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龙凤 于 2016-8-27 05:37 编辑
焦墨山水最能还原苍劲、宏阔、有力、具有金属感的画面。焦墨在中国画领域曲高和寡，但张仃仍坚持用这局限性极大的墨法创作山水，并将其发展成一套完备的艺术语言，他的《房山十渡焦墨写生》等一系列作品，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崭新风格。在这个曾给他心灵慰藉的笔墨世界中，貌似单纯的黑与白，所产生的力度与内涵，却是其他色彩所不能替代的。焦墨画更是强调黑白的本色美、质朴美，素以为绚，不加粉墨，张仃称它为“全素斋”，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精神素食。晚年的张仃，铺开了一个无限丰富、壮美宏阔的焦墨世界。这个秉持完美主义理想的世纪老人，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处自己选材、自己设计的山屋里，每日课读鲁迅。 张仃70余年的艺术生涯，跨越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装饰绘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批评、美术教育等诸多门类，以其丰沛的艺术激情与超常的艺术能量纵横捭阖于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院与民间的张力语境之中，成为解读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经典文本，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和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
![]()
高庄（1905～1986年），原名沈士庄，刘行人。民国16年（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曾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画广告，又在江西陶业管理局研究陶瓷艺术。抗战期间，参加过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创作木刻《鲁迅像》等，参加木刻协会举办的展览，还在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教素描、工艺美术。
民国34年以后，在北平艺校陶瓷系教设计，后赴解放区任联大鲁艺美术系主任。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49年7月，中央公开征求国徽图案。在各地应征的900多幅作品中，经选择，以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图案为基础，吸收各地意见，要对图案进行修改，并塑造成模型。
高庄当时在清华执教，接受了这一任务。由于组成国徽的素材包括国旗、天安门、齿轮、麦稻、红绶是中央规定了的，故主要是利用这些素材在艺术造型上下功夫。高庄参阅了大量资料，自己还购买了石佛像和秦、汉、隋、唐的铜镜作为借鉴，经过几个昼夜的连续工作，终于把国徽模型设计、塑造出来了。
原图案中，麦穗垂头杂乱，麦稻杆里外弯曲；红绶飘荡，使城墙有不稳定的感觉。高修改成为麦稻分行并列向上，组成圆形的环，齿轮安在下方麦稻秆交叉点上，体现了刚柔不同的性格，象征着工农联盟和各民族的亲密团结。齿轮的中心有红绶交结，红绶向左右绾住麦稻而下垂，把齿轮分成上下两部，与城墙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感觉。另外，对天安门的大小、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星的距离等都进行了修改，使国徽图案既正规庄严，又自然美观。修改后的国徽模型塑造出来后，高又把原来的国徽图案塑造了模型，以资比较。
6月23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国徽方案。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政协关于国徽图案的建议。
国徽图案通过之后，梁思成向中央推荐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国徽立体浮雕模型设计塑造任务。
![]()
![]()
![]()
景德镇制作的建国纪念瓷与国徽同属富丽典雅色彩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高庄接受任务后，感到国徽图案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上书毛泽东主席，坦诚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毛泽东同意了高庄的意见并交由周总理具体处理。
1949年8月政务院讨论时，经高修改设计塑造的国徽模型被审议通过。
完成国徽的立体浮雕模型后，在郭沫若的提议和徐悲鸿的特邀下，高庄深入到著名景德镇窑厂设计并烧制出60余件“建国瓷”。其中17件最佳作品被赠给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其余的也被携赴东欧各国巡回展出并被收藏。
高庄从事艺术和教育工作历时60年，在陶瓷、浮雕等方面多有建树。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最后，还将自己的遗体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高庄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赞赏。
高庄八十岁的时候，曾作诗言志：老牛老来甘埋头，步步耕耘不求酬。青草吃饱已足乐，白骨愿入艺人手。这首诗反映了这位为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的宽阔胸怀，反映了这位为人民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永不停步的可贵精神。
1986年4月，高庄走完了他多才多艺却又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
高庄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技艺精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赞赏，特别是其在国徽设计中的贡献和地位以及在制作建国纪念瓷的贡献被后人所确认。
祝大年（1916-1995），当代著名陶艺家、壁画家、工笔重彩画家、工艺美术教育家。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长期从事陶瓷设计和工艺美术教学工作。早年在杭州国立西湖艺专和北平同立艺术专门学校学习。一九三四年赴日本，在东京帝国美专攻读陶瓷美术，并在星冈窑厂实习。回国后，先后在重庆中央工业试验所和上海红叶陶瓷厂任工程师、总工程师。一九五二年为制作建国纪念瓷，曾和景德镇老艺人合作，设计制作各种传统日用餐具和陈设瓷，参加国内外展览，对恢复景德镇传统瓷器工艺做出了贡献。一九六0年后，主要从事工笔重彩教学和壁画创作。为首都国际机场设计制作陶瓷壁画《森林之歌》、燕京饭店瓷壁画《松竹梅》。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实用美术系陶瓷科主任；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陶瓷系主任、中国陶艺学会理事长、中国壁画协会副主任、中国工笔重彩画会顾问、中国工业设计学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著有《祝大年画选》。
![]()
![]()
![]()
建国初期，为了振兴新中国的陶瓷业，他来到景德镇。他把流散在民间的陶瓷老艺人招募起来，一起筹办建国瓷厂，恢复了古窑。他与景德镇陶瓷艺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设计瓷上的装饰纹样、试制失传的颜色釉瓷、烧造器型新颖的日用瓷。在技术资料极为短缺的年代，经过摸索和实践，终于烧出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批精品瓷器，对恢复景德镇传统瓷器工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为了抢救、挖掘和恢复全国各地的名窑名瓷，周总理采纳并支持组织建国瓷生产的建议，“建国瓷设计委员会”随之成立。高庄、祝大年等艺术家们从接受使命到完成设计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短短的3个月中，他们从故宫展室到翠华楼饭庄，从民间作坊到御用专窑，从御用餐具到民用餐具都作了细心的考察。他们不照搬宫廷用瓷款式、中餐华而不实的拼盘摆设，借鉴西餐具实惠方便的特点，来个中外古今优点共济。
![]()
建国瓷主要选用了祝大年的设计作品：有串枝牡丹的斗彩中餐具，也有海棠纹的青花西餐具，图案简洁清雅，样式多彩多姿，为了保证质量，祝大年亲临景德镇指导，还请历史博物馆的陈大章、故宫博物院的沈从文等专家来一起鉴定。由于建国瓷制作分工细，又全靠手工劳动，不在同一作坊生产，所以作为
景德镇建国瓷厂厂房
助手的张守智等常常要拿着画样到各个作坊监督生产，尺寸一毫米都不能差。正是这样艰辛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53年国庆前夕，第一批建国瓷中西餐具共50个品种的样品出来了，观之光华细触之细腻无痕，敲之龙吟脆响。祝大年亲自带着它向周总理汇报。于是在1953年以至文革前的国庆，凡是设国宴招待政协代表、劳模、外宾（主要是华侨）都要用它。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建国瓷成为大会堂的正式餐具。以历史上著名的“汝、定、哥、宫、钧”五大名窑为蓝本的建国纪念瓷器在祝大年等人的参与下得以很好地完成。按用途可分为国家礼品瓷、陈设瓷、展览瓷、旅游瓷等。
![]()
祝大年的艺术创作一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赞誉。1952年北京饭店举行“青花瓷”专业会议，周总理亲自审查了由祝大年负责设计、烧制的青花瓷，并提出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想。
![]()
![]()
建国瓷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立后，专家学者云集，执教的有祝大年、张光宇、张仃、吴冠中、韦天霖、郑可等教授。学院的共同认识，就是强调艺术个性，提倡深入体验中国古典和民间艺术传统，广为汲取并融合西方现代艺术的精华。
![]()
祝大年为振兴中国现代陶艺创作和研究，促进国际间陶瓷文化交流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5年5月，由中华陶艺开发研究中心组织在湖北蕲春岚头矾召开了全国首届部分陶艺家研究会。中华陶艺开发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祝大年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参加此次会议的陶艺家还有刘焕章、周令钊、苏晖、张守智、曲磊磊、韩美林、周国帧、谭畅、刘雍、唐小禾、程犁、张朗、李亚文、陈业瓒、王金鼎等。
1991年，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供赞助，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美国中国当代艺术中心、中国陶瓷协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于4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北方工业大学举行了“首届北京国际陶艺研讨会及展览”。来自美国、加拿大、挪威、意大利和我国台湾等地的7位著名陶艺家和美术馆负责人与中国的56位陶艺工作者聚集一堂，各抒己见，表演技艺，共同探讨，交流陶艺文化和做陶经验。
在中国的陶艺史上，祝大年和他所在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都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们的坚持让人们看到在这个特定艺术领域里，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孜孜不倦的坚持着，让中国特色的景德镇陶瓷艺术能够持续延续与发展。
