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与毛泽东的情分有多深

刘庆

2016-09-21 05:45:21大连日报
邓中夏与毛泽东的情分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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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邓中夏（左七）与湖南“辅社”在京社员于陶然亭合影。
    2.邓中夏、毛泽东常常相聚的岳麓山爱晚亭今貌。
    3.上海孙中山先生故居，邓中夏、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曾在此会晤孙中山、宋庆龄夫妇。
    4.毛泽东居住在长沙的清水塘旧址，1927年10月邓中夏在此与毛泽东夫妇见面。
    5.邓中夏、毛泽东经常一起出入岳麓书院大门。
    6.毛泽东主席为邓中夏烈士家属签署的光荣纪念证（1957年）。
    7.湖南宜章县城中夏公园里用毛泽东给邓中夏夫人的信（局部）做的景观墙。
    “沪上”共勉
    1921年7月23日，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址兴业路76号）李汉俊胞兄李书城家中正式召开。北京代表张国焘在会上宣读了邓中夏起草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毛泽东认真做了记录。
    1921年10月下旬，邓中夏应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共湘区委所在地清水塘，会见在此居住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根据毛泽东的安排，10月21日晚，邓中夏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教室为新民学会会员作《四川情状》报告。10月22日晚，在湖南第一师范为中共湖南支部成员及新民学会会员演讲《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比较》。接着，邓中夏应毛泽东的要求，五日两渡洞庭湖，奔波多地，发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演讲。他的演讲旗帜鲜明，很有说服力，对湖南党团和工会战胜当地颇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势力，帮助一些倾向革命的青年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党、团、工会组织起到很大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邓中夏与毛泽东等出席在广州市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号（现已拆建）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邓中夏以上海大学校务长的身份，与毛泽东在沪上从事国共合作事宜。
    1924年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召开，推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为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毛泽东为秘书，邓中夏为工农部调查干事。同年5月5日上午，邓中夏与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共产党人，冒着蒙蒙细雨赴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住宅（今址上海市香山路七号），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庆祝大会。此后，邓中夏、毛泽东等多次在此与孙中山先生、宋庆龄女士共谋国民革命大业，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邓中夏、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期间，同国民党左派相互共勉，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星城”结缘
    1915年6月，邓中夏考入“星城”长沙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师从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杨昌济，经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家听杨先生传授新知识、讲解新思想，与毛泽东在杨宅相遇相识。
    毛泽东当时在湖南第—师范读书，杨昌济在湖南第—师范兼课。毛泽东得到杨昌济的赏识，成为其得意门生，因而毛泽东也常在星期天到杨先生家，与先生女儿杨开慧情同兄妹(后来结为连理)。
    在湖湘的土地上，邓中夏属高个子，毛泽东身材比邓中夏还高，又年长中夏一岁，中夏对毛泽东以兄相称相待。他二人都性格豪爽，志存高远，对国家大事的见解，往往一拍即合。二人在求学求知求真理的道路上成为莫逆之交。
    “北大”携手
    邓中夏在北大读书期间，始终与毛泽东保持信息交流，不时给在长沙的毛泽东传去北京出版的新书报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的消息。毛泽东曾两次进京，与邓中夏朝夕相处，两人携手并肩，友谊进一步加深。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到北京，与蔡和森等八名新民学会会员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的一座四合院中。邓中夏多次到那里看望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与他们来往密切。每逢星期日或假日，邓中夏就和毛泽东到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家（同年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探讨新文化新思潮。
    1918年秋，蔡元培主持建筑的北京大学沙滩红楼落成。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在红楼一层东南角。蔡元培、陈独秀的办公室也在这个楼里(因此沙滩红楼后来被视为五四运动司令部所在地，如今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邓中夏、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北大图书馆泡上几个小时。10月16日，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被李大钊聘为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月薪8元），在第二阅览室办公，邓中夏常去他那里，与他几乎天天见面。毛泽东在北京的活动，常有邓中夏携手相伴的身影。
    心心相通
    “八七”会议之后，邓中夏与毛泽东天各一方，没有机会再见面。但他们心心相通，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生死依依。
    邓中夏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一直关心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斗争，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农村游击战略并经常与人辩论，反对党内“左”倾思想对毛泽东的批评。1930年9月，因洪湖根据地的需要，中共中央任命邓中夏为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在此期间，邓中夏始终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率领红军主力在敌人重兵围剿圈之外，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有力支援了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在红二军团枝柘坪军事会议上，邓中夏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贺龙有些奇怪地说：“邓中夏除了毛泽东外，他什么人也看不起。”邓中夏对贺龙解释说：“那是因为毛泽东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农村，组织并且领导着井冈山的农民，真枪实弹地和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战斗。毛泽东的经验是从战争中真实地总结出来的经验。”“他是正确的，所以我相信他的经验！”
    邓中夏借鉴毛泽东在井冈山危难中“东固”岷山的经验，与贺龙率领红二军团，一固湘鄂边，二固荆、当、远，三固鄂西北，终于找到适合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发展的地域，把鄂西特区扩大成湘鄂西苏区，从原先的鄂西七八个县的苏区，发展成包括洪湖苏区，洞庭特区，湘鄂边苏区，归、兴、巴苏区，鄂西北苏区，鄂北苏区和广阔的游击区。苏区建设和红军建设都发展到鼎盛时期，管辖三十余县。
    邓中夏的军事战略思想，得到六届三中全会中央的肯定和赞扬，并总结成经验向各个苏区推广，但却遭到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非常手段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的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宗派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撤销邓中夏的一切领导职务。邓中夏忍辱负重，出生入死，继续为党工作， 1933年5月15日不幸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毛泽东得知邓中夏牺牲的消息，无比悲痛。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