则表章之功，在汉为文帝，在宋为真宗；训释之功，在汉为赵岐，在宋为孙奭。固不始于王安石，亦不始于程子。纷纷门户之爱憎，皆逐其末也。

又如：清陆陇其撰《松阳讲义》提要亦说：

陇其之学，期于潜修自得，不甚以争辨为事。惟于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时黄宗义之学盛于南，孙奇逢之学盛于北，李顒之学盛于西，陇其皆不以为然。故此编于学术醇疵，再三致意。其闲融贯旧说，亦多深切着明，剖析精密。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于《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于《章句集注》。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余，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按：此段文字系《总目》修订书前提要而成，与原内容差异甚大。各本书前提要此段文字原作：「陇其潜心正学，于四子书用力尤勤，立说一以朱子为归。而凡异论纷呶是非蠭起者，皆拒之惟恐不力。其增删《大全》及《困勉录》中所引明儒之言，类皆本此意以为决择之准。」馆臣修订书前提要原有文字，改变原本评价，刻意凸显讲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学派不同，即不予以肯定。陇其虽为清初朱学大儒，学问精湛，但对普受敬重的同时大儒黄宗羲、孙奇逢、李顒等人，只因学术立场有所不同，即谨守门户，加以排斥，不肯稍有假借。陆氏犹如此，以类推之，其他「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的学者作风如何，更可以想见。

就上述所引录提要可以看出，馆臣直接批评讲学家论学唯知坚守一己立场，意存门户之见，不能客观论述经学。

（二）修改书前提要，以凸显讲学家的门户之见。

《四库总目》的编纂与修改时间相当漫长，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式开馆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与《总目》的编纂就同时进行，迄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武英殿本正式刊刻，才完成《总目》的编写工作。在这二十多年中，由最早的提要分纂稿，经《四库全书总目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荟要》、《武英殿丛书》书前提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以迄《总目》提要初稿，每一阶段各书的提要都经过修订、改写、重写甚至抽换的处理过程。通过文字与内容的修订，馆臣不仅统一了各提要中原本分歧的见解，同时也加入了特殊的思想观点。此处亦举出二例，通过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的比对，说明馆臣如何在修订过程中，置入他们对宋学的批评。

如：元刘因撰《四书集义精要》提要云：

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歧。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按：各本书前提要，「良非虚美」下，原仅作：「学者将欲潜心于《集注》，则是书固参核所必资矣」，立论平实。《总目》修订时，将文字加以修改，直接讽刺道学家基于门户之见，一味尊朱，完全不论是非取直，有失公正论学本分。

又如：

元胡炳文撰《四书通》提要云：

此书凡朱子以前之说，嫌于补朱子之遗，皆斥不录。故所取于《纂疏》、《集成》者仅十四家，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则皆恪守考亭之学者也。然观其凡例，于「颜渊好学」章，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辨明；于「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于心」，改本又作「得于心而不失」，刊本先后之差，亦悉加考正；其于一家之学，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闲有所注，亦不甚详，是书尚一一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订证。然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也，炳文独遗漏不载。盖敞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之派，讲学之家恶其不相攀附，遂无复道其姓名者，故朱子虽引之，而炳文不知为谁也。是亦各尊所闻之一验矣。

按：《荟要》、文溯阁本书前提要，均据《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修订，各本均止于「亦足资考证云」。「颇足以资订证」以下文字，全为《总目》增补。所谓「讲学之家恶其不相攀附，遂无复道其姓名者」，此说并非事实，其实有想当然耳之嫌。馆臣藉此批评道学家过于谨守门户，排除异己，凡朱子以前之说，嫌于补朱子之遗，皆斥去不录。

就上述所举二例，可以清楚看出，馆臣在修订书前提要文字时，已预存褒贬宋学之定见。故进行删修工作时，凡遇可乘之机，即修订文字，更动内容，将批评道学家之主观意识灌注其中，轻则藉机讽刺，重则痛下针砭，以求达到彻底批判宋学之目的。就此而言，馆臣的态度其实并不持平，距离所谓公正客观有相当大的距离。

夏长朴教授在讲坛现场（图/周家琛）

试论《总目》批评宋学的原因

四库馆臣在撰述各书提要及修订提要的过程中，置入了大量批评宋学的文字与内容，这与〈经部总叙〉所揭举的「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要在汉学与宋学二者之间截长补短获取平衡的论调，其实互相抵触、彼此矛盾。一部官修的著作，何以会出现这种步调不一、立场不一致的奇异现象呢？原因当然不只一端，过去学者所举出的各种可能因素，如：