在祝大年作品展上，在那幅著名的重彩画《玉兰花开》前，吴冠中先生驻足许久，若有所思。在祝大年艺术与教育研讨会上，吴冠中先生感慨地说，如果说他是艺术的苦行僧，祝大年先生更是苦行僧中的苦行僧。了解祝大年先生的人大概都会明白其中的深意。
![]()
![]()
建国瓷 1970年，祝大年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虽然生活条件差了，但政治环境却比在北京时宽松了，他得以画了很多有关农村的钢笔素描，而且画得非常严谨。有时，他可以从早上一直不停地画到晚上，因此得了一个“板凳画家”的雅号。 1972年，在农场劳动时，祝大年先生画了一批农村田园风景图，庞薰琹赞美说：祝大年的钢笔画把霜的感觉都画出来了。1973年冬，祝大年与吴冠中、黄永玉、袁运甫为北京饭店创作《万里长江图》壁画，为此同赴三峡写生。每天清早乘航道段管理航道灯的工作船进入瞿塘峡写生，天黑后方乘船返回县城。时值寒冬，峡风很大，写生画板随时有被风刮走的危险，不得不用石块将画架固定。祝大年白天在刺骨的峡风中写生，晚上挑灯整理画稿，创作态度严肃认真。
祝大年曾说，他要把世界上最美的颜色、最美的造型、最美的画面都浓缩在他的画中。
蒙冤受屈20年，孜孜不倦求艺路。1957年祝大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蒙冤受屈20年，可是生活的坎坷并没有动摇祝先生对艺术的追求。他的画不仅没有被阴霾遮住，相反，观众都会被画面的那种宁静、祥和、甜美而深深地感染。有人说，看祝先生的画，不仅要用眼睛看，更要用鼻子闻。现在，每当人们提到他的人品、才华、艺术成就时，那种敬重和称赞是难以表达的。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生追求真、善、美，矢志不移，愈挫愈坚。对事业他兢兢业业，锲而不舍；对艺术他精益求精，锐意创新；对生活他严以律己，与世无争。
![]()
梅健鹰 (1916.1—1990、4)，广东台山人。著名陶瓷美术教育家、画家。 1943 年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 回国后曾任中央美术 学院讲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现定居美国。编著有《中国陶瓷史》、《色彩原理及其在陶瓷上的应用》。在各地名窑创作各种不同风格的陶瓷作品。 一九三七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
一九四八年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美术系学习，曾在西雅图博物馆举行美术展览。后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研究生。
一九五０年得硕士学位。同年在纽约举行个人画展。
一九五一年回国任上海行知艺术学校教务主任，后调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此后三十多年，主要从事陶瓷美术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指导教师。在此期间曾到江西景德镇陶瓷厂、河北磁州窑、浙江龙泉瓷厂等作恢复和研究工作，设计的各种陶瓷产品，曾多次参加出国展出
一九五五年获轻工业部首次陶瓷评奖大会一等奖。陶瓷论著有：《造型基础》、《陶瓷铁绣花》、《中国陶瓷发展简史》、《我国传统陶瓷艺术风格》。国画作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竹》、《梅》等。曾任中国轻工业学会理事、中国陶瓷美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理事、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教授。
1945年曾首次参加四川大足石刻考察团,生前被聘为大足石刻学会顾问。
有一次唐山陶瓷公司请侨居美国归来的梅健鹰教授报告美国陶瓷市场情况。他对美国市场的日用瓷、陈设瓷、艺术瓷、建筑卫生瓷、以及古陶瓷市场的现状,都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他在美国看到了几十个国家的陶瓷展室,唯独没有我国的陶瓷展室,对此十分感慨。他说,各国陶瓷产品都在美国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的竟争。我们应该有信心搞上去。他在报告后还给大家放映了幻灯。他的报告给唐山陶瓷美术设计人员以很大启发。
![]()
王逊（1916.7—1969.30），山东莱阳人。美术史家。1933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9年在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国哲学研究生。曾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讲师，敦煌艺术研究所设计委员，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兼《美术》杂志执行编委、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美术史》。王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著有《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等。他撰写的讲义《中国美术史》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重要文献。而2006年5月出版的《王逊学术文集》既是对王逊先生学术文章的一次成规模的整理，也是对先人在天之灵的一次告慰。
王逊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讲授文史与哲学的课程，虽然这时候并没有接触到美术史教学与研究的内容，但他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修养和研究方法上所经历的严格训练，已经为以后的美术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林徽因曾评价王逊先生是位出色的哲学家、美术史家、又是历代工艺美术鉴赏、评论家，足见其博学深厚的研究功底。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的工艺美术家常沙娜在提到王逊对中国美术中上的贡献时说：王逊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突出了中国美术史形成的源流始于工艺美术。王逊论说中国美术史从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从古代的石器、玉器、陶器，直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等器皿上的造型与纹饰说起，直到汉代墓室画、画像石、雕刻及画像砖、漆画等，产生了反映当时神话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事等所形成的绘画、雕刻艺术以及魏晋后佛教艺术石窟壁画的兴起等，所造就的中国历史的美术史。而著名建筑学家、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吴良镛曾在《王逊学术文集》的序言中深切怀念了他与王逊先生在清华工艺美术小组中共同参与国徽设计、文物馆的创办、景泰蓝兰设计，振兴工艺美术的活动。
而王逊先生的遭遇更是让人扼腕叹息，“反右”与“文革”的迫害让本已深患重疾的他不堪重负。在调入中央美院任教后不久，美院重新筹办美术史系，他担任了筹委会主任，在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压力下，他仍一直坚持着编写教材的工作。那时候，他住在美院食堂附近狭长的平房里，生活十分简朴，虽然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但仍坚持学术研究，而且异常勤奋。1957年，在王逊先生亲自主持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教育的发端，同时，它也标志着具有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研究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1963年，永乐宫壁画摹本在日本展出之前，王逊先生还承担了辨识三清殿所绘二百八十六众天神、地祗这一复杂的细致的工作，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的重要的参考。
《王逊学术文集》是迄今为止对王逊先生所有学术著作的一次集中整理出版，这本书对于中国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弥足珍贵。
莫宗江(1916-1999年)，广东新会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营造学社成员，建筑史学家，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协助林徽因让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的艺术家、是建筑学大宗师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是著名古建大师梁思成的弟子。1931-1946年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先后为绘图员研究生、副研究员。1946－1999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
![]()
1932－1942年营造学社自北京－四川辗转190县市，先后实地考察测绘古代建筑遗构约2738处，莫宗江参加考察了其中的123个县市约2000个遗址、遗构。在此期间，他以长篇研究论文《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刊载于1944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期)《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刊载于1946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协助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APictori 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图象中国建筑史)，绘制了这两部著作的大部分建筑图，此外，他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蜀王建墓考察工作，完成了大部分的建筑雕塑测绘图和王建墓雕塑艺术的长篇论文，当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可惜由于战乱，论文手稿遗失。
新中国成立之初莫宗江先生积极参与共和国国微的设计，是国徽设计小组的主要成员。1951年，莫宗江先生参加文化部文物局“雁北文物勘察团”，完成学术论文《应县朔县及晋祠古代建筑》。
1949—1966年，从事清华大学建筑史教学之余，专力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史和园林艺术并协助林徽因从事景泰蓝的艺术创新。遗憾的是这份论文手稿在“文革”中散失，仅在他指导的研究生张锦秋所做毕业论文《颐和园后山西区的园林原状造景经验及利用改造问题》中可管窥他在这一领域的造诣。
“文革”结束后，莫宗江得以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他重新考察了一些重要的古建筑遗构，如滦源阁院寺福州华林寺等，于1979年完成论文《滦源阁院寺文殊殿》(建筑史论文集第2辑)，所指导学生的论文《福州华林寺大殿》(杨秉纶、王贵祥钟晓青等合撰)刊载于《建筑史论文集》第9辑。
20世纪80年代起，莫宗江先生担任《中国美术全集》建筑卷的学术顾问。
1987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主要成员为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
