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期待的毛泽东为何郁郁离开北大？ (2016-12-21 09:41:04)张锦力

金山

前面说了，毛泽东为进北大，可以说是费劲了心机。然而让人惊诧的是，他在北大工作还不到半年，却突然辞职，只身南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1918年10月，毛泽东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北大图书管理员。虽然当时的薪金，才不过每月八元钱，但他仍觉得，能有书读，能有课听，还有钱挣，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该知足了。

应该说，刚工作的那段日子，毛泽东的心情是欢快的，愉悦的。首先，让他甚感欣慰的是大钊先生的器重。虽说，自己职位卑微，而人家是享誉学界的教授，可每次李馆长见他，总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从不颐指气使，高高在上。不仅如此，生活和学习上，李大钊也对他处处关心，尽力帮忙。比如，为其旁听之事，就曾帮他联络老师，安排课程。为了让毛泽东提升自我，李大钊还专门介绍他，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

关于这点，萧三也讲，“当时，李大钊对润之的抱负和才能，非常欣赏，认为他是湖南学生中的杰出青年领袖。”[《新民学会原始资料》，第371页]

李大钊的这种赏识，让毛泽东深受感动，以致多年后，忆起这些往事，他仍充满深情地说：“在北京我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他可是我真正的恩师，如没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呢！”[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除了李大钊的关照，毛泽东去旁听各种课程，也让他受益匪浅。北大毕竟卧虎藏龙，人才济济，所以，聆听名家的讲座，毛泽东自然是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当然，在这些名流中，毛泽东最为崇拜的，还是独秀先生，每次听其演讲，他都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在北京大学时，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5页]

另外，北大还有一个人，也让毛泽东十分敬仰，这人就是《京报》社长邵飘萍。据说，毛泽东进校没多久，就参加了邵飘萍主办的新闻学研究会，闲暇之时，他也经常去邵家拜访，向其讨教办报技巧，而邵飘萍传授的那些诀窍，也让毛泽东受益终生。

比如，回湘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在那么短时间，就创办出《湘江评论》，以及后来，他的擅造舆论，会搞宣传，这都跟邵飘萍的影响不无关系。难怪，有人曾幽默地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介武夫，只懂武力解决问题；而毛泽东却不一样，他不但善用枪杆子，更会妙用笔杆子。

正因如此，多年之后，再提起邵飘萍时，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地说，“邵飘萍是个具有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在宣传方面，他对我的帮助尤大。”[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3页]

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还有一件事，也让他颇感自豪，那就是，他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友，与名流的见面会。大家知道，陈独秀、胡适创办《新青年》后，二人迅速成了青年偶像。而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都是他俩的粉丝。如今见毛泽东进了北大，就有人向他提出请求，能否制造一个良机，让陈独秀、胡适等名师，也出来跟大家见见，好好沟通一下。对此，毛泽东欣然领命，他先是请李大钊帮忙说情，又设法做通了蔡元培的工作。在蔡的斡旋之下，同伴们渴望已久的见面会，终于实现了。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当时，他们敬仰的偶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大师，都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议以学友提问，名师作答的形式展开，其中，所谈多为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新民学会原始资料》，第6页]听了这些名家的谆谆教诲，大家都觉获益良多。这件事儿，也让毛泽东在会友中，赚足了面子。

进北大后，除了向名师讨教，毛泽东还和几位学生，成了挚友。比如，北大学生朱谦之，就对毛泽东的影响不小。毛泽东也回忆说，“当我还在彷徨找出路时，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为此很受影响。那时，一个叫朱谦之的北大学生常来看我，并和我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3页]

而毛泽东的同乡——北大学生邓中夏，更是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俩在一起时，不仅经常交流读书体会，还几次结伴到长辛店，对工人生活进行考察。毛泽东回湘后，组织学运受阻时，又是邓中夏的鼎力相助，才让他重振旗鼓，成了湖南学生运动的灵魂人物。