（1）总纂官纪昀的学术态度为尊汉黜宋；

（2）《四库全书》纂修官，多半是汉学家；

（3）乾隆时期的大环境已经转向轻宋学重汉学，这些因素都有或多或少的关连，也可能发生了一些作用，但影响毕竟有限。拙见以为，真正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会如此崇汉抑宋，根本原因在于修书期间清高宗本人的学术态度有所转变。此一转变导致提要内容向汉学倾斜，因而产生了与编纂原则不一致的现象。以下就此简要说明。

（一）乾隆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始终参与其中。

从发起纂修《四库全书》，同意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元佚书，其后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决定抽换书籍、改写以及修订提要内容等各项措施，乾隆皇帝始终参与其中，做最后的裁决者，并未置身事外，这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所保存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二）乾隆晚年的学术态度偏向轻视宋学。  

正因为关注编书，介入极深，所以乾隆本人的学术态度，自然成了馆臣编辑《全书》，撰写提要时，所必然要注意、必须考量的首要之务。在编书前、后，乾隆的学术态度是相当不同的：乾隆三十八年之前，乾隆皇帝是宋学的支持者，

及至开始访书编书之后，由于深入阅读古籍，尤其是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元人著作之后，高宗皇帝本人的学术态度有了极大的改变，由原先的倾向宋学，逐渐转为支持汉学。编书末期，他已经完全倾向汉学，因而对几位宋学大儒张载、程颐及朱熹有相当不满的言论，甚至明显批评他们说经的不妥之处。

（三）道学家的某些言论触怒了乾隆皇帝，也使得他公开批评宋学。

程颐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的〈论经筵第三札子．贴黄二〉中说：「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个论断是在庆历以来宋儒「君臣共治天下」的共识下发展出来的构想，也是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等人类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程颐的这种论调虽然不算激烈，但仍然不能见容于干纲独断的乾隆皇帝，在〈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中，他就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乾隆完全不能接受宋儒所持「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观念，当然更反对程颐所提出的「天下治乱系宰相」这种离经叛道的论调。他强调「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宰相既然是人君所用，就只能是人君治理天下的工具，自然谈不上身系天下之治乱安危。因此，对于程颐的这种主张，乾隆以强烈的口吻下了结论——「目无其君」，根本就违背了君臣人伦。

程颐的言论之外，程朱后学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道命录》，以程颐之学上承周、孔以来的儒家道统，并强调伊川之学就是周、孔之学，也即是圣圣相传的所谓「道学」。这种言论也深深触怒了乾隆皇帝。他曾先后作了〈题道命录〉诗与〈道命录识语〉二篇作品，对李心传所持的看法，展开激烈的抨击。他不赞成李心传将道学的兴废系于程颐个人身上的安排，理由在于程颐虽是「正人」，但修养不如其兄程颢，复因与苏轼不合，导致洛、蜀党分，门户分歧，对于世俗人心的影响太大，这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要「作之君，作之师」的乾隆所耿耿于怀，无法释念的憾事。因此他对李心传的主张大不以为然，完全不能同意李心传尊崇程颐，以伊川承担道学兴废的作法。

（四）南宋之后，道学家讲学结党，分门结派各立党羽的流弊，影响到社会风气、政治安定，种种负面现象，导致乾隆皇帝反对讲学，甚至疏远宋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式开馆修撰《四库全书》后，由于浏览大量南宋以下的书籍，接触到许多此前不曾阅读过的文献，尤其是有关道学发展过程中种种门户相争、各树党羽的相关资料，对于乾隆皇帝本人有相当不小的冲击。这使得他对过去确信不疑的道学与道学家有了深刻的反省，不仅改变学术态度，甚至因此一改过去支持宋学的作风，大力抨击宋儒讲学形成的门户之见遗祸无穷。这些言论主要见于乾隆皇帝的〈题《帝王经世图谱》〉、〈题《庆元党禁》〉（及〈《东林列传》〉等诗文上，这些作品的时间都在乾隆三十八年开馆修书之后。在上述诸作中，他大力抨击讲学，直指讲学必然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进而摧毁政治安定，导致社稷沦亡。宋明儒的聚众讲学，就是最坏的示范。