1989年，与老朋友陈明达先生合撰《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在美术史论界引起轰动。
1999年11月，在病痛中仍奋力校阅老友陈明达先生的遗稿《营造法式研究札记》。
今天关于莫宗江的介绍，只剩下3句话：他是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是协助林徽因让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的艺术家、他是建筑学大宗师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殷力欣认为，莫宗江长期作为一个“助手”的形象出现，或许因为其一生只留下寥寥几篇论文。但如果不是他丢失了3部书稿，本不应该这么“沉默”。
在殷力欣看来，完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颐和园》，原本可作为一部集图片、测绘图稿和研究论文于一身的古典园林专著，与著名建筑史学家陈明达所编著《应县木塔》相辉映，成为建筑界和文物界的双璧。只是，《应县木塔》赶在1966年“文革”爆发的前夜正式出版了，而莫宗江的《颐和园》以及几十册教案，却在后来的劫难中全部散失。
![]()
林徽因（1904.06.10----1955.04.01），女。梁思成夫人。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三十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因常被人误认为当时一作家林微音，故改名徽因。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她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4月，随父游历欧洲。在此期间，她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9月，两人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
![]()
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中国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1931年，她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以后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她的诗多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她曾应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还担任《文学杂志》
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由于她文理兼通，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被列入当时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与冰心、庐隐同为著名的闽籍女作家。
1937年夏，她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
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几年中，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怀有的心愿。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不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设计任务。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了。
在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时。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1949年初，两位解放军同志来到她家，摊开北平军用地图，要求他们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万一大军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他们立即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担任教授《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住宅概论》等专题课。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划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
1951年，她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
她关心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为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亲自参加试制，并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为抢救景泰蓝，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成立美术小组。当时，刚从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钱美华，高庄、莫宗江、常莎娜、孙君莲也加入了保护景泰蓝的美术小组。瑰丽的景泰蓝艺术得以重放光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徽因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精力，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工作和教学任务，而且还与梁思成合作写了《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为《新观察》等刊物撰写了10几篇介绍中国古建筑的通俗读物。但到了1954年，她的身体已极度衰弱，所承担的《中国建筑史》课程，几乎一大半是躺在床上讲授的。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
1952年，她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还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翌年，她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用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在明清古城墙拆毁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抚砖痛哭。
1953年文化部组织的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冲动的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林徽因的病情急遽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于1955年离世。
林徽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为一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独立的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女性的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异的一个。
![]()
梁思成（1901.4.20~1972.1.9），广东省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东京出生时，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第三年。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是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
梁启超曾经送给长子梁思成这样一副对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这是一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勇往直前。
1925年，梁启超得到一本重新出版的800多年前宋朝颁布的一部建筑书《营造法式》，当即托人带交给梁思成与林徽因，并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先宠也，……遂以寄思成、徽因永宝之。”
梁思成与林徽因尽管当时还看不懂书中的宋代建筑术语和内容，但父亲激励的话促使他们产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愿望。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获学士学位。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
1928年， 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外国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大量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梁思成认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建筑物表面上的赞扬和发思古之幽情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剖析这份遗产，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因此，一开始他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
![]()
他说：中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而终不得建筑物的真正印象。他生动地比喻，犹如古人熟诵《史记》对刘邦的记载，“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遇到刘邦仍不认识。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
从1931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选择北京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着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一一逐个辨识、测量、记录。他求教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
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辽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在以后的几年里，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阅史料、翻看县志，找出何省、何县曾有古代寺庙及塔刹；深入地方，访问老者寻找古建的线索。梁思成在蓟县时遇见一中学教员，言谈中得知这位教员的家乡河北省宝坻县（现属天津市）有一座类似独乐寺的大庙，梁思成闻之大喜，立即带人去宝坻县调查，找到了已有900余年历史的广济寺三大士殿。
