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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因应传统节日热,打车前往前门参加过一次端午文化座谈会。在出租车上,与司机闲聊起京城现在的端午节。作为老北京人的司机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有啥意思?过节就只剩下吃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吃的东西还都是在超市买的。 ”我打断了他的抱怨,问道:“那你小时候有啥好玩的? ”“我们小时候,当然有啦!癞蛤蟆,你知道吧?端午节,我们会三三两两地往护城河捉癞蛤蟆,再挤它的酥。老北京有句俗话,‘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现在北京城哪儿还有蛤蟆?没了吧!……” 这位司机并非全是神侃。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蝎子、蛇、蜈蚣、壁虎和癞蛤蟆并称五毒,并老早就与端午节捆绑在了一起,所谓“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但是,与其他四毒相较,蛤蟆在端午运数更糟。 早在汉代就有“蟾蜍辟兵”的说法。蛤蟆做药用是过去国人共有的常识。在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中,有五月捉蛤蟆制药的记载。后来,不少地区都有端午捉蛤蟆之俗,主要是在端午这天收蛤蟆,刺取其沫,制作中药蟾酥。在杭州,过去人们还给小孩子吃蛤蟆,以求消火清凉、夏无疮疖。这一土法在去年福建乡野还有人实践,导致孩子中毒,被权威的央视“探秘”。 这些在旧京都有实践,而且绝不仅仅止于和我闲聊的出租司机这样的“野孩子”。 明人的《长安客话》有载,太医院的御医们就会在端午这天派遣人到南海捕捉蛤蟆挤酥,再将其合药制成紫金锭。一年,干这活的人是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大张声势地列队前往。官方带头捉蛤蟆延续到清代。 王士祯的《居易录》说,“今端阳节,中官犹于端门鬻内造紫金锭,是其遗制也”。 在续上述事迹的同时,《闾史掇遗》还专门提及有人只刺蛤蟆一只眼睛的善行,云:“……以针刺其双眉,蟾多死。吾乡朱公儒为院使,俾两眉止刺其一,蟾虽被刺得活,后遂因之。 ” 上行下效也好,下行上效也好,五六十年前的京城小孩端午捉蛤蟆玩应该是真实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穷苦些,还有蛐蛐等不少伸手可及的活物相伴。 □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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