另外，毛泽东在北大，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据说，毛泽东和杨开慧相爱后，开慧不仅常来看他，与其谈天说地，生活上，也对他照顾不少。比如，脏衣服拿去浆洗，带些好吃的，为其改善伙食等等，闲暇之余，俩人还常在一起，到各大公园散心漫步，欣赏美景。

忆起这些情景，毛泽东也不禁慨言：“在故宫的庭院里，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梅花的盛开。我还看到杨柳倒垂在湖岸边，枝头上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了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4页]

当然，在这场惊世之恋中，应当承认，开慧对毛泽东的眷恋，则更为深切，以致多年之后，说起这段恋情，她仍充满深情地写道：“我是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和日记，我就深深爱上了他。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就有了一个新的意识：我觉得，我除了为父母而生之外，就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也一定要去同他共一个命运！”[杨开慧遗墨手迹：《从六岁到二十八岁》]

终上所述，工作上，有上司体恤；学习上，有名师指教；交往上，有好友相助；如今，又有了爱情的滋润，大家的想象中，此时的毛泽东，一定会春风得意，十分满足。然而，就在朋友们，为他的成功着陆，纷纷庆贺之时，他却毅然决定，不在北大干了，听说此事，同伴们都惊呆了。

对毛泽东要离开北大，目前常规的解释，是因为他突然接到了二弟来信，说母亲身体欠佳，希望他能回家一趟。所以，他才以母亲病重为由，向李大钊打了辞职报告。

对于这种说法，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毛泽东母亲身体沉珂，需要他回乡服侍，如果仅仅为了这件事，毛泽东向李大钊请个事假，回去探望一下母亲，不就行了，他干嘛非要与北大来个诀别呢？

另外，我们之前也曾讲过，毛泽东当初，之所以要离湘进京，赴法勤工俭学，除了留学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湖南的政治太失望了。因此，若不是他在北大遭遇了重大变故，他干嘛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到曾经厌恶的环境中去呢？

还有，最令人疑惑的是，此时，他正与开慧热恋，而辞职回湘，就意味着，俩人将天各一方，从此遥遥相望，所以，若非情不得已，他又为什么，连炽热的恋情也不顾，硬要弃北南去呢？

关于这些谜团，只要细细品味毛泽东的一些回忆，就不难看出其中的端倪。

前面说过，毛泽东开始要留北大时，新民学会曾交给他一项任务，那就是，在北京学生中，多发展一些新会员。为这件事，毛泽东曾主动地搭讪过罗家伦、傅斯年这些北大学生领袖，想通过与其攀谈，交上朋友，从而获得他们的帮助。在回忆中，毛泽东也承认，“在那些阅览的人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对他们有了强烈的兴趣，并试图与之交谈，共同探讨政治和文化上的问题”。[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谁曾想，这些人不但没理他的茬，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为此，毛泽东委屈地说：“当时，他们都显得很忙，推说没时间，实际上，是不愿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的南方土话”。[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关于这一点，萧瑜也证实说：“润之曾写信告诉我，像傅斯年、段希明、罗家伦这些人，在长沙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些人，说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然而，与之接触后，却让他非常失望。”[《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409页]

主动上前搭腔，人家也不理也就算了，最让毛泽东受不了的，是那些学生在平时的借书还书过程中，对毛泽东也是一副轻蔑的样子。为此，毛泽东愤愤地说，“因为我的职位低微，他们多数时候，都对我带搭不理。比如，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这些学生来说，我这个人，仿佛就是不存在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另外，国外的一本传记也讲，有一回，毛泽东去旁听某知名教授的课，因有不解，他就举手提问，然而这位教授，一见毛泽东是个生面孔，就问他是哪个班的，当听说毛泽东只是个旁听生时，教授则冷冷地说，他只解答那些在册学生的问题，而毛泽东并不在此列。当时，教授的这种态度，也让毛泽东十分下不来台。

试想一下，仅仅半年前，毛泽东还在被人簇拥爱戴，还是同学眼中的高人奇才。可来北大，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遭此屈辱，受此难堪，落差如此之大，他又怎能不深感伤心，倍感失落呢！