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赵县大石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10余篇论文和报告，将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式的古建筑珍宝展现在人们面前。
![]()
![]()
梁思成建筑画
经过对古建筑的系统调查研究，1934年，他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第一次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构造和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对清代建筑的各部分作法和制度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图绘制出清式建筑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的详图，使人们在多彩的古建筑遗迹面前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感叹上，而是获得了科学的认识。几十年来．这部《清式营造则例》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研究中国古建筑不可少的资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1937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出发去五台山寻找胜迹。他们经太原进入五台，骑着毛驴迂回在岖崎的山区，经过搜寻，终于在第二天黄昏走到豆村的佛光寺，发现在山腰上屹立着一座大殿，宏大的屋顶，深远的出檐，檐下疏朗而硕大的斗拱吸引住了梁思成，使他相信肯定这是一座辽代以前的建筑。他们立即开始作详细的调查。经过对大殿结构、装修的仔细考查，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大殿梁下的字迹，确定了大殿建于唐大中11年（公元857年）。终于发现了第一座我国封建盛期的建筑遗迹。中国营造学社因此确定了佛光寺是国内存在的唐制木构建筑。
正当他们为第一次发现一座唐代建筑而欢喜若狂时，北京卢沟桥畔已燃起了抗战的烽火。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着仅有的几位研究人员，在云南、四川等地仍坚持着古建筑的研究，他们调查了40余个县，为当时的中央博物馆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在印刷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出版营造学社的汇刊。
他们不仅调查名刹古寺，同时还有意识去发掘那些不见经传的民间遗迹。为此，梁思成、林徽因曾专程到晋汾一带调查，还两次到北京四郊访古寻迹。1932年，他们夫妇二人在京郊八大处到香山的途中，发现在马路旁边的山坡上有3座小小的石佛龛，佛龛由几块青石板合成，貌不惊人，但都已经历了七百多年的风霜，龛上的石雕呈现出南宋的遗风。
梁思成赞赏这3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平郊建筑杂录》）。
巍峨的长城，嶙峋的古城楼，晨曦中的塔影，这些记录着中华民族不朽历史的胜迹都会给予人们以无尽的诗情画意，但是在建筑师眼里，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触，梁思成把这称之为：“建筑意”。他们在调查中，就经常因为领悟到这种“建筑意”而兴奋。梁思成深深感到正是通过这些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培养了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由衷深情和对劳动人民创造的无比尊敬。
经过对古建筑的长期调查研究，梁思成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34年，他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第一次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形制作了科学整理和分析，对清代建筑各部分作法、制度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其他研究员刘敦桢教授、鲍鼎教授等共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此外，梁思成还负责编辑了《古建筑调查报告专刊》佛塔和元代建筑专辑，分别集中了这一时期调查过的数十座佛塔和元代建筑的珍贵资料。
1942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多病的妻子林徽因和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后方的小山庄里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特征的详细分析，他按中国建筑结构方法及其发展列举了中国古建筑的7大特征，并且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观念，建筑的传统体制等几方面论述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接着梁思成为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建筑文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图象中国建筑史》。
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的这一时期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
![]()
日本名古屋 1944年，为了取得对日本作战的最后胜利，美军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空前规模的大轰炸，到1945年，日本已有199座城市遭到轰炸，城市建筑被毁平均在40%以上，最高达90%。但是惟有日本古都奈良是个例外，好几次，飞机飞到奈良上空，没扔炸弹就飞 30多年后，奈良因其完好地保持有众多的古代建筑以及占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国宝”级文物，而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日本老百姓于是说，这是天皇陛下的神明。 但是，这个使京都奈良免遭轰炸的，是位对东方古建筑有特殊感情的人，他就是梁思成。
当年，是梁思成劝阻了美军对奈良的轰炸。他面对美军布朗森上校的不解，是这样恳切地说：“上校先生，要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想到四万万中国人蒙受的深重灾难，我是恨不得马上炸沉日本四岛的。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的责任感，让我马上冷静了下来。上校先生，您大概知道，“建筑”这一词在英语里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艺”的意思。所谓“巨大”并非指它面积与体积，而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发展的综合体。因而，建筑又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法隆寺，那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就像希腊的巴特侬神庙，现在只剩下一些短柱了，它辉煌壮伟的原样，现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外行人往往误以为完全可以重修再建。然而，在巴特农神庙的残址上，再竖起几根石柱，补上精美雕塑，那就像给维纳斯补上断臂，那还能是巴特侬？还能是维纳斯吗？
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祖国的一个中国学者，以东方古代建筑著名专家呼吁保留建立在日本的人类文明的古代建筑，令人感动。布朗森上校是个懂得艺术的人，他被说动了。不过他告诉梁思成，计划还要最后上级将军批准，“他是位西点出身的“三星将军””。
听了这话，梁思成抽出一只红笔，在两处打了三个星的地方，又各加了一颗星，说：在两处，京都和奈良，可是东方古代建筑艺术上的“四星将军”啊！
也正是梁思成当年根据考证确认，唐代鉴真大师去日本后主导设计的唐招提寺，完全是根据中国五台山佛光寺一模一样建造的。
当梁思成的报告和地图送到将军处时，将军长时间沉默了。他说，有人也向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但统统都没有梁思成的报告那样使他震撼，令人叹服。
正是因为梁思成的努力，才使得奈良地区宏伟的建筑得以保留。
梁思成的努力，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对日本文化的尊重，日本人应该知道与理解一个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关爱。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赠授梁思成以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当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大规模建设活动开始时，梁思成全身心地投入到首都建设工作之中。他根据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性质，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建设的经验，预见到古都北京与新首都之间的矛盾，于1950年初，与都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
他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主张尽可能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她的传统风格。
梁思成还专门写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建议把北京城的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方面她们代表着古老北京的传统特征，构成了北京特有的体形环境与城市空间轮廓；另方面又可以加以改造，古为今用，为新社会服务。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厅供群众活动；城墙上加以绿化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梁思成还为此专门画了设想图。
这些建议当时都没有被采纳，在北京的城墙、城楼、城内的牌楼拆除时，梁思成为此痛心疾首，四处奔走呼号。
有一次遇到拆除北海团城的争议，梁思成在会上详细地陈述了团城是国内仅有的几座古代高台建筑之一，她不仅在建筑史上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北海整体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方坚持说因妨碍交通而必须拆除，梁思成生气地说：“照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到周总理，总理亲自到现场勘察，最后采纳了现行的改建方案，既畅通了交通又保住了团城。
中南海要兴建楼房，梁思成设计出方案，特别采用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比例和门窗形式，以取得新建筑与周围古建筑的和谐。