（五）乾隆皇帝的态度，影响到馆臣的修书与修改提要，不仅极力批评宋学，「讲学」一词，也因而成为负面的陈述。

《论语》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句话用在乾隆对《四库》馆臣的影响上，可说非常贴切。翻检《四库总目》的提要，可以发觉馆臣仰承上意或刻意迎合君上的言论比比皆是，几乎无所不在，可见乾隆的影响之大。此类例证极多，不便一一详举，此处仅选取一例，以见乾隆皇帝对馆臣修书及撰写提要之影响。

如：撰人不详的《《乾坤凿度》等《易纬》七书，于宋元祐间始出现，晁公武、胡应麟等颇怀疑其为后出之书，非先秦所有，此一见解可信度较高。但乾隆皇帝读过自《永乐大典》辑出的此书后，即作〈题《乾坤凿度》〉一诗，不仅认定此书真实可信，同时还判断作者时代当后于庄子。上意如此明确，馆臣自不能不恪遵圣意，曲意附合，因而是书提要即出现了「仰蒙圣明剖示，精确不刊，洵永为是书定论矣」这一段文字。为了配合此一说法，馆臣还刻意在本卷末附加案语，强调「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右《干凿度》等七书，皆《易纬》之文，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将纬书与谶书一分为二，以具体落实乾隆的旨意。

馆臣仰遵上意的结果，不仅《乾坤凿度》被判定为真书，而纬书因此也与谶书分家，「谶自谶，纬自纬」，各自独立，由荒诞不经附圣立言的诡谲隐语，转而成为经之支流，与经书同样有裨世教，变化之大，难以想象。究其所以，乾隆皇帝扮演了最关键性的角色，政治影响甚至指导学术，这是最具体的例子。

就此显例，即可见出乾隆的判断，可以决定古书的真伪；乾隆的意志，可以决定一部书籍能否收入《四库全书》，能否败部复活；乾隆的喜好，更可以左右《四库全书》提要撰写的角度与评价。以此类推，乾隆的学术倾向，自然更可以大大影响馆臣的思考，进而引导馆臣走向贬抑宋学的方向。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普遍充斥抨击宋儒结党讲学、坚持门户之见的言论，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至于此一作法与〈经部总叙〉所云明显有所抵触，而且落差甚大，前后不一致的现象，也就不是馆臣修书当时所考虑的重点所在了。

夏长朴教授在讲坛会场外留影（图/周家琛）

结语

南宋朱熹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分别作章句注释，并将四部著作结合为一书，定名为《四书章句集注》，揭开了学术史上新的一页，这是学术上的大事。自此以后，《四书》学随着道学的流行发展，广为流传，不仅取得南宋以下经学的主流地位，也进而成为影响宋元明数百年学术的主要思潮，流风迄清代而未已。在这种情形下，以汉学家为主体，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如何对待，又如何评价《四书》学所代表的「宋学」，就成了饶富趣味的一个问题。

四库馆臣处理此一问题的方式相当特别，一方面从经学史的角度检讨四书学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则秉持汉、宋学对峙的基本心态，对《四书》学所代表的「宋学」做出相当严苛的批评。

经过讨论之后，可以确定四库馆臣对四书学发展的论述，基本上合乎历史事实，同时也呈现出《四库》馆臣试图藉此建构《四书》学史的企图。可以说此一部份的论述相当客观，而其所提出的观点，也为其后的经学史论着所接受，成就应予以肯定。

在讨论并检讨《四书》学所代表的「宋学」时，馆臣在论述上则并不那么客观，具体成果也充满了学术上的偏见。从《四库总目．四书类》各书提要中，可以发现馆臣在撰写提要稿或修改提要稿时，最明显的作法，是有意无意之间强调宋学学者尤其是道学家，论学有门户之见，因而失去论学的公正性，以此来批评宋学家不够客观，没有是非，从而贬抑宋学。本文特地举出明确实例，用以证明此一现象的存在。综合上述所举例证，可以看出馆臣在修订书前提要文字时，先已成竹在胸，预存褒贬宋学之定见。就此而言，馆臣的态度其实并不持平，距离原本标榜的公正客观有相当大的距离。

导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会如此一面倒的崇汉抑宋，因而使得编辑目的与提要内容出现上述不一致现象的原因，其根本关键在于修书期间清高宗本人学术态度的变化。由于清高宗乾隆皇帝本人完全主导了《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四库全书总目》学术观点，乾隆皇帝的学术观点转向，自然使得提要内容随之偏向汉学，因而产生与原先标举编纂原则不一致的现象。这才是造成此一状况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