梁思成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北京这一座世界上仅存的，规模宏大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古城，即使在整体上难以保住，也力争在局部保住古城的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建筑，以求古都北京不致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 除了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外，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1928年，他刚一回国就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新型的建设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又想着战后和平建设需要人才，于是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虽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但始终不忘他从事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创造出新的建筑。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总结了近代国外建筑的发展和近百年中国建筑的状况，他提出既反对全盘西化，将洋式建筑照搬进来，也反对那种完全仿古的做法，认为这决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他向往着一种既能用新技术、新材料，又具有民族传统的新建筑形式的出现。
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各国都在准备着战后的和平建设，讨论着新城市的理想规划，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种形式。梁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国在胜利后的建设，他在四川乡下读着国外新出版的书刊，研究城市规划，住宅建筑新的理论；他著书写文，探讨中国新时期的建筑设想。
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51年，他又组织教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担任纪念碑设计委员会的领导，在他主持下确定了碑形的式样。
梁思成始终没有忘掉为新中国创造新建筑的理想，始终没有停止对建筑创作理论的探索。他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连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等，热情地介绍中国建筑传统，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
1963年，他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项设计中，梁思成根据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兴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实，特地采用了中国唐代建筑的式样和风格，以象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扬州市建设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这一组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
1962年，梁思成带着助手又开始了对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营造法式》是中国宋朝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的法规的书，是中国历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筑经验总结。但是由于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筑很少，名称与后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难读懂。梁思成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研究此书，从30年代开始就决心将难于理解的论述和名称加以注释，用现代科学制图方法画出宋代建筑的图样，这样做对深入研究中国建筑的传统技艺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此项研究由于难度大始终没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上卷的工作。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师生中树立民主的作风，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种朴质的学风“不苟同、不固执也不拘泥，心胸开阔，接纳百川。”
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不仅自己胸襟坦荡，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而且将做人与做学问并重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他要求学生要善于主动地向周围的人获取知识，要尊重别人，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要说真话，要有自己的观点，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坚持原则的初衷不变，对建筑学事业的热情始终不减，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梁思成的人格与风格。
梁思成先后著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共150多万字，现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领导的科学研究集体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8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证书，表彰梁思成教授和他所领导的集体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对梁思成以高度评价。
李宗津（1916.10—1977.5）祖籍江苏常州，油画家及美术教育家。1934年就读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毕业，师从叔父李毅士、颜文梁、吕斯百等中国第一代油画家。1940年受聘于贵阳私立清华中学任教。1946年至1947年，得徐悲鸿赏识，聘为北平国立艺专讲师，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历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1952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后又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艺术语言朴实，作风写实。1943年创作《女童》。1946年创作了《北海风情》系列写生作品和《老路肖像》。1947年创作大量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写生作品，在此基础上完成《平民食堂》的创作，思想的深刻、朴素真实的描绘使该作成为现实主义艺术的经典之作。1951年创作油画作品《强夺泸定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52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并创作宣传画《学习苏联先进生产经验》。1954年油画作品《东方红》、《双喜》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作品《春游》、《鞍钢的黎明》发表在《美术》杂志上。1956年10月为纪念鲁迅先生创作油画作品《夜谈》并发表于《美术》杂志上。1957年，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文化代表团赴尼泊尔访问，归国后创作了大量关于尼泊尔风情人物的油画作品。1972年，创作《毛主席像》、《鲁迅像》。1997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举办“李宗津画展”。出版画册有：《李宗津画选》、《李宗津作品集》。
![]()
他不仅参与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工作，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
李宗津先生是中国早期油画画坛上的代表性人物，生于江苏苏州的书香世家，受到正统文化熏陶，自幼既表现出超凡的艺术天赋，徐悲鸿先生爱惜他的才艺，买下李宗津先生的作品《北海公园》长期挂在院长办公室。然而他后半生道路坎坷，不幸过早离开了人世，使他的艺术长期被埋没，这无疑是中国画坛的损失，在中国绘画走向未来的新时期，我们对李宗津先生的艺术成就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与研究。李宗津先生的艺术遵循现实主义的手法，造型慎密传神，色彩绚丽大气，在他的画作中，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文书卷气。从《平民食堂》到《勇夺泸定桥》的大型创作，都可深刻感受到李宗津先生极富人文关怀和锐意进取的艺术个性。无论是大型创作，还是人物、风景，乃至素描，李宗津先生的艺术作品都有激动人心的魅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宗津先生油画作品的画面上，几乎都没有签名落款。以《中国早期油画大系—李宗津画集》收录的作品为例，全书共收入71幅油画，6幅素描，其中只有3幅早期素描画面有落款。我们应该注意到李宗津艺术作品的这一特点。
![]()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生于中国湖南省凤凰县。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不少人认为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祖父沈宏富为汉族，生身祖母刘氏为苗族，母亲黄素英为土家族，沈从文本为汉族，早年亦以汉族人自居，晚年时为家庭利益选择了苗族。
1917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当地土著部队办理杂事，后任书记。
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同时练习写作。
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一次，在西南联大的教务会议上，他提出质疑：“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沈从文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美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则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沈的《静》时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并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等人。
192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1926年出版第一个创作文集《鸭子》。同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刊。
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沈以其小说创作著称。而后，他改执教鞭，1928年到1930年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兼任《大公报》、《益事报》等文艺副刊主编；后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国立青岛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鱼山主校区）、武汉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
1948年受到所谓左翼文化人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5]，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
1949年以后，沈从文没有进行过小说创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青年金介甫以研究沈从文小说而被授予博士学位后，花城出版社开始出版十几本的〈〈沈从文文集〉〉。其文学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
1980年，沈从文应邀访美讲学。
1988年5月10日，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奖终审评委马悦然评价沈从文说：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他1949年后放弃写作之后，埋头于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马悦然在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
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时，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
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虽然经过马悦然屡次劝说破例颁发给沈从文，还是无效，最后哭着离开了会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佩尔·韦斯特伯格在2012年回忆称，他在加入瑞典学院前，知道沈从文“非常非常接近获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
建国后，沈从文由于政治原因放弃写作。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着，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的过往，在于沈从文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的《章服之实》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披露。本书以沈从文、王孖、王亚蓉三人的文物考古工作内容为主线，王亚蓉先生以导语引出沈从文、王孖、王亚蓉三人的口述文字，叙述了中国六十年纺织服饰考古事业走过的辉煌历程。全书从沈从文晚年口述其开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起，讲述王孖、王亚蓉伴随沈从文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经历；生动再现了复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亲历法门寺地宫佛骨舍利现世、发掘日伪时期煤矿万人坑、修复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复制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战国服饰等精彩事例。全书文字朴实无华，但生动感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由此书，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沈从文先生开创的章服文化事业的不朽价值。
![]()
陈大章(1930.9—)，北京人。幼从家叔陈林斋学画，十五岁时就有作品在北京荣宝斋展出。擅长中国画、美术设计。从事博物馆美术整体设计。1950年参加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并任常务理事，部分作品入选全国第一、二届国画展。陈大章擅长中国画、美术设计，以画山水、松、竹、梅著称于画坛。1952年，陈大章在中央工艺美院参加“建国瓷”设计和绘画。
陈大章长期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部美术总体设计师。从事考古发掘和古画、壁画的复制、摹绘工作，绘编过《望都汉墓壁画》、《信阳楚墓图录》、《邓县彩色画像砖》、《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等。复制的古漆器和六朝壁画摹本刊入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
陈大章画作很多悬挂在人民大会堂、首都机场、北京饭店和作为国礼赠送国外首脑，有“宫廷画师”的称号，被称为当代郎世宁。
作品有《天险三峡》、《四季黄山图》、《泰山旭日》、《白梅图》、《长城雄姿》等。多幅作品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处收藏。出版有《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历代服饰资料研究》、《陈大章画册》 、《陈大章画集》等。其传略先后被列人《当代画家辞典》、《中国美术辞典》、《现代中国画家名鉴》。
本文之所以用以上篇幅全面介绍这些人物，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些中国这些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高尚爱国情怀和高深的艺术造诣。他们博古通今、学通中西，他们是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建国纪念瓷制作的过程
为配合制作建国纪念瓷，江西省人民政府将景德镇设为江西省第二个直辖市。同时中共江西省委决定赵渊同志任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这为景德镇成功制作建国纪念瓷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
赵渊来到景德镇即成立中共景德镇陶瓷工作委员会，以统筹各方。现在有评论说，执政党成立陶瓷机构，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是第一次。赵渊并亲自担任国家用瓷委员会主任。
从1952年10开始，建国瓷纪念的设计制作工作全面开展。高庄教授率祝大年、梅健鹰等人组织的中央美术学院实习组来到了景德镇，有组织、有目的地协同各方人员共同参加工作，发挥了各方面技艺人员的才能和专长。在研究和发掘传统技艺方面，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际分析，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恢复了部分失传和濒于失传的优秀陶瓷品种，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提出的“发展祖国文化遗产”和“多点发展，百花齐放”的建国瓷生产的指导思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宴会与庆典餐具成为一个问题。在以西餐为主的官方庆典中，主要应用各式各样设计的酒店餐具。而如果是中餐，则遵照清代宫廷的餐具风格。这两种方式都不是代表这个新生政权的理想选择。因此，领导层下令设计新的国宴瓷（即建国瓷）。
建国瓷的设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它不能是返回、倒退至清朝——那与慈禧太后有太多的关联，尤其是她的腐朽颓败导至近代中国的落伍。她对不朽的期愿，反映在陶瓷制作上也是不可取的。
建国瓷的设计理应反映无产阶级新政权的雄心壮志和中国从长时间的战争中恢复过来的现实。
![]()
![]()
以祝大年为首的教员与班长施于人为首的四位大二学生一起合作，开始设计能代表新中国的中式和西式餐具。
设计人员来到琉璃厂享有盛名的传统饭庄翠华楼调研，以便对餐具的配置标准和容积规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用美术系的学生们测量了旧式杯碟、盘碗的尺寸。翠华楼仍在沿用依照慈禧太后喜好的类型而制定的餐具式样。装饰的图案被称作“万寿无疆”。饭庄中的一些厨师有过在清朝的宫廷中侍奉的经历，他们能够分别描述出种类庞杂的各种盘碗杯碟曾经的用法。清宫中特别喜好使用小的碟子，因为要从各种不同的多汁菜肴中盛出一些来品尝，它们最适合不过了。而所有的碗都是带盖的，在精细而丰盛的皇家宴会从容进行的漫长过程中，它们可以多少保证食物的温度。因为国宴的时间要比皇家宴会短很多，周恩来要求设计人员简化新的国宴瓷，并去掉繁琐铺张的成分。国宴上，每个餐位需要摆放的餐具只有少数几样。清宫里标准的碟子直径为三英寸，而建国瓷将其增大至五英寸，并且增加了一种直径七英寸的盘子。对于西式餐具的规格，则参照当时北京饭店使用的整套餐具。
1952 年年底，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设计团队提交了多种多样的中式和西式餐具设计方案。周恩来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采用青花斗彩牡丹穿枝纹饰餐具作为中式餐具样式，青花海棠纹饰餐具作为西式餐具样式。
除了中央美术学院精心设计出来的国宴瓷图样，周恩来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调集1000—2000 件瓷器，并把它们运送到了景德镇作为实物参考。
高庄一行在景德镇大苏家弄一号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在中共景德镇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从各个工艺美术合作社和私营瓷厂内抽调了三十多位在彩绘、成型及颜色釉配制方面卓有影响的老艺人如王大凡、王步、魏庸生、潘庸秉等人以及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组织学习和培训。
在这些年轻人中有现在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在培训班里，年轻的王锡良、张松茂等人懂得了什么是写生，什么是素描，什么是油画，什么是水彩画，懂得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大自然的造化，更理解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道理，有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感性认识。从此，受到启发和影响的一大批景德镇陶瓷美术工作者都把写生作为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在当时有些封闭而保守的景德镇陶瓷艺坛，如同吹进了一股清新鲜活的春风。
![]()
那年三十岁的王锡良创作了一件尺二《采茶扑蝶》圆盘，其造型之新颖、色感之馨和、主题之鲜活，为众人所瞩目。《采茶扑蝶》的主题和表现方式是健康向上的、明朗清新的，随时在唤起人们对青春、对生活的热情。”
章鉴画的一块粉彩《读画报》圆盘，表现的则是“两个哈萨克族的少女在看《人民画报》，画报上是一副毛主席像，从她们微笑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对于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
正值中央政府轻工部和文化部下达了组织赴苏联、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展览瓷的任务，大家铆足了劲，决心为展览多创作一些好作品，为景德镇争光。炽热的创作激情异常高昂。高庄、梅健鹰、祝大年等师生们与景德镇陶瓷艺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设计瓷上的装饰纹样，一起试制失传的颜色釉瓷，一起烧造器型新颖的日用瓷，从而赢得了景德镇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在他们的指导下，广大陶瓷艺人们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如时年七十多岁的艺人吴龙发老当益壮，精心绘制了一块尺八青花大圆盘，在预展中获得中外专家的一致赞誉。此外，在恢复失传的颜色釉中，釉里红、窑变花釉、钧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桃花片)、霁红、天青等七种获得了成功，可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媲美。同时还研制心蓝花釉、孔雀蓝、仿宋钧三种色釉。
1953年国家轻工业部组织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轻工部上海工业试验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的科研、美术设计专家，对景德镇地区的瓷土原料、坯釉配方、烧成操作和装饰技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反复研究和试制，在取得大量数据的基础理论上进行分析对比，择最佳方案，组织批生产。生产出来的瓷器真正体现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技术水平 。
建国瓷在三、四十个作坊里手工制成，每个作坊中大约有十名工匠。餐具先在轮盘上拉坯，然后放置一天进行干燥。为保证不同的作坊生产的瓷器形制相同，在毛坯的硬度接近于皮革的硬度时，会将其压入模具。所有的装饰都以手工绘制。需要绘制的图案被设计拆分得很简单，保证处于容易绘制的参数范围内。在狭窄的，宽度仅可以容纳运送瓷器的手推车和扁担的景德镇许多里弄巷子中，学生们往来穿梭，从大苏家弄的办公室到各个作坊协调瓷器的制造。
那年夏天生产的超过三万件建国瓷被集中摆放在当地的基督教堂，以进行挑选。最好的成品被精挑细选出来，提供给中南海的领导阶层使用。
正是在中央这批美术学者和科技专家的指导下，制作出一系例高水平的国家大典、欢宴国宾、领导出访所需的建国瓷纪念瓷。
![]()
这批“建国瓷”中的中、西餐具、茶具等，通过参加国际展览和用作礼品，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青花斗彩瓷可与明代成化和清代雍正斗彩相媲美。以后多次生产国家用瓷和礼品瓷，均受到国内、外赞扬。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国家外交部、驻外使馆、领事馆、国宾馆、外经部等部门用瓷和人民大会堂、全国各大城市对外宾馆用瓷以及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礼品瓷都要求由景德镇承制。新中国官窑重器，器型规整、霸气；构图饱满、和谐，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特色。从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从1952年10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历时三年的建国瓷生产，经过设计委员会的严格甄选，全国共计73556件，而景德镇人选的有2453l件，占全国产瓷区的三分之一，成绩最为突出。这些瓷器是分批送审的。建国瓷器包括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他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以民族形式及大众方向作为艺术标准，以表达出新中国的蓬勃气象。
![]()
当年10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保和殿举行的“建国瓷”预展中，景德镇瓷器的新面貌、新气质和新形象给人印象最深。
![]()
徐悲鸿和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在高庄、王逊、莫宗江等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并指出：建国瓷的制作，是新中国的创举，是陶瓷事业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在工作进行之前，必须澄清陈腐的传统观念；在工作进行之中，必须经常总结经验；在即将完成任务之际，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逐步使建国瓷的质量提高到应有的水平。
1953 年的国庆节，刚刚制成的建国瓷在国宴上得到了使用。最精美的七千套被中南海怀仁堂选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其余的分别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以及崇文门的新侨饭店里用于宴请宾客。
![]()
1959 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梅健鹰和张守智提出建议，将国宴瓷的西式餐具和中式餐具合并成一套，以缩减空间。中式餐具中的冷盘还可以作为西式餐具中的餐位盘。他们的建议得到了采纳，饭店也很快地照做了。在建国十年庆典的时候，五千宾客在新完工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款待。
1953 年10 月1 日的英文期刊《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宣称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得到了复兴。文章并没有提及作为该事件诱因的建国瓷，而是聚焦于1953 年10 月开始的对15 世纪明代瓷器的仿制生产。文章报道称，景德镇高质量瓷器的年产量已经攀升至两千万公斤，据估计其数量达一亿四千万件。虽未言明专家们的最初任务，但文章说到，“专家们被派往景德镇，与工匠们一起讨论如何在质量上和图案上对瓷器进行改进，以及如何吸收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髓。陶瓷艺术家们引进了两千多种新的图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色地反应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1954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景德镇青年一代的陶瓷艺术人员,在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下，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提高了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扬了我国陶瓷艺术的优良传统，积极创作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
为了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周恩来总理指示，从建国瓷中精选部分赴国外展出。景德镇瓷器在1953年先后在苏联、保加利亚、瑞典、德意志(莱比锡)、蒙古等国展出；1954年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罗马尼亚、印度、缅甸、叙利亚等十四个国家展出；1955年在蒙古、朝鲜、瑞士、英国、法国展出。
建国纪念瓷自1953年到1955年期间，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展出。缅甸总理吴努在参观展览后写给驻缅大使姚仲明的信中称赞：“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构成展览会中最出色的、独一无二的效果的一些瓷器。我认为：它们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景德镇一些名家的作品被外国印成精美的画面广泛发现。可见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烈。
![]()
出国展览瓷在53年建国瓷之后，国家组织开始了新工艺新产品的创新，其中有影响的就是出国展览瓷和国庆10年献礼瓷。53-59年，国家外交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中国和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制瓷行业进行了多方位的互补合作。
开国纪念瓷的意义在于: 景德镇以后每逢重大纪念日，景德镇几乎是每年都组织生产纪念瓷。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瓷，就是重要的纪念瓷。其中日用器居多，包括釉下、釉上、青花斗彩、釉下五彩、颜色釉、瓷雕、瓷塑等等。
继“建国瓷”的烧制以后，景德镇还相继制作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专用瓷，以及其他各种政府专用瓷，如国徽瓷。这些日用瓷的制作选料优良，加工精细，代表了中国当时的最高制瓷水平和设计水准。与“建国瓷”一样，政府专用瓷的产量虽不大，也未在普通百姓中使用．但整个创作过程及成果对以后的设计人员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参与建国瓷制作的陶艺家，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都是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王大凡、刘雨岑及其“珠山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才辈出。
建国瓷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莫宗江、沈从文、李宗津、林徽因、张汀、郑振铎、陈大章等宗师级的人物亲指导把关。
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国家用瓷纹饰创新抛弃了几百年来皇家宫廷陶瓷繁褥精工的装饰风格，融合新中国国画全新艺术元素，而开创了简约，自然，清香，活泼的全新官窑风格！自然的花花草草开始登上国家政治外交大舞台，如果不是贯彻主席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如果不是表达社会主义事业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寓意。如果没有让宫廷文人的艺术彻底走向人民百姓的创新思想，如此多的野花野草是不可能载于中国陶瓷乃至世界陶瓷史。
建国时期国家用瓷的制作,是以继承传统为主导，但却与传统官窑风格、装饰手法不一样。祝大年、郑可、高庄、梅建鹰诸先生在整个“建国瓷”的创作活动中，从现代艺术及设计的视角，去理解、整理传统艺术，赋予陶瓷艺术一种人文色彩，即将他们所追求的人文理想、艺术理想与现代设计艺术结合起来。他们将自己对广义的美学思想的理解，及各种工艺美术和外国艺术中有益的成份，融进了建国瓷的设计、创作中。如民间艺术简约质朴的自然主义风格以及实用理性在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中得到宏扬、实践。他们的艺术主张在教学与实践中延伸，对形成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早期景德镇现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起了决定作用，也深刻影响了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发展。
![]()
这是建国后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制瓷技艺。景德镇传统的陶瓷制作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建国瓷的制作是我国制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派出的重量级艺术家与工匠艺人的合作。由于北京重量级艺术大家们的参与，建国瓷在艺术风格上摆脱了传统宫廷陶瓷繁缛的装饰风格，修正了世俗乃至主流艺术形态中对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陶瓷宫廷审美风格的偏爱。艺术家的美学思想与材料工艺、工匠的表现技巧得以互融，使得“建国瓷”及随后的出国展览用瓷，成为我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新的高度。可以说创新的时代特征促进景德镇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恢复与发展。
![]()
建国瓷不仅能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新时代作品所传载的意境和情韵，更能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文化、经济、人文环境等多方面折射出他们创作这些优秀作品时，所付出的独特情感。设计者、制作者、评鉴者从作品用途的选定——从器型的选择——题材的确定——精心的绘制——匠心的设色等，不只反映与代表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美学思想、政治思想完美结合到建国瓷的创制中去。
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时间虽不太遥远，却为许多人所不知的历时两年的创作活动时，它的意义并不仅在“建国瓷”自身。它创造新的时代风貌促进传统陶瓷工艺美术。继承与发扬景德镇陶瓷艺术，不仅成为“建国瓷”设计中的主导思想，也对我国陶瓷创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是中共建国后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制瓷技艺。它将近将景德镇千年历史的陶瓷制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建国瓷无论是从艺术设计上、还是从工艺制作上，仍是一个未能被逾越的高峰。
![]()
由于整个建国初期国家用瓷的创作、组织、及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进行系统的、及时的总结，甚至被人遗忘。之后．现代陶瓷的制作未再出现如此辉煌成就。 事实上，建国瓷的工艺水平、独特的政治色彩，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目前收藏界公认建国瓷及整个红色官窑的艺术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如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7501毛泽东用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少，在国内外市场上备受推崇。
1959年中共国庆十周年庆典巨作《中国》，就有建国纪念瓷介绍。
建国瓷的生产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它在中国陶瓷史和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留下了足以引人自豪的难忘一页。
![]()
建国瓷的设计制作是个系统工程。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央多个部门配合实施。从中央政府到江西省、景德镇市党政部门都将建国纪念瓷设计制作视为神圣的任务。所以建国纪念瓷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共与中共建立的中央政府完全主导的行为。也因此开启了景德镇有烧造历史以来最为辉煌灿烂的红色官窑时代。
建国纪念瓷制作的成功，为景德镇陶瓷的全面振兴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正是在成功制作建国纪念瓷后，经过景德镇人的不懈奋斗，景德镇成为中国与世界的瓷都，为中华民族争得无比的荣耀。 郭沫若1965年访景德镇时满怀激情地赋诗：“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瓷都。宋代以来传信誉，神州而外有均输。珍愈拱璧明愈镜，画比荆关字比苏。技术革新精益进，前驱不断在前驱。后来居上数东洋，夺取万邦瓷市场。年进美金七千万，数愈赤县十番强。花纹形式求新颖，供应需求费较量。国际水平应超越，发扬光烈莫徜徉。”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参与制作建国瓷的北京这批艺术家们，他们的人生道路穿越旧社会和新中国时期。这批人的多数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他们的激情、才华、辉煌、无奈和受难，都跟这样的历史现实和命运休戚相关；他们丰富美术才华和他们创作思想以及背后隐含的内容是这个历史阶段美术史、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和挖掘的对象。特别是他们与参与制作景德傎建国纪念瓷更是中国工艺美术界和陶瓷艺术界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延伸解读
建国纪念瓷的制作成功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需要我们来解读。
![]()
1952年2月郭沫若首倡制作建国纪念瓷，在当时百废待兴、经纬万端的状况下，中共最高政权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制作建国瓷，实在是一项高瞻远瞩的行为。
![]()
首先此举为景德镇陶瓷业的全面复兴打下基础。从经济方面来说景德镇瓷器进一步“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大行其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中国出口的主打产品，每年为国家换得了三千多万美元以上的外汇。国家在1960至1978年的每年外汇储备在0.46亿至1.67亿美元区间。由此可见所占比重之大。这样的创汇数对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当时实施“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项目都需要外汇支持进口。景德镇陶瓷出口创汇，直接对国家的安全起到重大作用，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郭沫若有诗为证：“年进美金七千万，数愈赤县十番强。”
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轻工部上海工业试验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的科研、美术设计专家，对景德镇陶瓷工艺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取得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对比，选择择最佳方案，使得生产出来的瓷器真正体现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技术水平。如瓷质方面景德镇生产出高白泥、高白釉瓷，以后又有稀土瓷、骨灰瓷等。又如颜色釉方面由于硅酸盐专家的加入，传统色釉呈色水平大为提高，并由此产生了花釉系列。这次的科学研究对景德镇陶瓷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革命性的。景德镇瓷器由此完全走上科学、经验与艺术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
珠山八友和他们的弟子及其同时代名家通过制作建国纪念瓷在国内外而名声大噪，由此产生一批古往今来最卓越的陶瓷美术家群体。他们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开创了景德镇陶瓷艺术最灿烂辉煌时期。如青花艺术更为优雅而气韵生动，古彩艺术更富古雅之情韵，粉彩艺术更为柔和绚烂，色釉艺术呈色如宝玉石般地更富珠光宝气，雕塑艺术随物赋形、神态万千。
陶瓷艺术创作主题多元化。红色题材、领袖人物、反抗压迫的题材，劳动人民在新时代劳动与生活的题材进入陶瓷艺术创作领域。如吴康、章鉴、章文超绘制的领袖肖像，王锡良、王云泉、邹国均等人绘制的革命圣地画，曾山东、丰恒成等因伟大领袖号召“金猴奋起千钧棒”而重新认识与演绎、创作《西游记》雕塑。如余文襄创作反映新时代山村的人们欢度春节的佳作《瑞雪迎春》。王锡良创作《瓷石矿工》、《秧苗青青》，王晓帆创作的《山村走来了邮递员》、《人民幸福乐万年》等作品，徐天梅创作《人民公园》，张松茂创作《农村新歌》、《奔赴农业第一线》、《奔向农业现代化》，王筱兰创作《敬老院》。
![]()
由此可知，景德镇艺术家的笔墨是与新时代、新的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这些作品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社会新生活与新变化与人们新的精神风貌。可见景德镇这一代人的艺术道路是与新的社会与广大人民联系在一起的。
周恩来倡导的建国瓷在世界上巡回展出，这是景德镇瓷器于民国时期开始在国际博览会亮相后中断多年，又重新走向世界。这给景德镇带来极大声誉。以后景德镇延续这一方法反复在世界各国巡回展出。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这些展示的作品，了解了中华文化，并发由衷的赞叹，赞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灿烂，对中华文化产生向往之情。
日用陶瓷进一步艺术化。北京专家们的图案艺术设计和景德镇艺术家的图案设计，使景德镇日用陶瓷更富艺术情趣。如光明瓷厂青花玲珑瓷、人民瓷厂青花梧桐瓷就屡获国内外金奖。
建国瓷制作成功以后，景德镇的一些名家陆续赴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浙江美院、故宫博物院等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或去进修学习，或去观摩实物。景德镇陶瓷领域的学院派队伍不断壮大。这些解放后形成的学院派与景德镇传统的红店派共同开创了景德镇陶瓷的辉煌成就。
由于建国瓷制作产生的后续影响，千年瓷都景德镇诞生了十大大型陶瓷生产企业。加上下游企业，总共有二十多家企业。
其产生的效益是惊人的：雕塑瓷厂每年赚取相当投资办厂一半的利润，红旗瓷厂四年赚回四个厂的投资总额，光明瓷厂厂长徐志军说只要做一种款式的盘子，就可以保证发工资，建国瓷厂三阳开泰瓶每件10元（“件”是景德镇传统称瓷器占窑位的大小，形同体积）。销售企业陶瓷进出口公司经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账上利润可以让职工坐吃几十年，陶瓷原料销售处长江涛说他们账面资金超过财政账面资金，财政部门资金紧张时都要向他们借用资金。
但景德镇后来的执政者却说陶瓷是不赚钱的行业，其真实目的就是掩盖掏空景德镇几十年陶瓷业的积累和摧毁整个陶瓷业事实，以为他们腐败的行为找说辞。实际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空前繁荣，国内经济空前活跃，国内外贸易环境空前优越，景德镇陶瓷业却全面崩溃。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陶瓷业却在此良好的大环境下获得巨大发展，中国一越而为世界陶瓷大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标志性行业。
在红色官窑时期，景德镇建立完整的陶瓷科研教育、生产体系。景德镇进一步驰名中外，成为世界的瓷都。
![]()
更为可贵的是建国瓷开创的近五十年红色官窑时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被北京的学者与景德镇的工匠们发挥到极致。因而红色官窑时期继承与创新的成就是景德镇有陶瓷烧造史以来最为巨大的，也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优质基因密码。这就为景德镇又一个时期的陶瓷发展提供了条件。
最后必需说明，中共对陶瓷这一宝贵民族工艺品产业的重视由来已久。中共早在延安时期，就设立新华陶瓷厂生产瓷器供中共领导层使用。中共建国后立即动用执政后的优势地位制作建国纪念瓷，显示其对祖国陶瓷这一宝贵的文化产业的重视，这为中国陶瓷史书写了极为浓重的一笔。
| 
发表于 2016-8-27 05:32:19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